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张金平   王炳乾(图)    2017-11-15    第503期

深圳的车道会走路

会走路的潮汐车道、绿色多乘HOV车道、“移位左转”……发生在深圳的这场“交通革命”,是一场关于道路和出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每个人都扮演了最适合自己的那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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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天,33岁的王乐升任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以下简称“深圳市交警局”)交通处道路管理科科长。

道路管理科算得上是深圳所有道路交通创新项目的策源地,全市所有交通组织的交通规划方案都要送到这里来审。从普通民警成为交管科科长,王乐开始了一段“被逼出来的创新”的职业新生涯。

而就在王乐开始职位进击的同时,深圳这座城市也完成了交通生态的一次自我革新。

交通升级迭代,会走路的潮汐车道横空出世。

 王乐将深圳在道路和交通方面的创新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模仿—创新—创造。

2014年9月28日早高峰(07:30-09:30)时段,位于福田中心区的新洲路开始实施“潮汐车道”智能控制方式:将车流量较小的南往北方向的最内侧,最靠近中央分隔带的一条车道调整为北往南方向通行。

这是深圳第一条“潮汐车道”。

在靠近医院、企业单位且住宅区聚集的新洲路,早高峰“潮汐交通”现象显著,进入中心城区北往南方向交通流量大,经常出现交通拥堵,而南往北出城区方向车流量则相对较小。

这样的交通特征,做第一条“潮汐车道”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第一条“潮汐车道”是复制了济南的做法。但这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司机看不清指引标志,需要交警带着才能进入。这被王乐称为深圳的“第一代潮汐车道”。

2016年9月12日,福田区下梅林一街潮汐车道开始启用,晚高峰自西向东通行。一个多月后的10月24日,国内首条快速路自动化潮汐车道在深圳布吉路启用。

每天清晨,在深圳地铁三号线草埔地铁站桥底,南往北方向最内侧的一条车道上,一辆深蓝色巴士警车像个能吃能吐的“怪物”,一边逆向吞进路边水马,一边又在内侧第一、第二车道之间放出水马,排出一条路障。此后,一排由北向南的车辆从这里穿梭而过。

这个“怪物”就是潮汐车道拉链车,是王乐费了很大力气才找来的。

王乐曾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美国金门大桥潮汐车道的视频,而他觉得深圳可以以此为鉴。于是他辗转找到金门大桥上行驶的拉链车制造商,但对方要价3000万元。由于涉及预算等实际问题,王乐最终打消了从国外进口拉链车的想法。他开始在国内找制造商。

王乐找到河北石家庄的一家机械厂。他把金门大桥潮汐车道的视频发给对方看,双方一拍即合。

“深圳有条会走路的潮汐车道,分分钟虐哭拥堵党。”

真正令王乐感到紧张的时刻,是拉链车正式上路前夕。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王乐每天下班回到家之后,洗完澡,穿上运动服就去了草埔地铁站桥底的马路。晚上十一点之后,路上的车少了,拉链车就开始进行试验,司机在前面开,王乐就跟在后面慢跑,通宵在那里来来回回,测量路线是否歪了,把道钉砸掉,把绿化带削减,反复磨合,以保证拉链车平稳推进。

整个项目做完,花了700多万元,王乐说,这个数字相对于拓宽一条道路已经非常小了。不久,济南、无锡、银川做了跟深圳一模一样的自动化潮汐车道。

2016年9月12日,福田区下梅林一街潮汐车道开始启用,晚高峰自西向东通行。

这条车道设置在下梅林三街至下梅林二街之间,这样就解决了司机进入潮汐车道后只能左转无法直行的问题。同时,在潮汐车道路口设置LED指示牌和控制标志,司机在进入路口之前就可简洁明了地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进入潮汐车道——这是深圳的第二代潮汐车道。

王乐将自动化潮汐车道称为深圳第三代潮汐车道,同时,这也是一条充满争议的潮汐车道。

王乐看到了网友针对这条潮汐车道“并没有什么用”的言论。作为一个从基层做起的交通警察,他认为自己对深圳的道路交通状况已足够了解,不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毫无意义。

直到有一天,潮汐车道拉链车出现故障,布吉关大堵车,被多家媒体报道。此时,王乐的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这说明潮汐车道的设置是有用的。

而潮汐车道的变化仍在进行。

2017年4月14日,深圳市交警局在深南大道南新路口至南山路口之间,启用了全国首条“遥控护栏+灯控”组合的潮汐车道,这也是第3.1代潮汐车道,它形似普通护栏,但底部电机带动四个滑轮。只要插上电源,护栏就可以随着遥控器指挥进行横向移动,在1分钟内实现潮汐车道的隔离切换。

有媒体甚至用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条自动化潮汐车道给这座城市带来的震慑力:“深圳有条会走路的潮汐车道,分分钟虐哭拥堵党。”

汽车对城市的蚕食过程是像老鼠那样一点一点地啃开始,但是这种啃会变成大口大口地吞。

王乐的办公桌上铺满了需要签字、汇报的文件。在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快速地反应并做出答复,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只有一个人的事情让他有些为难。

一个叫邓军的年轻父亲告诉王乐,自己一岁的孩子在9月生日的当天查出了神经母细胞瘤,目前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完成了第一期化疗,还有七期待完成。

邓军来找王乐的主要诉求是申请一张非深车牌通行证。

邓军一家住在深圳龙岗横岗,有一辆非深车牌代步车。根据深圳市交警局的相关规定,深圳儿童医院所在的福田区在高峰时段禁止外地车辆驶入。而邓军的孩子必须一直在低菌环境中,在化疗休养期间则需要每间隔一日去往儿童医院验血常规。

同时,邓军需要上班养家,所以他必须赶在早上8点之前将孩子送往医院,然后再赶回去上班。这样一来,其他的替代工具几乎没有,若是违反规定行驶则需要接受罚款。因此,邓军找到了王乐。

按规定,非深车牌的通行证一般只开给特定的企事业单位。王乐无法当场决定,他表示会把邓军的申请书交给领导,共同商议,并留下了邓军的电话。

话题又回到交通治理上来,王乐主动提及了深圳高峰时段限外地车牌进入中心区的事情。他从管理者的角度去解释,这是一座城市随着车辆不断增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否则就是大家都堵在路上。

王乐在2003年刚来深圳时,深圳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在60万辆左右。而到了2016年年底,深圳市机动车保有量为323万辆,每公里道路车辆密度达到510辆,位居全国第一。

汽车终将蚕食城市?简·雅各布斯曾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解释过汽车不断地蚕食城市,并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汽车对城市的蚕食会造成一系列问题,一些人们太熟悉以至都不用解释的问题。蚕食这个过程是像老鼠那样一点一点地啃开始,但是这种啃会变成大口大口地吞。

王乐的办公室墙壁上有一大张深圳市卫星影像图,从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到深圳的交通网络,东西呈蛇形,南北呈漏斗形,原始条件并不好。

在城市建设之初,深圳道路规划设计者们就摒弃了建设大量立交桥的做法。30多年的发展,深圳已拥有7000公里的城市道路,全市道路交通的90%已经完成,再建设新的道路已经没有可发展的空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不断优化与改善,是当下要选择的路。

王乐把自己如今的工作形容为泥瓦匠,他正在做的事是修补城市。

2015年1月,深圳交警局和滴滴公司一起开了一个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圳交警想在深圳做出一条拼车车道,只有两人以上的车才能进入,提出了顺风车的概念。

2015年6月1日,滴滴上线顺风车功能。但交警这边却在流程上耽搁了,相比企业,王乐面对的是更复杂的沟通与程序要求。

2016年8月8日,深圳首条HOV车道(多乘车道)正式启用,此时,滴滴的顺风车功能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之中。不过这条HOV车道全程用的是绿色的标线。

其实,在新版《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标准》中,规定HOV车道用长4米间隔4米的白线标示。

但王乐和他的同事有他们的考虑:老百姓不可能靠辨别线的长度来分辨多乘车道,所以线必须特别醒目,这条标线应该让司机明了,就算你从来没有见过,但至少可以知道这条车道是不能进的。另外,绿色蕴含着绿色出行的意思。

经过几轮论证,王乐坚持用了绿色标线。他认为,在道路上,只有黄线有明确禁止意义,那么,从法律效力上来讲,白线与绿线是没有明确差别的。

2017年1月20日,深圳交警与滴滴有了一次更为密切的合作。

从这天起,深圳机场网约车专用上客通道及配套设施正式投入使用。当时的深圳机场周边,没有接到单的司机开着空车游荡,网约车司机跟交警整天都在打游击。

深圳交警的办法是:用电子围栏划出一片专用区域,区域外的网约车无法接收订单。同时设置网约车专用上客通道及临时停候区。“说白了,深圳交警的大部分创新做法都是为了增加供给。”王乐总结道。

2017年10月16日,深圳交警在彩田—福华路口的彩田路南北双方向正式启用“移位左转”,这也是全国首个采取此种交通组织的路口。

地铁施工导致此路口的车道发生了错位,刚好符合“移位左转”的条件。

“移位左转”的原理解释起来十分复杂,外行人很难理解那些术语。不过对于司机而言,他们只需要做到两点,一是跟着箭头走,二是红灯停、绿灯行。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合理精准地利用地面空间,尽可能让单位时间内通过更多的车辆。

正式使用的第一天,王乐还担心司机会不适应。其实他的担心有些多余,大部分司机都很自觉地排队,按着指引拐进去。“也有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深圳道路上总是出现新设计。”王乐说。

“一通百通”是王乐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交通拥堵治理诀窍,为此他举了个例子加以说明:位于福田中心区的滨河新洲立交是一个四叶立交,每到高峰时段,经常会出现四叶锁死的状况。王乐选择了将其中一片叶子扒开一个口子,局部收窄多做一条车道的方式缓解拥堵。

“全国的立交桥,只有深圳是这么干的。”王乐说。

他把自己形容为泥瓦匠,而他正在做的事则是修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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