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让·布赫达涅    2017-07-01    第494期

匹兹堡和米兰的华丽转身:如何修活一座城?

盘活与修复一座旧城,就像拿起手术刀,在城市肌体上做个手术:做得好,兴许能成就一段名城故事;做不好,代价则是一次“毁城”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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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街巷伤疤,修城市名片。”“开墙破洞”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让北京不再允许被“折叠”。海外城市走过的“城市修复路”,中国城市这回还得重走。

从匹兹堡的华丽变身,到毕尔巴鄂的“一馆兴市”,从苏荷区震惊纽约的细部突变,到“麻雀变凤凰”的班加罗尔,盘活与修复一座旧城,就像拿起手术刀,在城市肌体内外做个手术:做得好,能成就一段名城故事;做不好,代价则是一次“毁城”的事故。城市修复堪称一门技术活,这技术到了一定段位,也许还真能升华为某种艺术。

很多城市只是好个面子,在本能地通过教育、科技、艺术等挽回城市面子的过程中,“城市修复术”应运而生。

旅顺憧憬成为“东方布达佩斯”,鞍山偷师匹兹堡,山西城市群的目标则是:上演一回“中国版鲁尔区”“野鸡变凤凰”的传奇蜕变。

目光向西。在西方城市变迁发展史中,“城市修复”已成一种趋势。

匹兹堡三十年前走过的路,恰恰是中国东北部城市如今正在尝试迈过的一道道坎。当年顶着“美利坚钢都”的头衔,匹兹堡遭遇了环境、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烦恼,但它采用的城市修复术非常奏效:用教育为城市“美容”。面积150平方公里的匹兹堡,却拥有近10所世界一流大学。高等学府让城市肌体重新恢复弹性,怪不得匹兹堡当时的市长理查德·卡利久里说:“我们要成为世界主要的研究中心,也要成为服务与零售中心、健康护理中心、器官移植之城,以及高科技之城。”

匹兹堡用教育甩掉了“钢都”帽子,纽卡斯尔通过有趣的掌故和狂热的球迷打赢了“形象保卫战”,毕尔巴鄂更是用一座古根海姆美术馆完成了城市形象的逆袭。不同的城市各有各的“形象修复术”。很多城市只是好个面子,在本能地通过教育、科技、艺术等挽回城市面子的过程中,“城市修复术”应运而生。

而那些在时代变迁和产业转型过程中疲态尽显的城市,亟需通过“自我修复”来再现“名城”“首善”和“长子”当年的风流。那些在修复城市形象过程中探路的西方城市,多半已在工业革命、产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告别了破败与陈旧,以更加文艺和宜居自居。匹兹堡、伯明翰、纽卡斯尔和毕尔巴鄂们“修复有道”,海外“煤都”“钢都”“工业重镇”的城市修复经验,也许能为中国部分城市提供一些可效仿的范本。

“旧厂改造”建筑在开创全新生活理念的同时,通过细部突变,为所在城市实现“内部修复”提供了更多可能。

与修复城市形象的宏大主旨相比,处理那些隐藏在城市细微处的“污点”和“疮疤”明显轻松不少。废弃的工业区、闲置的厂房在被施加“修复术”后,极有可能华丽转身为艺术区、小花园甚至创意空间。

上世纪中叶还是工业区的纽约苏荷区(SoHo,South of Houston Street)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里的厂房租金低廉,空间庞大,很多满脑子天马行空概念的艺术家都对这儿情有独钟。但二战后纽约制造业迅速衰落,这里也迅速变为“工业废墟”。1959年,纽约政府希望在苏荷区修筑一条铁路,但遭到苏荷区所有艺术家的反对,曾在那儿挥洒下青春和才华的安迪·沃霍尔、劳森伯格等人都希望捍卫这片难得的艺术净土。

美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让苏荷区露出未来“贫民窟”的潜质,因此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危险。这倒也间接开启了“工业废墟逆袭变身艺术社区”的好戏。苏荷画廊、新美术馆和艺术长廊的计划被艺术家们提出,这种“艺术救社区”的思路后来被引用至中国,于是才有了北京798、广州红专厂等艺术社区。苏荷的艺术家们的发声和抗争,激活了纽约城市肌体内部那块还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废弃厂房和闲置社区似乎已经提前嗅到了艺术的气息。

六七十年代之交,纽约市长林赛明确表态将以立法形式确认苏荷为文化艺术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种在今天看来已是套路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被正式确立。高雅艺术与大众消费融合,不仅促成了苏荷在纽约城市文化和艺术社区领域的“神级地位”,也让苏荷摇身一变,成为能与“帝国大厦”“世贸中心”比肩的纽约现代化新地标。

“旧厂改造”这一“修复术”在发达国家兴盛起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旧厂 、旧船被改造成一个个文化创意园、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观光旅馆甚至艺术博物馆。这些“旧厂改造”建筑在开创全新生活理念的同时,也通过细部的突变,为所在城市实现“内部修复”提供了更多可能。

于是你会看到英国某处废弃了近百年的厕所,被成功“修复”为一个三明治吧(Sandwich Bar),厕所里的白瓷古董小便池和抽水水箱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特色物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你也会看到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萧规曹随”般地沿用前任总统蓬皮杜的思路,把塞纳河左岸废弃的奥赛火车站改造为如今已举世闻名的奥赛博物馆。这种成本低但文化艺术价值颇高的城市修复术,由发达国家传向次发达国家,由大城市蔓延到小城市,在西方城市修复发展史上,已成为一种新趋势。

关于城市理念的个性化修复才是最高级的修复。

《金融时报》评论家埃德温·希思科特曾这样定义城市:“城市注定是创新的场所、创意的孵化器,因为来自不同地方和社会阶层的人在这里互相碰撞,为创意和发明创造了空间。”

有趣的创意能够激发城市的活力,也能促成一座城市的不朽。在米兰身上,“城市修复”的概念不是像匹兹堡那样期望向过去看齐,也不是像纽约苏荷社区那样变废为宝,而是通过创意思维,创造出一种城市新概念,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城市修复”。形象的修复意在为城市正名,肌体内部的修复是为了查漏补缺,理念的修复是最高级的修复,是让创意思维倒逼城市变革,促使城市实现个性化的完善。

在理念修复方面,米兰是榜样。新城市主义倡导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曾在《城市的胜利》中这样形容米兰:“工业让意大利和米兰在二战之后实现了复兴,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力量,让米兰在20世纪70年代流失了大量人口。不过在当前的这个时代,创意比机器设备更有价值。今天,米兰有四分之三的工人从事服务业,米兰如今已是一个时装中心。”

于是,那些在奢侈品界呼风唤雨的名字侵袭而来:詹尼·范思哲来了,缪西娅·普拉达来了,米兰城的定位变得清晰无比—艺术圈里的艺苑之都,时装场上的时尚之都。“就米兰而言,设计天才所做的一切远远不只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服装和手袋的出口方,还让它居住起来更加有趣和刺激,让它成为一个消费和生产的地方—这是城市走向成功的另一条路。” 爱德华·格莱泽这样感叹道。

尽管在1905年成了印度第一个街上用上电灯的城市,班加罗尔在印度城市群中的地位却始终低于政治首都新德里和经济中心孟买。直到政府为其贴上“IT高科技产业基地”的标签,班加罗尔才在印度城市群中脱颖而出,被称为“印度硅谷”。在爱德华·格莱泽看来,正是通过时尚、IT等极具个性化的标签,才让本来并不起眼的米兰和班加罗尔鹤立鸡群。有了对米兰和班加罗尔进行的城市个性化修复,才有了如今的“世界时尚之都”和“印度硅谷”。

五城修复术

No.1印度班加罗尔

修复基础: ★★★

修复难度: ★★★★★

修复效果: ★★★★★

班加罗尔的故事是典型的“乌鸦变凤凰”的故事:从当年只是航空航天事业基地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了坐拥航空航天、IT、外包服务、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明星城市。班加罗尔把“城市修复”的概念玩到了极致:要玩就玩票大的,干脆直接把城市标签彻底换掉。原来这里叫“印度二线城市”,现在成了印度绝对一线城市,它的城市标签上写着“印度硅谷”。

No.2 德国鲁尔区

修复基础: ★★★★

修复难度: ★★★★

修复效果: ★★★★

上世纪30年代,全球有1/6的钢产自鲁尔区。30年后,美国和东欧廉价钢材和器具入侵德国,鲁尔区瞬间减工减产减员。鲁尔区的修复术很简单:把“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变为“自下而上”的城市产业自主修复。鲁尔区由此实现了自我蜕变,在后工业时代又一次成为德国的明星区。

No.3 美国匹兹堡

修复基础: ★★★★

修复难度: ★★★★

修复效果: ★★★★

匹兹堡是全世界所有内陆城市的榜样,在城市形象修复和产业整合方面,没有城市比它更典型。这座之前以钢铁工业为主导的资源型城市,通过教育和人才的一点点修复,逐步转变为一座以高新软件、人工智能、生物制药为主的新兴城市。它的转变和修复或许不如班加罗尔那样专注,却在各领域都能绽放得更加多元。

No.4 西班牙毕尔巴鄂

修复基础: ★★★

修复难度: ★★★★

修复效果: ★★★★

毕尔巴鄂是一座依靠“建筑兴市”的典型的修复型城市。弗兰克·盖里为这里带来了一座古根海姆美术馆,也让一座传统工业城市华丽变身为艺术城市、文化城市和旅游城市。在美术馆的“修复术”到来之前,毕尔巴鄂充其量不过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制铁工业城市;城市修复后,这里已成为全世界文青和背包客的聚集地。

No.5 新加坡乌节路

修复基础:★★★★

修复难度:★★★

修复效果:★★★★★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乌节路在修复前,曾因车道过多而屡被市民诟病。就在今年,吉隆坡政府决定对这条主要商业街进行修复,使乌节路不仅是购物天堂,还要有实力与世界级著名街道相媲美,修复的主要手段是在其中一个十字路口试验让行人可交叉过马路,并在经禧路与乌节路交界处的乌节格林(Orchard Green)开设一个“设计孵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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