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新周刊   勒蒂塞尔    2017-07-15    第495期

特色小镇:赏心乐事谁家院?

中国城市化的“拿来主义”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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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正在进行时”。

 中国城市发展的“过去时”既丰富多彩,又效率惊人:通过高度竞赛,解决了高与低的问题;通过行政扩容,解决了大与小的问题;通过拆旧立新,解决了新和旧的问题。

回到当下,特色小镇希望解决的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城市的品位问题。

不过,当“念乡镇”“古韵小镇”“创意园区”“××小镇+”这些“千镇一律”的小镇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我们很难不对各城市一哄而上建特色小镇的现状感到担忧,至少中国城市为特色小镇强行玩概念、造名字的能力,在现阶段远超对城市的规划、培育和创新能力。

单以对特色小镇解读的深度而论,浙江是全中国的榜样。

翻看历史,这情况似曾相识:10年前的2007年,民企扎堆的珠三角专业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产业集群,佛山、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领衔下的404个建制镇,构成了珠三角叫板PK长三角的巨型专业矩阵(镇);而今,浙江的一个个产业不同但都独具特色的小镇,扛起了“新时代专业镇”的大旗。

当珠三角疲于高喊“制造业转型升级”时,浙江的特色小镇矩阵(镇)已经开启了一个“新专业镇”的大时代。

点开浙江特色小镇官网上的“小镇地图”,你可以遍览那些产业不同且风格各异的特色小镇:杭州主打以智慧、云栖、云制造为主的移动互联网牌,温州集聚台商、时尚制造甚至森林氧吧等门类,舟山玩起了渔业和禅意的概念,绍兴主推最具特色的越城黄酒小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杨柳勇曾把特色小镇分为两类,一类是传承历史的,以及浙江其他的丝绸、茶叶、旅游等特色产业(文化)小镇,比如绍兴的黄酒小镇;另一类是创新未来的,比如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杭州云栖小镇、乌镇互联网小镇等。

财经评论员叶檀则认为,浙江汇聚了中国目前最成功的特色小镇集群,而在这一众小镇中,乌镇是“特色小镇蛋糕上的红樱桃”。她认为这种由行政推动让渡到市场主宰的发展模式,可以成为国内城市创办特色小镇的一个绝佳仿效案例。“乌镇既是文化运作模式,也是资本运作的成功案例。小镇里的原住民与游客,都能在传统的外观中,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看来,浙江的特色小镇经验为全国特色小镇的建设指明了一条路:“特色小镇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其产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发展起来,自发形成,并不是由政府推动。”

不过与特色小镇的“浙江模式”相比,更多城市在建特色小镇的路上越走越偏。曾有人总结过特色小镇的五种死法,分别是:没有策划、生搬硬套、过度超前、只玩概念和盲目选址。如果用一句话精练概括一下,那就是:在对特色小镇毫无概念的前提下,很多城市只看见成功小镇的风光和政策红利,于是开始在工期上赶进度,在定义上玩概念,等到在城区远郊圈下某块地后,脑袋一热大腿一拍决定:“就是这儿了!”

就特色小镇的选址原则,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曾有过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就好比开餐馆,你如果菜品多,做出的菜味道好,那不管你开的店离城市多远,总还是会有人光临的,因为别人愿意花费时间成本去品尝;如果你炒的菜没什么特色,你就应该选择离城市近一点。”

不管怎么说,建特色小镇如今已成中国城市发展新趋势。住建部在去年7月提出,到2020年培育出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

这么多的小镇被建起后,将构成一幅怎样的城市风景图?有人曾给已建成的特色小镇进行了一次盘点: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小镇卖概念、卖情怀,新中式建筑风格小镇卖茶、瓷器和丝织品;欧式风情小镇不是扎堆的奢侈品店,就是待建的商品房;文化旅游小镇专门开民宿“蒙”外地人,智慧小镇就是微信可以扫码付款;与乡土田园相关的园区“潮”,与欧美名字沾边的小镇都很“土”……

特色小镇,会是中国城市化的又一个“拿来主义”样本吗?


当年“胆大包天”的尝试,如今在浙江“遍地开花”

采访/赵渌汀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新周刊》:近年来特色小镇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热门话题,你看好特色小镇在中国的发展吗?

陆铭:建特色小镇本身是好事,尤其是当“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出现在你眼前时,那些冷不丁带点特色和耍点个性的地方反而会让人眼前一亮。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特色小镇的建设现状与初衷之间存在差距,当前的情况值得担忧。

我的观点是:不应对特色小镇进行过度解读,对它在中国经济体量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我们不能太乐观。你想想看,比方说一个特色小镇有5万人,你哪怕建1000个这样的小镇,到头来能有多少人?我们不能对它盲目乐观。


《新周刊》:有一种声音认为,建特色小镇就是在变相搞房地产,一些工业园区借特色小镇之名,行起了建工业园区之实,这是不是你所说的令人担忧的其中一点?

陆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但我不同意武断地认为绝大多数特色小镇都在开发房地产。

中国人有个习惯,总喜欢给人或事贴标签。“特色小镇”这个词,难道就应该成为某种城市化建设的固定模式吗?当然不是。有些小城市的建设不一定有什么特色,但只要有相应的生活和居住需求就行。

如果能够通过搞房地产、建工业园的方式来带动小镇的复苏和崛起,又何乐而不为呢?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陆铭:所有问题归纳到一点上,就是很多事情不是靠市场去推动,而是靠行政规划去推动,这能建好宜居住、上档次的特色小镇来吗?

我们有太多制度上的束缚,比如土地流转问题。我曾去过美国的一些特色小镇,其中有很多都是旧时大艺术家、大文学家的居住旧址,很多有能力的美国人就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做艺术展览,做互动分享,让小镇的知名度和凝聚力不断提高。

但我们国内的特色小镇,很多都还是农业用地,而像这种农村宅基地的流转,目前还没有放开,按照目前的制度和法律条文,只允许村民之间进行流通买卖,这就严重地限制了资本下乡。没有资本下乡,就没有那些可以传递的艺术情怀和温情故事,小镇在提升自我品位和附加值时就会非常缓慢。


《新周刊》:所以培育特色小镇时,需要在哪些方面格外注意?

陆铭:首先一定要确立一个观念:特色小镇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兴起的,是依市场而兴的城市产物,不是靠红头文件的下达而建立的。

同时,我们得注意一下城建过程中“特色”和“距离”的关系。那些没特色的小镇,就应该尽量建在离市中心较近的区域;而那些能够依靠自身产业和城市特色吸引人的小镇,大可以远离都市的喧嚣,因为越是独具特色、独具个性、独具差异性的小镇,人们就越是愿意承担因为距离和金钱而产生的成本和消费,这一点上乌镇就做得不错。


《新周刊》:以乌镇为代表的浙江特色小镇群,目前算是国内比较成功的特色小镇案例了。你怎么看待特色小镇的“浙江模式”?

陆铭:浙江模式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也正是由于这些最初可能被认为是“胆大包天”的尝试,让浙江这几年来的特色小镇遍地开花,随口都能列举出一长串案例:绍兴有黄酒小镇,南湖有基金小镇,温州有台商小镇,杭州有西湖云栖小镇,台州有智能模具小镇……这些小镇的特点很鲜明,有些地方依托独特的历史人文情怀,有的则是依靠专业化、个性化的生产为特点,这里面乌镇做得比较突出,比如承办起了互联网产业大会,也有一年一度的话剧节、戏剧节。

特色小镇为什么能在浙江实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根本就在于完全按照每座城市的特点而自然发展,没有什么明显的行政干预和政府推动。


 《新周刊》:和国外特色小镇相比,国内的特色小镇还有哪些差距?

陆铭:国外的特色小镇,多是在承袭传统强势产业的基础上,强化自己的优势领域,比如有专门以刀具闻名的刀具小镇,还有皮具小镇、专产玻璃制品的小镇。

大城市掌管着重要制造和服务业,绝大多数的小城镇能提供的是旅游和休闲服务。这时,这些以刀具、皮具和玻璃制品闻名的小镇,就可以静下心来向游客展示那些有历史厚重感的物件,讲述那些沉淀城镇情怀的故事。这样玩才有趣,这才是有趣的小镇,才是有特色的小镇。

目前来看,浙江模式是在往国外的这条路上走的,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内地其他城市办的特色小镇都还很盲目,都是政策甫一出台便一哄而上,之后要不就是单纯依托景点发展旅游,要不就是一门心思做产业,特色小镇的品位附加值一直都没有跟上。


《新周刊》:国内建设特色小镇的风潮,是不是“拿来主义”式的城市建设?

陆铭:我觉得不是。拿来主义是照搬其他人或其他地方的经验,国内城市建特色小镇如果能吸取国外经验反倒就好了。怕就怕这些城市一看见政策利好就一哄而上,被行政的指挥棒牵着走,最终忽视了最最重要的市场力量。对自己的城市特点、产业布局和文化阶层如果都不了解,一座城市怎么能建好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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