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谭山山       2017-09-01    第498期

LP创始人惠勒夫妇:在这颗孤独星球上行走

这个星球既是可爱的, 也是孤独的。 旅行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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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观看世界的方式,这是人们对LP创始人托尼·惠勒和妻子莫琳·惠勒的评价,也是今年2月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终身成就奖”给惠勒夫妇的理由。

LP,全称Lonely Planet,是惠勒夫妇上世纪70年代创办的旅行指南品牌。创业早期,LP以“出版那些没人去过的国家的旅行指南”独辟蹊径,并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不管那些目的地听起来多么奇怪且不像是真的,但只要LP出版,总会有人买。”相较于被称为业界的“摇滚明星”,惠勒夫妇更愿意被称为“指导奇怪的人去奇怪的地方的专家”。

美国作家塔德·弗林德(Tad Friend)是LP的追随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带着LP开始为期一年的亚洲之旅。他入住LP推荐的酒店,去LP推荐的餐厅用餐,对他来说,LP是不可或缺的,“它教会了我如何孤独而又自信地走遍世界,正如它教会整整一代人那样”。

旅行作家赋格也是。1992年夏天,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LP的《尼泊尔》,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到加德满都。在尼泊尔,他遇到许多年轻西方游客,几乎人手一册LP,“简直像一种特殊组织的街头暗号”。

在那个“嬉皮士像动物大迁徙一样环球旅行”的年代,惠勒夫妇出发了。

1972年7月4日,托尼和莫琳开始了他们筹划已久的跨越欧亚大陆之旅,目的地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一辆花65英镑买的旧车,一本BIT指南(当时伦敦发行的一种旅游指南油印小册子,由旅行者在路上发来的“旅途来信”编辑而成,多姿多彩,但真假参半),以及400英镑的旅行支票。出发时,他们向托尼父母宣布:“我们一年后回来。”但他们没有兑现诺言。

那是一个“嬉皮士像动物大迁徙一样环球旅行”(赋格语)的年代。惠勒夫妇抵达土耳其时,第一次感受到东方文化给予的巨大冲击,之后每穿越一个亚洲国家,震撼逐渐升级。在阿富汗,他们来到嬉皮之路阿富汗段的“震中”——喀布尔的西吉(Sigi)咖啡馆,坐在地毯上喝着薄荷茶听音乐。据说,平克·弗洛伊德周一在伦敦发布的新专辑,周五就能在喀布尔听到。在马来西亚,莫琳坚持认为边检官在他们护照上盖的“SHIT”字样是“Suspected Hippies in Transit”(疑似嬉皮士过境旅客)的缩写。在巴厘岛,他们看到路旁流水像瀑布一样从山坡上跌落,美丽的当地女子就在飞流下沐浴,裸着上身,周围则是开满木槿花和鸡蛋花的树,那景象美得不真实。

1972年圣诞节前夕,他们终于抵达澳大利亚。在埃克斯茅斯的海滩上,他们拍下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张照片。边检官问他们来旅游还是移民,二者区别不大,移民的话可以得到三个月的免费医疗保险——两人立刻决定选移民。由此,英国人托尼和爱尔兰人莫琳成了澳大利亚人。

最终,他们来到悉尼时,几乎身无分文,只剩下两毛七。这个“两毛七”的故事对托尼来说,是一切事情的原点。日后,当他撰写《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他最先写下的,就是他翻遍所有口袋,只找到总值两毛七的一些钢蹦儿的那一幕。

“要记录一切,我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走得更远、更高、更辛苦,但这也很难。”

将跨越欧亚之旅的体会写成第一本旅行指南《便宜走亚洲》(Across Asia on the Cheap)、创办LP,只是一个冗长、时沉时浮,还掺杂着感情危机的创业故事的开端。

惠勒夫妇都是典型的嬉皮士,他们散漫不羁的个性,奠定了LP的基调。比如,他们不是没考虑过遵循正常途径,把书稿拿给出版社出版,但最后还是决定,不需要出版社,自己来出书;再比如,LP这个名字来自托尼的一个口误——他在哼唱马修·穆尔的《太空船长》时,总把“曾经我旅行,穿越天空。这颗可爱星球,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一句歌词里的“可爱星球”(lovely planet)唱成“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用“lonely planet”来为出版商命名,不够商业化,也不够严肃,但足够有个性。

自己调研、自己撰稿、自己画地图和排版、自己跑发行、自己去提货……这是惠勒夫妇经营LP初期的常态。整个公司的步调,就是“试试看”,一本接一本出指南、卖指南,并没有周密的规划。1993年,LP的成功让它成为商学院的分析案例,当墨尔本商学院的一个学生小组要求看看他们的“流程图”“分级结构”时,惠勒夫妇都觉得好笑:“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是,LP是两个疯狂的嬉皮士+旅行上瘾者创立的嘛,托尼·惠勒甚至要求旗下作者用“性感的语言”写旅行指南——比如在一个国家用什么方式表达“我讨厌你”。

作为一对生活伴侣兼工作搭档,托尼是主脑,负责提出创意、制定方向;莫琳则是执行者,在旅行中负责安排所有的细节,在公司的发展中提供精神支撑和事业保障。托尼会觉得莫琳不够灵活(“她总是会不停地确认酒店细节,预订的机票是不是晚点了,机票的座位号是什么,永远知道自己的护照放在哪儿。当然有条理大部分时候是好的,但有时也会缺乏惊喜”),莫琳则觉得托尼太没有计划性。

两人个性的差异,难免产生冲突。2016年接受《旅行家》杂志采访时,莫琳仍记得一次难忘的不快经历:1977年,她和托尼为更新《鞋带上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 on a Shoestring)进行调研。他们乘深夜列车前往槟城,在等待穿过海峡直达乔治市的渡轮时,她几乎站着睡着了;下了渡轮,她因为极度疲劳而啜泣,走路也有点踉踉跄跄。托尼抓住她的胳膊,在她耳边低声警告道:“走直了,海关的人看着呢,他们会以为你吸毒了!”托尼的反应则是:不记得了,即使说过这话也是开玩笑吧。

正是在那一次旅行,莫琳开始怀疑,之前那种自由自在的旅行将一去不复返。“我们不再简单地跟随好奇心的指引和我们财政状况决定道路,我们有目的,我们要为相似的旅行者描绘路线图。我们将这个责任看得非常严肃。要记录一切,我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走得更远、更高、更辛苦,但这也很难。”

莫琳的困惑还在于,LP是否主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她本来相信托尼和自己可以有各自的事业:托尼成为旅行作家,她成为社会工作者,合在一起时就是出版商。但如果她和托尼在工作上不再有交集,两人的关系可能就没法维持。在LP和自己的事业追求之间,她选择了LP。1980年年初,尽管怀着孕,之前还流过一次产,她还是和托尼一起踏上了印度之旅。因为,托尼认为,推出《印度指南》对LP的持续成长是极其必要的。

《孤独星球》杂志副总经理崔晓丽的看法是:托尼和莫琳两个人是互补的。两个人不论少了谁,事情都做不下去。

“旅行让我们遇见和理解别人,在存在着如此多愤怒和误解的今时今世,旅行比从前更为重要。”

旅行指南写作者听起来像个浪漫的职业:飞来飞去探索不寻常的地方,寻找完美的旅馆和最棒的美食,仿佛永远在度假,而且有薪水拿。但托尼说,其实未必,旅行指南的调研工作是以极其紧张的节奏进行的,没有时间慢慢享受。“书上用‘细沙被清澈透明的海水拍打着’来描述一处海滩,对作者来说可能意味着匆匆赶到海滩,跳进水里试一下水温,然后又匆匆赶往下一处海滩。”另外,“指南书的调研通常是一种孤独的求索,不利于维系恋爱和婚姻关系”——这应该是托尼的有感而发吧。

LP发展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旅行指南之一,却不免面对这样的指控:它“LP化”我们的星球——人们开同样的车,穿同样的鞋,吃同样的汉堡,用同样的旅行指南,世界因此变得无聊乏味,千篇一律。甚至有人说,跟着LP旅行就像去逛超市,它的权威推荐,反而剥夺了更多旅馆、餐厅的机会。而在托尼看来,对LP的误解之一,是像使用操作手册一样使用LP。“它是本旅行指南,不是计划书。”他时常这么指出,但好像无济于事。

赋格则表示:“我把这套书看作一个见识丰富的旅伴,随时可以向它取经,但好的指南书从来不是‘攻略’更不是‘圣经’,它应该扮演良师益友的角色,让读者在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能领悟旅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对,传达价值观,这正是托尼·惠勒一直坚持的东西。他在《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中讲了一个小故事:2006年年初,他在伊拉克北部安全的库尔德地区旅行了一周。在埃尔比勒,一个和大马士革争夺最古老城市头衔的城市,他在库尔德纺织品博物馆的访客登记簿签完名不到5分钟,就被馆长拦住了。馆长说:“你是LP的吗?我们一直在等着LP派人来这里呢。”

“旅行让我们遇见和理解别人,在存在着如此多愤怒和误解的今时今世,旅行比从前更为重要。”这就是托尼·惠勒所理解的旅行的意义。

2007年,惠勒夫妇把LP卖给BBC环球,退出了LP的日常运作。目前,他们名下的Planet Wheeler基金会主要参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系列公益项目。退休后的莫琳终于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艺术项目,成为墨尔本艺术节主席;托尼则是全球遗产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离开LP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对旅行的热情,托尼说道:“如果我不能每年都拿下一些新的目的地,我会对自己失望的。”

他们仍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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