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罗屿       2017-02-15    第485期

那些史上最糟的性描写

从1993年开始,英国《文学评论》会评选出一年一度的“最糟性爱描写奖”,向那些在畅销书中把性事写成“田垄”“花洒”的作家致敬。其初衷是:促使作家去掉那些荒诞且不明所以的性描写,让文学中的性爱干净、节制、污得优雅。

0 0

并不是每一个文学奖项都会让作家心甘情愿前去领奖。就像去年年末,仍在“老地点”伦敦“进进出出”酒吧(In And Out Club)举行的一年一度“最糟性爱描写奖”颁奖礼,现场虽有400余名嘉宾向获奖人——意大利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艾里·德鲁卡举杯祝贺,作家本人却没有出席。相较于主办方“这个奖项于他而言无异锦上添花”的颁奖词,德鲁卡也许更喜欢《卫报》的耿直评价:“这奖人家宁可不要。”

“最糟性爱描写奖”是由英国知名文学杂志《文学评论》于1993年创办的严肃奖项,意在提升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格调,“促使作家和出版人把那些荒诞的、肤浅的、没必要的性描写,剔出他们本来健全完好的小说”。

无论获得“最糟性爱描写奖”提名,还是经过众多评审一再品评荣登榜首,对很多大作家而言,都不是一种特别的荣耀。于是很多获奖人和德鲁卡一样,选择在颁奖礼上不现身。比如获得2014年大奖的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瑞在一份写给主办方的声明中直言不到场的理由:“获奖很有趣,但不太有面子。”而已故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2008年获得“最糟性爱描写奖”“终身成就奖”后,虽然嘴上表示把这个奖和曾经得过的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看得一样重,但却借口伦敦雾蒙蒙的天气只会加重自己恼人的牛皮癣,因此,就不飞来领奖了。

据说“终身成就奖”是主办方为厄普代克量身定制的奖项,因为此前他已连续四年借着书中那些“不是嫖妓就是通奸,甚至公媳乱伦”的性文本获得提名,可最终总是被更强的对手击败。主办方认为,厄普代克获得“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因为能连获四次提名,表示他“常年表现稳定”。

至于德鲁卡为何赢得2016年大奖,评委们看重的并非那些类似“她推着我的臀部,暗示我可以进入”的直白描述,而是他在一段性描述中打了个不明所以的比喻——把生殖器比作“踮起足尖”的芭蕾舞者,“在空中停悬”。

其他进入2016年“最糟性爱描写奖”候选名单的作品,评委会并没有给出详细的入选理由,但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中的性描写在评委眼里,都和“芭蕾舞者”这个比喻一样难解其意。比如珍妮特·埃利斯的畅销书《屠夫的钩子》中,有一个关于“田垄”的比喻:“他的手来到我的胸前,我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迫不及待。我的手滑向他的背部,沿着他的脊柱,像是干旱田地里拱起的田垄……”而汤姆·康纳利《男人像空气》中的一段性描写,则充满了对一张证件照的莫名执念:“他看到她牛仔裤后兜里的护照随着她吮吸的节奏,上上下下地动着。他弯腰越过她的后背取出护照,防止它掉到地板。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本能还是驱使他看了一眼她的护照照片。”

干净清爽的作品,却要生拉硬拽些多余且不知所云的性描写。

从1993年到2016年,“最糟性爱描写奖”已经走过23年。有人发现,将性爱描绘得太过荒诞,是很多文学作品最终能够上榜的原因。比如2013年的获奖作品、马尼尔·苏里的《提毗之城》,作家不仅在性描写中引入了太阳系和原子核,另外还写到“为了庆祝我们突破第四颗星,全世界的统计员纵情欢乐”,实在让人看得云里雾里。2010年的获奖作品、爱尔兰小说家罗维·萨默维尔的《她的形态》,以两只昆虫的性交姿态形容人类性爱——“像鳞翅目昆虫骑在硬皮昆虫上,他用生硬的针钻进她。”至于美裔法国作家乔纳森·利特尔在小说《仁人善士》中,则将女性私处比作独眼巨人库克洛普斯,他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的大奖。

但这些描写和诺曼·梅勒的作品相比,还是略显平淡。梅勒遗作《林中的城堡》曾获2007年“最糟性爱描写奖”。他在书中先是费了大量笔墨描绘精子、卵子的相遇——“每个孤独的精虫,都游走于子宫的汪洋,那卵子大得就像巡洋舰。”之后,他又把男性性器官,描写成“柔软如一团粪便”,而男女交媾则像恶魔附体后的群魔乱舞。即便书中这番云雨后孕育出的结果将是希特勒,评审们还是认为,梅勒的手法实在缺少文字美。

能和梅勒的“粪便”比喻比肩的,或许是2005年的获奖作品——英国美食评论家贾尔斯·科伦的首部小说《温克勒》。书中,作家凭着“奇异想象”,把男主角的阳具写成“像掉到空空如也浴缸中的‘花洒’,弹来弹去的”。评委们表示,正是那个过于激动的花洒,令科伦独占鳌头。另外,他那些长得没完没了的句子,扭来扭去,就如那个花洒一般。

“最糟性爱描写奖”一路评下来,评委们越发搞不懂,作家们本来干净清爽的作品,为何非要生拉硬拽些多余且不知所云的性描写。

伟大作家却写出拙劣性文本,是因他们过着禁欲谨慎的生活?

作家们笔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性文本,不仅“困扰”了各位评委,甚至让一位情爱写作老手很忧心。莉莉·哈莱姆曾写过30部以性欲为主题的小说,就在本·奥克瑞凭《魔幻时代》中一段被称作“打开电灯开关”的前戏描写获得2014年“最糟性爱描写奖”后,哈莱姆忍不住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介绍自己的写作心得。在她看来,那些久负盛名的大作家在性场景的描写上实在是“想太多”。哈莱姆建议,在描写实际行动时,作家们不该只是用类似“恒星爆炸”一样羞答答的比喻遮掩事实,“如果你想写好性,你得来真的”。

和哈莱姆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小说家莫妮克·罗菲,罗菲曾写过一部名叫《他的吻》的性爱回忆录。在她看来,描写性爱场景和描写其他场景没什么两样,就是写自己知道的事情。她认为性爱描写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常常来源于作者脑中那些幼稚而虚幻的春梦或者某部乏味的性爱肥皂剧”。哈莱姆和罗菲的言外之意或许是,很多伟大作家之所以贡献出拙劣的性文本,是因为他们正享受着禁欲谨慎的生活。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无数亦真亦假的八卦消息,都表明文学家们的生活可不只是安静、沉思和乏味写作,他们也有性爱、暴力和各种怪癖。比如,据说托尔斯泰曾在新婚之夜强迫他 18 岁的新娘浏览自己的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他和其他女人的性经历;巴勃罗·聂鲁达20多岁出使南洋,身无分文地醉倒在烟花柳巷,靠着崇拜者的接济才缓过劲来,他还把这些事美滋滋地写入自传,至于他那本著名的、糅合性与爱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美则美矣,却通篇都是欲火焚身般的文字;巴尔加斯·略萨同样不得了,80岁高龄时向65岁的西班牙社交名媛伊莎贝·普瑞斯勒求婚,而此前他先是娶了自己的姨妈,离婚后,又娶了表妹,虽然与姨妈的婚姻只维持了8年,但足够支持他完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震动一时的小说;至于乔伊斯,据说这位作家有一个特殊爱好——醉心于女人身上的气味,他甚至喜欢看女人的脏内衣。另外,乔伊斯写给与他长年相伴的情人诺拉·巴拉克尔的情书中,充斥着各种露骨的性爱描写,这些都是他俩曾经经历过的,或他希望和她一起经历的“情节”。

这样来看,哈莱姆和罗菲对大作家们禁欲生活的猜想有些立不住脚。另外,她们给性描写提供的、所谓“来真的”的建议,也未必符合“最糟性爱描写奖”评委的看法。就像哈莱姆,这位每部小说性爱场景可以多达15场、每一场都要用6000余字描述的作家,她的作品一开始就不在大奖的评价范围,因为“最糟性爱描写奖”有规定:不评价色情小说。而哈莱姆等众多情爱写作者的走红,刚好也证明了“最糟性爱描写奖”存在的必要——如今,性描写似乎是畅销小说的“标配”,只需看看E.L.詹姆斯的《五十度灰》性爱三部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自问世以来被译成51种语言,全球卖出1亿多册,便证明了性已成为文学作品当之无愧的卖点。然而,就像“最糟性爱描写奖”评委们所强调的,“滥性”,恰是“烂性”产生的根源。

脐下三寸,历来是创作者最钟爱的部分。

其实,西方色情文学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的讽刺诗和闹剧中便记录了大量的咸湿笑话,它们更像今天所讲的“黄段子”。15世纪时,欧洲历史上第一本“淫书”在威尼斯诞生。这部名为《姿势》的诗歌集,包括16首诗,每首诗都配着一幅插图,诗歌和插图的画面直接描绘了男女交媾场面。《姿势》问世后,马上被列为禁书。因为以当时的社会标准,书中的内容简直“罪不可恕”,但和现代作品相比倒也不过尔尔。“分开腿儿惹人看,压断老娘肋骨俩”,已经算最露骨的描述。

《姿势》虽然被禁,却在民间隐秘传播,甚至出现许多仿本。在意大利浪荡才子卡萨诺瓦那部著名的回忆录中,曾提到将法国驻威尼斯外交官的情妇勾引上手的故事。卡萨诺瓦写到,在几次幽会中,自己模仿了外交官情妇房间里一本插图书上的各种动作,那本书正是《姿势》,他们二人甚至就此进行了一次讨论。情妇认为这里的姿势多半很难实施,有的比较乏味,卡萨诺瓦基本同意她的观点,只是觉得其中有四种值得一试。

在法国语言学家多米尼克·曼戈诺看来,从16世纪开始,整个西方主要的色情创作都集中在了意大利和法国,到了18世纪,法国的色情作品风靡整个欧洲,而这段时期也是色情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作家小白看来,18世纪的法国色情文学,其实承继了古代色情故事的“淫秽传统”。

在《表演与偷窥》一书中,小白就提到了18世纪时法国某些“手抄本”文学的诞生过程,比如一位名叫杜白蕾的夫人,她的一个高胖男仆,“每天早上出门打听各种八卦消息,把它们记录在门厅桌上的大本子上。客人按时来访,阅读这些新鲜热辣的‘故事’,有所听闻,则再添油加醋增写几行细节。不久男仆从中看出商机,他到外省寻觅这种‘手抄本’的读者,一个月六里弗银币,按时派快递急送。他又让人按照抄本再抄复本,以广生意,他雇用的抄手也开始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据说这生意最火爆时,每次在巴黎和外省能卖出一千七百五十份抄本”。

不过小白在考证后发现,当年法国写作者们在描述性时,语言其实并不丰富。有作家会让男主角说:“Eh!…Eh!…Eh!…tu me tues…ar…rête, je me…meurs.”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他自己“快被杀死啦,快死掉啦”。有作家则让女主角直接喊道:“放进去。”而这句简单直白的描述后,作家却写了一大段冗长的“编者按”:“像所有精致的读者一样,我们讨厌一个上等贵妇说话这样粗俗,我们恳求智慧而且有如此阅历的读者提供给我们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个漂亮的短语,既不减弱语气,又不粗俗。我自己试过几次都不成功。”

随后,这位因词穷而向读者求助的作家,又列举了几种18世纪初色情小说通常使用的说法:“完成凯旋吧” “赶紧打败我吧” “把我带到尽头吧”。这位作家怎样也不会想到,后人会在性描写中加入“粪便”“花洒”“田埂”等种种奇怪比喻吧。

文学中的性爱,不应成为作品卖点,而要干净、俭省、污得优雅。

古今中外,作家们对性爱描写为何一以贯之地乐此不疲?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很多作家都认为,情与性是人性的底色。没有什么比最私密的性,更能衡量出人性的压抑与张扬、邪恶与美好、堕落与升华、做作与真诚。就像有人在张爱玲那些字简句净的情色描写中,读出了人的孤独、迷茫、怀疑、隔绝与荒凉;而亨利·米勒在提到《北回归线》时则说:“这不是一本书。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

常年执着于描写情色场面的渡边淳一说过,性描写会耗去自己巨大精力,因为“性是小说中最难写的部分,写得不好就显得猥琐、下流。具备写作能力的作家,才能把此情此景的美写出来”。

然而,究竟何为美,什么才是好的性描写?

多米尼克·曼戈诺在《欲望书写》一书中提到,好的情色描写应充斥着大量的“纱”,从而营造出朦胧的效果。这位法国学者以“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刺激性的文字”《金瓶梅》举例:“其中所谓的性爱描写,通常都是隐喻式的。比如一段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情的画面:灯光影里,鲛绡帐内,一个玉臂忙摇,一个金莲高举。一个莺声呖呖,一个燕语喃喃。好似君瑞遇莺娘,犹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恋蜂恣,未能即罢。正是:被翻红浪,灵犀一点透酥胸;帐挽银钩,眉黛两弯垂玉脸。”在曼戈诺看来,这样的性描写显然是为有文学修养的读者而作:不仅用到中国文学中常用的“莺声”和“燕语”来比喻行床时的响动,还用到元杂剧《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典故来表述鱼水之欢。而其中象征心心相印的“灵犀”一词,则出自李商隐的《无题》。

不知英国人设立的“最糟性爱描写奖”,在衡量何为好的性文本时,标准是否与曼戈诺一致。但这个“不饶恕文学大咖、不放过过世作家”的大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文学创作者的一种提醒:不要把性当作卖点,写得轻率随意信马由缰。文学中的性爱,要干净、俭省、污得优雅。正如作家阿娜伊斯·宁在一篇反对赤裸裸的性描写的文章中所写:当性爱变得露骨、呆板、过火,当它变成一种机械的沉迷,它便会失去所有力量和魔法。


0个人收藏
广告
最新评论
新周刊网友
热门文章
HOT NEWS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