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宋爽       2017-03-01    第486期

叶永青:只有大理才安魂

大理代表的是一种最符合城市人需求的乡村。它能助长一个人过平凡生活的勇气,使之不再对缺乏功名利禄的人生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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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青出生在昆明,老家在大理,在地球上绕了一圈之后,他还是回到了大理。用他的话说,“那里才安魂”。

很多功成名就的中国人,即便老家满眼衰败颓唐,也不能阻止他们绵长隐秘的念想。故乡很奇怪,它提供光鲜之外、野心反面的东西,这些东西背离日常诉求,甚至经常被忘得精光,但正由于它们朴实,所以很难令人腻烦厌倦。“北京能抒发很多东西,那儿有很强的亮光、很大的立场、很多的能量。它激动人心。但大理就是乡村,这是它的全部价值。”叶永青说。

叶永青眼里的传统乡村,是衰败的,“连人都没有”。“那些衰败的乡村,除了生产功能以外,已经成为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没有人会把那些地方看作可以持续生活的家园。乡村已经没有创造力了。”但大理不一样,这个古老的乡村里有现代化的生活,有超前于北京上海的新思潮,有前卫的年轻人,同时也不缺柔和的光线、成片的植被和真挚感人的东西,简而言之,大理代表的是一种最符合城市人需求的乡村。

北京就完全是另一副样貌了。对于叶永青而言,北京无非是名利场。躁动、喧嚣、野心涌动,有无数的机会、见不完的名流,这座城市流光溢彩,应有尽有,但对于外乡人来说,总还是少了点什么。

“大理人过的是一种日子,是一种仪式化的生活。我家阿姨有一天跟我说,‘叶老师,今天是个日子’,我说什么日子,她说要拜观音菩萨。然后,过两天,可能又要拜地藏王。这些都是一个日子,都是有讲究的。你说烧香有什么用,没用,很多习俗都没有用;可这就是乡村,它会让你一天一天地过生活。”

大城市能助长一个普通人的野心,往好里说是催人上进;像大理这样的村庄,则能助长一个人过平凡生活的勇气,使之不再对缺乏功名利禄的人生感到恐惧。

“中国人这一百年都在走向现代化、城市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每个人都忙作一团,我就想,人不能慢点吗?可是没人回过头来看一眼。那些你出发的地方才能让灵魂得到慰藉。那种更完整的生命体验,我不可能在巴黎、伦敦或者其他地方获取。”

回归田园的冲动通常在体验过“外面的世界”才会产生。当年轻人使出浑身解数想一头扎进新生活的巨浪时,是不会想这么多的,没人需要“慰藉”这种拖后腿的事。人们要的就是往前冲,往上爬,得到之后再得到更多,直至躁动散去。

上世纪90年代,叶永青已经崭露头角。他在伦敦、慕尼黑、巴黎、新加坡办过画展,也在欧洲旅居过一段时间。但真正让他在圈外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次网络事件。

2010年12月,一篇题为《给大家欣赏一幅名画<鸟> 售价25万人民币》的帖子出现在天涯论坛,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这个鸟是不是怀孕了?”“这是洗钱啊!”“我在幼儿园的时候都画得比他好。”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声浪似乎从未如此高涨。叶永青拍出100万元的作品《伤痕》更是引发网友的集体模仿热潮,跟帖中随处可见网友在电脑上用Windows画图程序创作的仿伤痕体画作——几条乱七八糟的红线,并写道:“我这张只要一万元。”

《顶层》杂志曾经为叶永青“叫屈”,因为那些粗陋的线条,“由一个个极小的三角形墨块精致组合而成”。而叶永青想表达的无非是举重若轻,借此达到“对陈旧绘画方式的嘲讽”。他心里清楚,普罗大众没精力去细细琢磨艺术家刻意营造的荒诞感及背后的价值,人们之所以议论,无非就是因为钱,因为他们觉得这并非物有所值。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网络事件意外成全了一次艺术和民众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了其间的鸿沟有多么难以逾越、金钱的价值判断作用有多么强大而单一。这样的冲突还是有价值的。

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叶永青总是用“云南范儿”那一套来应对,也就是不紧不慢,喝着普洱晒着太阳,一副好山好水好生活的做派。他回归得很彻底,早就不那么躁动了。

“大理原住民和在大理长期生活的人,世界观很简单,要么是客人,要么是我们。所以,在大理要尽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客人。要知道,客人永远都要被宰的。”

这种情况没能维持太久,十年间,大理早已风云突变,来自内陆的新兴中产阶级携带着对诗意、新鲜空气和异域情调的需求来到大理,这群人数量之众,以至于在“客人”和“我们”之间,多了一个群体——“新移民”。

这些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不只是想简单地找个地方住、融入当地生活,他们刚安定下来就准备改造这里了。“价值观、钱、新思想,全都涌入大理,这些新移民想在大理大干一番,他们想改天换地。”叶永青说道。

在叶永青眼里,回归自然的东西都相当脆弱,简单的东西会被复杂打败,或者说,一张白纸最容易被画脏。几年时间,洱海边已“面目全非”,房子像笋子一样从地里蹿出来。“整个洱海就像镶了金边一样,叫黄金海岸线。所有的资本都来了,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像世界公园一样的东西。”

每个新移民都想把奇思异想塞进这座古老的小镇。“有些年轻人想在大理做艺术节。我说大理不需要艺术节,这些东西超出了生活本身,你做个集市倒是可以。大理不需要这种城市化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留给北京吧。”

“坏例子到处都有,好例子还没看到。”叶永青很无奈,“总是出问题,要么是环保、排污或者跟当地村民的合同出问题,要么就是人们急于把这里变成下一个北京。”

看上去平静的大理已经开始充斥拉拉扯扯和恩怨情仇,这让叶永青感到沮丧。“所以,我不做事,谁家咖啡烧得好我就去谁家坐一下,多买两杯。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为了什么都不干。”

但大理还是在一片混乱之中生长出一些东西,它成为艺术家、中产阶级、诗人、音乐家的聚居地。这和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左岸、60年代的纽约格林威治村甚至北京798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我所说的反叛者聚居。这些地方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场地,而是精神气脉,就像北岛那帮诗人待过的白洋淀,或者'85新思潮之后的圆明园和东村。”

但这个聚居地正在走向没落。大理变得太贵,寂寂无名的艺术家和追逐闲情逸致的新兴中产正在流失。大理因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气息而兴,资本涌入和过度商业化则消耗了一切。

叶永青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要持续散发活力,需要那些和钱无关的东西。“我们只长出了一条腿,就是市场,另一条腿没长出来。单腿跳跃总有一天会累死。”

“单一是不会有未来的,多样性才是这些社区的价值。社区的消失,因为它最终演变成类似于成功学的东西,优胜劣汰,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被淘汰了。谁成功呢?就是符合市场标准的人。大家都在一个碗里吃饭,多样性消失了,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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