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赵渌汀       2018-01-01    第506期

一个“光棍村”的“冰与火”:海南贡举村纪事

自从被扣上 “光棍村”的帽子,海南贡举村在舆论漩涡中经历了冰与火。对村里人来说,“光棍村”的话题关乎全体村民的尊严和信誉,也反映着外部社会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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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尾岭下,一根鱼竿被拎起,又放下,再拎起,再放下……

咬钩的鱼瘦如泥鳅。曾繁浩瞪眼看了半天,把竿“啪”一甩。“你也单着吧?都不容易。”

鱼被抛回了田埂缝隙的泥沟里。

5年前,曾繁浩在贡举村的唯一爱好就是钓鱼。田埂间有四条平行的泥沟,他每天一个人拎着鱼竿甩来甩去,从一条沟踱向另一条沟。尖尾岭下有三条宽可过车的水泥路,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村里人搭摩的从旧村开向新村,从新村开去镇上,再从镇上转车去海口、三亚或外面更大的世界。

有人经过田埂时,曾繁浩通常都会跳出沟,围观好一阵子。夏天运气足够好时,他还能瞄几眼那些在摩托上微微扬起的裙裾。

5年前,36岁的曾繁浩还没有过性经历,他是父母眼里的“单身儿”,朋友口中的“烂仔”,村民每每家庭失窃时会习惯性想起的“那几个光棍之一”。在海南省万宁市的贡举村,他被“单身汉”流言追逐,也被“老大难”问题放逐。他说,除了钓鱼,他在村里再找不到乐趣。

2016年他跑去海口打工,顺便“找找乐趣”。他在一个建筑队熄灯的夜里滑开手机锁屏,发现有条“海南有个光棍村,外村人来都吓跑了”的推送,点进去一看,发现是自己的老家贡举村。

他立刻摁下一串号码,一接通就不由分说地冲那头乱喊:“老家成光棍村了?!”

“光棍村”火了,人心“凉了”。

曾繁浩事后说,自己一个单身汉质问老家“怎么成光棍村了”,这和小偷质问“我们团伙怎么就成贼窝了”一样可笑。他这个类比并不准确,不过在贡举村村民看来,“光棍村”确是堪比“贼窝”的“污点”。

他们拒绝把“光棍村”和当地淳朴的民风联系起来。据说贡举村里的人在每个孩儿牙牙学语时,都会摆起脸,眯起眼,复读机般反复念起村庄的前世今生:“你出生在贡举村,‘贡举’的意思是‘荐举人才’;贡举村有7个自然村,共有4000多村民,张田村是最大村;这里是海南东南部,管我们的是礼纪镇,礼纪镇再往上是万宁市,比万宁市更大的是海口市,比海口更大的地方才叫大城市;我们和神州半岛只一山之隔,尖尾岭是我们最高的山,做生意的地方叫贡举墟,古代讲学的地方叫贡举坡,青山环抱的是贡举洋;你生在革命老苏区,老苏区的人都本分实在,都是不招惹是非的老实人……”

“不招惹是非的老苏区”却在2016年猝不及防地“火了”。

“光棍村”走红的“幕后推手”究竟是谁,村里人也说不清。很多村民认为村里被扣上“光棍村”大帽始自2016年6月,法国《费加罗报》的一篇题为《中国贫困村庄里的单身汉》(En Chine, la misère des villages de célibataires)的报道,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在人口近5000人的贡举村,单身汉约有200人。在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教授、《村落里的单身汉》一书著者彭大松看来,“如果数字属实,(这个村的)单身情况非常严重”。

这篇报道的作者、《费加罗报》前驻华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至今仍能还原自己当时在贡举村采访时的画面:在淹没于耕地和稻田中的贡举村,三五成群的男人总是酩酊大醉,他们住处的衣架总是挂在一颗钉子上,小床上支起一顶蚊帐,顶上盖一层塑料遮雨布,以此来抵挡海南随时可能袭来的瓢泼大雨……

“张田村村长希望我报道一下村里的‘光棍问题’,这样贡举村就可以出名,更多年轻的姑娘就会来村里,帮村里解决‘这个问题’。”帕特里克说。他至今仍记得村长当时飞沫四溅的神情,高昂的情绪让帕特里克以为他“下一秒就会高吼一曲《国际歌》”。

贡举村果真就此一举成名。曾繁浩2016年从海口回老家过年,经常能在村头看见踱步的外村人,上前一问,对方都会含蓄一笑:“听说你们村光棍多。反正没几步路,就过来看看。”

“光棍村”火了,人心却凉了。关于贡举村被扣上“光棍村”这件事,村委会书记曾祥艳认为“纯属一派胡言,必当激浊扬清”; 住在村头的驼背老头表示“挖地三尺,也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张田村菜市场一个戴老花镜的卖菜老太则会扯下眼镜,再带你步行50米,然后在市场转角处停下,接着像老师敲黑板那样敲着粉刷有“男孩女孩一样好,人口素质最重要”的墙面告诉你:“男女一样多,男女一样好,这哪来的光棍?!”

曾繁浩却说,没什么光棍问题是一次婚姻解决不了的。

婚礼火了,“光棍村”凉了。

41岁的曾繁浩过完2017年春节就没再回海口。他结婚了。

用曾繁浩自己的话说,自己是“不愿再与华夏3000万光棍为伍”。3000万这个数字源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此前接受的一次采访。“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将造成‘光棍危机’,照此测算,到2020年,在20—45岁年龄段人口中,男性人口会比女性人口多出约3000万。”翟振武说。

41岁的光棍告别单身走向婚姻,这对自2016年起就深陷“光棍村”舆论风暴的贡举村来说,无疑是必须抓住的一根为己正名的“稻草”。

回想起这场对全村“意义重大”的婚礼时,曾繁浩觉得当时婚礼的操办的确有些破费:早晨五点不到父母就起个大早,招呼亲友杀鸡宰牛,联系乐团吹拉弹唱。让对联师傅把大红“喜”字写得通透清奇,把花生、红枣、莲子凑足,编成地方特色的“槟榔包”,再循“抬嫁”“还福”和“观音送子”等诸多乡俗,从旧村出发,途经全村境内最高峰尖尾岭,在田埂间最宽的大道上奏乐,在抵达贡举村村头时点炮。一场婚礼下来,曾家“砸”了30万。

“光棍都结婚了,那这还叫光棍村吗?”当天场面虽然一度混乱,但曾繁浩仍然听见围观的几个外村人在“贡举村”牌坊下的这番议论。

曾繁浩的婚事很是给贡举村“长脸”。很多村民说,那场婚礼是对“外面坏人”的一个回击。在这场火爆的婚礼过后,村里已经没人再去在意外界关于“光棍村”的说法。那些在村头点过的炮打碎了村里人对“光棍村”这个外号的执拗,那些在酒席上开过的白酒则浇灭了村里人对“光棍村”这个称呼不满的怒火。

单身汉风光办婚礼,这事在贡举村其实“可遇不可求”。村里很多单身汉承认,自己今后若能结婚,恐怕无法像曾繁浩这样风光,因为农村的婚姻就像一门生意,考验和检测着每户家庭的经济实力。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就认为,与其他领域相比,如今的婚姻市场可谓全面“市场化”:“以彩礼为主体的婚姻交换的经济成本一路狂飙,而附着的消费项目也越来越多,如婚纱拍摄、城镇买房或乡间建房、买汽车等。经济贫困之所以导致光棍的产生,原因在于择偶者无法承担婚姻交换所需支付的经济成本。”

曾繁浩自己也承认,除了两个已在海口嫁人不愿回乡的妹妹,他的父母如今只有他“一个孩子”。曾繁浩的双亲年纪都已过七十。41岁的“光棍儿”终于如愿成婚,父母自然不计成本地操办婚事。

“要么留下来打光棍,要么走出去扎下根。”

结婚那天,曾家在镇上置办下30桌酒席。酒桌上曾繁浩借酒兴说了一大堆话,他的新娘则在一旁捂嘴笑。曾繁浩说,她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她根本就不会说话,“她是哑巴”。

曾繁浩的这种情况在《村落里的单身汉》也有所体现。“低就、入赘、交换、举家合作,不管什么方式,只要结了婚,就是单身汉及其家庭最大的成功;过继、收养、抱养、借腹生子,孤独的单身汉,有个孩子,就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彭大松写道。

虽然贡举村村委会书记曾祥艳认为关于“光棍村”的争议早已结束—“现在哪个农村没几个光棍?”但对绝大多数农村单身者来说,燃起希望难,混日子却非常容易。在以农业养殖为全村经济动力的贡举村,下田劳作的大多数是中年人。“想赚钱的出去做生意了,体力好的出去搬砖了,有能力的去城里定居了。留给光棍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下来打光棍,要么走出去扎下根。”贡举村村委会一名不愿具名的委员说。

对“光棍村”的单身汉们来说,“留下还是离开”是个二选一的问题。不过曾繁浩是个特例。他出去过,但最终回来了。他在海口见过好些从其他县市走出来的女青年,“她们都不回去,不回乡下”。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在其著作《单身者舞会》中,通过与农民的深度访谈,阐述自己对于农村“单身汉现象”的思考:“所有女孩都纷纷嫁去城市,挣得一份20000法郎的工资,吃得好,住得好。她们不用再穿沾满泥土的木鞋了,她们能去电影院”“那些能够找到更好对象的人都义无反顾地走了”“农民的女儿知道农民的生活,她们对农民生活太熟悉了,所以她们不再愿意嫁给一个农民。每天清晨5点钟起来?即使她爱你,她也更愿意嫁给一个邮递员,你明白吗?”。

结婚后,曾繁浩不再去尖尾岭下的泥沟里钓鱼了。有时他去田埂间的土路散步,会看到很多从旧村开向新村,再从新村开向城市的摩的。当然,不时也有几个单身汉手握鱼竿,在泥沟里挥来挥去。曾繁浩以前总会凑上去,和这些单身同类聊上两句。现在他也会,只不过在临走前,总是不忘多留下句自己的劝告:

“要么忍,要么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曾繁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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