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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财       5017-10-15    第501期

从平民到海盗

汪直本是普通商人,后期转行做了海盗。其余头目亦是如此。普通成员则是沿海失业居民,发展到后来,“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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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是和我堂哥聊天引发的。我说倭寇犯华时,有一群背祖忘宗、助纣为虐的中国人冒充日本人鱼肉中国人。他说这并不奇怪,现在也有中国人冒充日本人。我哥已经迈入苍老,心花已转为眼神老花。身体原因使之与演艺界渐行渐远,山形健和毕福剑分不清楚是可以原谅的。

倭寇犯华是事实,有中国人做带路党也是事实。《明史》中的记录俯拾皆是:“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入倭。”“倭每来寇,为之乡导。其各岛诸倭岁常侵掠,滨海奸民又往往勾之。”“广东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无不引倭为助。”若只是向导,倒也情有可原,但事实上这支侵华武装里主要成员是中国人。《明史·日本》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兵部侍郎郑晓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刑部尚书王世贞甚至断言:“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这个犯罪集团里中国人不但比例强大,而且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其中最知名的汪直,“与其党王滶、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挟倭寇为雄”。陈懋恒女士上世纪20年代汇集数十种史料与地方志而成的《明代倭寇考略》一书中,收录了一份倭寇首领名单:主要头目18人都是中国人;次要头目46人里,日本人仅11人。陈懋恒的数据不是夸张。嘉靖年间浙江地区下至平民上至官员,几乎个个与倭寇眉来眼去,首辅严嵩的儿子、工部左侍郎严世蕃竟然也通倭,“龙文又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

汪直本是普通商人,后期转行做了海盗。其余头目亦是如此。普通成员则是沿海失业居民,发展到后来,“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这个庞大的犯罪集团的成因,源于明朝的海禁政策。朱元璋与张士诚火拼时,就有日本人资助张;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通倭叛国”是其罪名之一。这致使明初即实行海禁,“片板不许入海”。

起初海禁并不严格,渔船出海作业或通商,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嘉靖二年(1523)发生的“争贡之役”是导致政策收紧的关键事件。是年六月,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各派遣贸易使团来华,两团因为待遇不同引发内讧,其后大内氏贸易团沿路烧杀抢掳,“两夷仇杀,毒流廛市”,追击的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战死。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政府海禁,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明与日本的贸易中断。这便是“嘉靖倭患”最重要的成因。

靠海为生的渔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最初做的是走私。此时日本正是战国时代,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无行浪人徘徊于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走私者与其一拍即合,转而做起了海盗,“倭恃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为爪牙”。“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发展到嘉靖中后期,所谓 “倭寇”已经基本以中国人为主体。

总而言之,嘉靖年间所谓倭寇虽以中国人为主体,但绝不能排除真正的倭寇存在。只是所占比例确实不大,前文所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并非夸张。按冯梦龙《喻世明言》的说法,这百分之十的日本人,有些时候还是中国人易装的。“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跑题说下日本武士的秃顶发型,因武士作战时发髻散落会影响视线,戴金属头盔又压迫头顶,于是干脆将头顶头发剔除甚至拔去,久而久之,这种名为“月代头”的发型便流行开来。所以早前区分真假倭寇时,用网络名言即可区别:“是中国人就顶,是日本人就秃顶。”虽然后来这个分类法失效了,但如何区别真假倭寇并不难,从举止做派、服饰气质即可判断大概。我堂哥根据早年看片的经验,总结出分辨法:中国人脸上有马赛克,日本人腰上有马赛克。但据说最有效的办法是突然打一下,中国人痛了喊“呀妈”,日本人连爸也带上,喊“呀妈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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