2018-08-17     

2018企业社会责任十大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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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宏辉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组织通过透明的、道德的行为,为其经营决策和运营活动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国际标准组织ISO26000,2010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已经走过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引进、理念接受、知识普及、认知升华等多个阶段,并逐渐迈向深层思考、本土结合、实践迭代的新阶段。从全球视阈来观察我国企业的经营决策和运营活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呈现以下十个新趋势:


1.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思维亟待明确
我们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呼吁企业要更好地回应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以更恰当的方式回应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不仅仅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最近一段时间涌现出来的“假疫苗事件”、房地产公司“塌楼事件”、互联网公司利用大数据“杀熟事件”,都在不断拷问我们的灵魂,质疑中国企业经营者是否真正理解商业文明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广大中国企业亟待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思维,众多中国企业家急需追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经营一家企业。
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在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经济、社会、环境这三重底线的基础上,在一定情境下所开展的组织活动与政策(Aguinis, 2011; Aguinis和Glavas, 2012)。显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简单地做秀宣传,不是单纯地搞慈善捐款,更不是闭门造车编写社会责任报告,而是要把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结合起来,要守住经济、社会、环境这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如果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却突破了这三重底线,只会落得众人讥笑、万众唾弃的下场。试想,那些生产假冒伪劣、质量不过关产品的企业,无法保障员工生产场所安全的企业,肆意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的企业,为社会制造诸多麻烦的企业,纵然赚取了丰厚的钱财,并打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旗号开展了诸多活动,也洗脱不掉“无良企业”的恶名。
企业需要追求经济利益,需要为投资人赚钱,但不以其道所得的富贵,是“得之不处”的。让我们重温默克公司创始人乔治·W.默克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药物是为人类而生产,不是为追求利润而制造的。只要我们坚守这一信念,利润必将随之而来。”忘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思维,一切都是空谈。1.新唐人亞太電視台-.jpg

 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引发社会热议。


2.“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风起云涌,但毁誉参半
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正在改变许多企业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改变企业的竞争格局和行业边界,也在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在最初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时就融入社会责任的基因,进而成为一家互联网时代的“天生社会责任公司”(Born Socially Rsponsible Corporate),与传统企业泾渭分明;“互联网+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传播速度不可思议,好的社会责任话题瞬间即成热点,迅速抓住受众的眼球;坏的社会责任事件也会立刻引爆全网,即成千夫所指。
社会舆论对互联网企业的质疑,不断提醒互联网企业新贵们,企业社会责任就植根于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之中。网民和消费者的喝彩声、赞叹声中也会伴随着嘘声和叫骂声,这些声音随着互联网一起迅速传播。对于这种混杂声音的感受,恐怕携程公司、今日头条、二更网络、抖音公司等诸多互联网企业还在咀嚼回味之中。
互联网时代促使人们更加容易深刻了解一家企业的经营目标和价值主张。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责任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社会责任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社会责任战略变得越来越重要(莫申江,2018)。“互联网+社会责任”正风起云涌,是大势所趋,也势不可挡。唯有因势利导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企业,方能在互联网大潮中笑到最后。


3.创业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结合方兴未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国新一代青年和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创业是指开创基业,需要创业者用拼搏精神将某些资源用于生产商品、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以及开展新的商业模式。创业往往与锐意进取、艰苦奋斗、敬业敬职、勤俭节约等精神特质紧密相联。创新是指人们为了发展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和条件,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的、独特的、有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从本质上来讲,创业、创新都强调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都重视对人类所拥有的资源的新颖性、合理化运用,都与企业社会责任密切相关。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创业公司、创新企业的商业模式中包含着社会责任的元素。以摩拜单车为例,通过单车内置的GPS+智能手机进行定位、二维码进行快速解锁、移动支付、无处不在的布局、低成本和便利性,摩拜单车自2016年成立后迅速成为中国创业公司、创新产品的现象级标杆。摩拜公司所主打的“科技+环境友好”的交通出行模式,解决了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大幅减轻了公共交通压力。根据该公司公布的数据,2017年年底,全球每天有超过3000万人次使用摩拜单车出行,摩拜用户骑行总里程超过182亿公里,已累计节约碳排放量超440万吨,相当于每年路面上减少了124万辆汽车,相应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1.94亿美元。如此靓丽的数据,似乎在证明这是一个创新创业与社会责任完美结合的案例。
但是,共享单车行业在资本催化下野蛮生长,诸多负面新闻接踵而至,例如,片面追求市场份额、罔顾城市承载能力、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不履行管理承诺的无序竞争、不诚信行为,进而被消费者投诉,被有关部门点名通报和严厉批评……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许多创业、创新公司,也许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它们的商业模式的设计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闭环,欠缺的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度思考和躬身践履。想象一下,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没有社会责任和伦理思考的商业运作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
创业需要激情,创新需要冒险,创业创新更需要与社会责任相伴而行。

3.目前上海市场共享单车总量在170万辆左右,可正常使用的单车不足60%。图为上海一个堆满废弃自行车的临时停车场。(Getty Images).jpg

 堆满废弃共享单车的临时停车场。(图/Getty Images)


4.嵌入式社会责任活动受到普遍重视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项目范围涉及教育、健康、就业、公共卫生、住房、城区改造、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在每一个领域,不同的企业所实施的项目可能多达几千个。纵观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演进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往往被认为是企业的一项额外活动,是企业关心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Scalet and Kelly,2010),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独立于企业的运营活动的,企业普遍采取“外挂式”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但是,随着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SR)、责任竞争力(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等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企业开始认识到社会责任实践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之一,精心选择、运作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以帮助企业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尤其是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著名的价值链分析框架中注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元素以后(Porter and Kramer,2006,2011),学术界和企业界更是明确了把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高度落地到具体业务环节中的行动方法。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社会责任嵌入到其运营与管理之中,“嵌入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受到普遍重视。从实践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嵌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议题嵌入模式,企业将拟实施的社会责任议题(如环境、健康和安全议题EHS、与产品关联的宣传教育、供应链管理、本地化发展等)作为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开展日常运营活动的同时,投入资源来开展这些社会责任活动。第二种是管理嵌入模式,企业将社会责任的总体目标经过分解后嵌入企业管理活动之中,通过具体的管理行为来推动组织自上而下落实社会责任要求。比如,将社会责任的理念和要求嵌入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架构设置、公司治理安排、人事管理、流程管理之中,推动企业系统的构造模块来反映社会责任要素,满足社会责任实践的要求。第三种是认知嵌入模式,即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心智模式中嵌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其思维模式中的固有一环。显然,企业管理者在日常管理活动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认知和态度,或者说他们是否真的在意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直接影响其经营决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营造企业的伦理氛围、形成利益相关者管理导向、决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项目选择和活动取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Godos-Díez et al.,2011)。员工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也是影响社会责任项目能否真正落地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某一具体的社会责任项目,员工是真心认同、全心投入,还是嗤之以鼻、敷衍了事,其实施效果肯定是云泥之别。
这三种嵌入模式,分别解决的是“战略目标的问题”“管理制度的问题”和“人的认知问题”。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始于战略,成于管理,终于人事,嵌入式社会责任活动受到企业界的普遍重视。


5.社会企业、共益企业等新型组织形态逐渐兴起
近年来,与企业社会责任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简称B-Corp)等新型组织形态逐渐兴起,并呈现旺盛的生命力。在学术界看来,社会企业、共益企业是“组织形态连续光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位于光谱最左方的“非营利组织”和最右方的追求经济利益的“纯商业组织”的中间,是兼具盈利性与社会责任的企业形态,是将传统的企业特征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新型组织形式(Hiller,2013)。
社会企业是指那些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投资者创立这种企业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自己赚取利润,而是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投资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采用竞争性的商业模式获取资源、决策并运作,投资者在收回投资之后也不再参与分红,盈余再投资于企业或社区发展。简而言之,社会企业就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自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建“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并成功经营50多个社会企业之后,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社会企业家们以无限创意和热情去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我国,社会企业正在兴起,从能源再利用到绿色出行,从日常用品的安全检测到对公益人的贴心保障,我国的社会企业正在探索自己的经营模式,为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贡献力量。5.博群大講堂】尤努斯:盆景樹下小錢莊.jpg

穆罕默德·尤努斯


共益企业是由2006年在美国创立的共益企业实验室(B-Lab)最早提出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自2007年首家美国企业被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以来,共益企业实验室所认证的共益企业已经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130多个行业的2200多家企业(张厚明,2018),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来自欧美国家,目前中国有9家。共益企业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企业使命的表达往往采用均衡型模式,强调企业使命中的竞争领域、成长目标与价值形象表述与企业所处的社会系统的价值期望、价值诉求与价值规范相匹配,使命陈述中表现了价值目标的均衡化、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和企业经营的共益化。第二,企业的管理决策逻辑和实际经营活动既要追逐“有目的的利润”,也要创造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将共益企业看作是在一个市场运行的场域中所创建的业务实体的话,它是为了企业利润而设计的,但却包含着追求公共利益的要求,这里的公共利益并不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而是企业对社会具有积极的价值创造功能,它要求组织运行同时追求股东收入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
从实践来看,社会企业和共益企业有效地融合了目前已有的营利性商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等组织形态的优势,它们都力求在平衡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形成可持续商业模式,推动公共社会利益与私人部门利益相互交织、共同发展。尽管这类企业的成长之路还很艰辛,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企业和共益企业的成长空间非常广阔。


6.绿色金融初露端倪
鉴于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企业需要与金融机构进行多方面的业务往来,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近年来,绿色金融在我国初露端倪;尤其是在环保压力骤增的背景下,绿色金融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要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资、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合进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针对企业的具体金融服务中,绿色金融要特别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企业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更加方面、优惠的金融服务。其中,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s)是最有代表性的绿色金融准则,它是2002年10月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国家出台多项政策的引导下,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普遍对发展“绿色金融”都比较热心,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又面临着诸多的障碍,如绿色金融简单异化为“绿色信贷”、绿色金融业务风险较高但收益偏低、企业绿色信息披露不完善、环境会计发展滞后、绿色识别技术能力不足、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等。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主体,主动拥抱绿色金融都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

7.拼多多上市.jpg

 2018年7月26日,拼多多在上海敲钟上市。


7.社会责任投资引人注目
最近爆发的“拼多多上市事件”,使国人对社会责任投资有了切身的体会。拼多多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在创业三年后能够顺利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而且市值竟然高到令人咋舌的250亿美元,创造了又一个资本市场上的商业神话,一切可谓顺风顺水。然而,在这本该高调庆祝之时,却遭遇到了网民的疯狂吐槽。网民对拼多多涉嫌售卖假冒伪劣商品,涉嫌对那些碰瓷、抄袭、山寨知名品牌的商家放任不管的经营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慨,也对这种罔顾社会责任的公司居然能够在纳斯达克上市表示不解和疑问。很快,关于拼多多公司的各种负面信息充斥网络空间,加之公司回应不利,投资者开始抛售拼多多的股票,上市后仅仅数日,市值就急剧缩水了80亿美元。同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上海市工商局就媒体报道的问题对拼多多展开调查,这更是给刚刚上市成功的拼多多造成很大打击。
这是社会责任投资在市场交易选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警示我们,那种认为社会责任投资还离中国投资者很远的观念已经过时。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SRI)是一种特别的投资理念,即投资人在选择投资的企业时不仅关注其财务业绩方面的表现,同时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传统的选股模式上增加了企业环境保护、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量,是一种更全面的考察企业的投资方式。当代西方社会责任投资起缘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50年的发展,社会责任投资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据估计,社会责任投资占到美元专业管理投资资产的十分之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于1999年还专门编制了一个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DJSI),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个方面来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参考。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责任投资还可以细分为三类投资策略:筛选(Screening)、股东主张(Shareholder Advocacy)和社区投资(Community Investing)。简而言之,持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不仅仅关注所投资的公司是否赚钱,还关注该公司怎么赚钱,以及赚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当投资者的社会责任感与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规则结合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又多了一层压力和动力。


8.企业社会责任经理阶层日益壮大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不断传播和社会责任实践的迅速发展,一个新的管理岗位——企业社会责任经理或社会责任主管(CSR Manager)——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盛行。在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中,甚至还设立了首席责任官(CRO,Chief Responsibility Officer)或首席伦理官(CEO,Chief Ethics Officer),专门负责处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决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当企业进行重大投资决策、并购决策、市场进入决策、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时,都必须得到首席责任官或首席伦理官所领导的相关委员会的批准。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都设置了社会责任管理岗位,社会责任经理阶层也日益壮大。根据商道纵横公司的调查数据,42%的受访企业建立了CSR专职部门。考虑到国资委、上交所、深交所对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设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岗位已经是我国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组织架构上的常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企业所设立的社会责任管理岗位的名称各有差异,既有首席责任官、首席伦理官、首席绿色发展官、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也有社会责任经理、社会责任主管、社会责任与品牌传播经理、社会责任与公共关系经理等,不一而足。总结来看,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收集、整理、分析与企业发展有关联的内外部信息,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2)设计、执行与传播企业社会责任项目;(3)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处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突发事件;(4)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是这些社会责任经理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种子在中国商业环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发展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如社会责任岗位职责的边界如何才能更加清晰?社会责任职业经理人如何调试心理压力?如何提升社会责任职业经理人的知识、技能和胜任力?如何规划他们的学习提升与职业发展路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受到更大程度的关注,企业对社会责任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技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不断提高社会责任经理阶层的可持续发展胜任力,是一个日益显现的重要任务。

9.新华社照片,西安,2018年5月3日-西安:青年创业热让古城焕发新活力-西安“木有话说”工坊的创始人李龙在进行木制品打磨(4月13日摄)。1992年出生的李龙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酷爱传统木工活,2015年大学毕业后,他将自己的爱好转变为创业动力,在西安成立了自己的“木有话说”木工坊。.png

2018年4月13日,西安,工坊创始人李龙在打磨木制品。青年创业热让古城西安焕发新活力。(图/新华社)
 

9.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不断扩展
随着企业竞争格局的改变和企业生态圈概念的演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正如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格局早就不是一家企业与另一家企业的单独竞争,而是整条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许多企业开始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也不是自己一家企业的事情,而是整个生态圈的事情。
有许多企业在构建社会责任生态圈领域做得非常好。例如,国际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的“金蜜蜂”实践值得点赞。在大自然中,蜜蜂有其独特的生存模式:蜜蜂采蜜时散播了花粉,让自己受益,也造福了其他物种;更重要的是,授粉后的植物又给蜜蜂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使之进一步受益。受此启发,巴斯夫施行了“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巴斯夫主张以一家大企业带动三家合作企业,向供应链上的三类伙伴——供应商、客户及物流服务供应商——传授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并通过由合作企业将这些理念和方法向利益相关方传播的辐射效应来促进供应链的共生共赢。巴斯夫利用其资源优势和技术专长,通过现场参观、研讨会、实地演练、辅导机制等方式来帮助其合作伙伴承担社会责任,并要求合作伙伴再影响其他三家合作企业,从而实现社会责任生态圈的构建,追求企业之间的共同成长。英特尔(中国)公司也在构建社会责任生态圈的过程中积极探索。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英特尔公司通过采用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方式,帮助和扶植中国软件、硬件及信息服务等个体企业发展,促成这些个体企业间互利合作;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特别注重运用专业优势和资源来帮助和扶持社会责任生态系统中的弱小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公益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英特尔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调研还发现,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有许多企业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而自动走到一起,相互交流如何诚心对待企业员工、真心对待合作伙伴、全心对待顾客用户。他们彼此欣赏,携手前行,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当这些生态圈进一步扩展并形成强大的辐射效应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工作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10.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呈多元化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涉及面很广,工作内容千头万绪,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能力,是不可能搞好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从实践来看,几乎所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加高效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但是不同企业管理工作的侧重点不一样,使用的管理方法不一样,达到的效果也各有差异。
一般来说,构建一套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是该项工作的基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是指为了确保企业履行相应社会责任、实现良性发展而开展的相关制度安排与组织建设,主要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日常管理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企业社会责任业绩考核体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建设体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可以有差别,但是企业首先得有这一套体系,否则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就无从谈起了。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我国许多企业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并形成一些颇具特色的、多元发展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有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侧重于处理内部的员工关系,有的则注重与媒体、社会公众打交道,有的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有的则主要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利益相关方交流沟通。据悉,南方电网公司最近对其社会责任管理部门进行了重新定位,调整后由公司宣传部管辖,其管理工作的重点也相应地调整为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宣传、交流和沟通。我们期望更多的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来开展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管理工作,以形成百花齐放的社会责任管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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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辉,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商务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商务管理系主任、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伦理·管理论坛”常务理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第十届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课题6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出版专著1部,公开发表中英文论文90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企业成长与战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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