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赵渌汀       2018-04-15    第513期

反性侵运动和“母猪女郎”现象

“Me Too”反性侵运动让“女性身体”再次成为法国社会的热门话题。22年前,玛丽·达里厄塞克写下小说《母猪女郎》,首次让“女性身体”引发法国关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大讨论。面对性别歧视和暴力,达里厄塞克常常愤怒,并对波伏娃那句名言越来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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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凯瑟琳·德纳芙在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手是颤抖的。

2018年1月9日,法国文化艺术界的100名女性在《世界报》论坛上刊登联名信,控诉由好莱坞主导的名为“Me Too”的反性侵运动已经“严重越界”:一场“揭露性侵”的运动,被过度曲解成了一次“仇视男性和性自由”的大批判。  

“韦恩斯坦事件过后,公众意识到,在职场有些男性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很重要。但如今话语解放却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我们有些提心吊胆,不敢正常讲话,不敢打断令人讨厌的话。那些不想随大流配合的女性,被看成叛徒或帮凶。”

这是文化艺术界100名女性反对“Me Too”运动的理由,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法国主流社会的笑料:在这个大革命时代就萌发出女权意识的国家,这封信无疑以“骚扰女性的权利”为借口,为性骚扰者强行提供了免死金牌。“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国家格言,在性侵女性案件频发的背景下,也悄然发生了排次变化:关乎性的“自由”固然可贵,但“平等”却是这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不可撼动的基石。谁触碰了这块基石的底线,谁就相当于在大革命过去两百余年后,人为地建起了一座两性世界里的巴士底狱,法国人对此必然持“谁都不饶恕”的态度。

“很多人不希望旧日的传统被颠覆,但如果你说性侵犯或性骚扰并不坏,或者不是什么大事,你传递给所有受害者的信息就是此事无关紧要,并且让侵犯者不用把它视作一个问题。”女权活动家卡洛琳·德·哈斯这样写道。她在1月10日与其他29位女权主义者一道写了一封信,怒斥以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文化名流。“她们这是在纵容咸猪手。”德·哈斯说。

重压之下,德纳芙道歉了。作为昔日的“欧洲第一美人”,这位被推到前台且名字不断被其他人算计和利用的影星,用一种妥协的方式,为自己此前在联名信上签下名字而道歉。

1月14日,德纳芙在法国《解放报》发表道歉信:“我是个自由的女性,并且会保持下去。我诚心地对所有因为那封被刊载在《世界报》的公开信而受伤的性骚扰/性侵受害者道歉,这个道歉是给她们的,也仅限于她们。”

“女性身体”作为热门话题,再次成为法国社会争论的焦点。22年前,一部名为《母猪女郎》的小说,首次直接把“女性身体”的话题置于公共空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大讨论。

书中的“我”是一个妙龄女子,因为身材火辣性感而被化妆品店老板录用,也因此为化妆品店招徕了不少顾客。不过她也不可避免地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性骚扰。突然有一天,她发现身体出现了异常:眼睛变小,鼻子变大,身上长毛,头上掉发,胸前出现肿块,并逐渐变成了小小的猪乳。此后男友甩了她,利用过她的政客也弃她而去,最后她爱上了一个变成“狼人”的富翁,沉浸在了爱河里。

但在此后的一次围捕中,“狼人”被打死,“我”则侥幸逃离。此时人间对“我”已极尽严苛,周围人对“我”都抱有敌意。后来“我”找到了母亲,不过她却因为发现多出了“我”这头猪,而谋划着把“我”卖掉。悲痛中的“我”举起枪瞄准了猪类收购商和母亲……

小说的作者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说,这是一本反映和讨论女性身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形象的小说,情节并非自我幻想,而反映的是一个和现实有关的纯粹寓言。“最初我并没有刻意为之,来自社会的震荡让我沉下心把现实记录下来再散播出去。拿到书的大众,就像一直等着书出来般如饥似渴。”

达里厄塞克说自己乐于看见如今“Me Too”式的维权运动,因为那是“女性最起码的一种自我表达”,而与所谓的“政治正确”毫无关系。面对性别歧视和暴力她常常愤怒,并对波伏娃那句名言越来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


专访玛丽·达里厄塞克
我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丧失了愤怒的能力

《新周刊》:在新书《我们在森林里的生活》里,你描述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女主人公玛丽是心理医师,但一个被科技全面接管的世界让她无法承受,于是她逃离都市前往森林隐居,却发现了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怎么会想到写这个主题?
达里厄塞克:写这书时我有种紧迫感,因为我觉得当代社会已经有一点不对了,所以我写克隆人,写人工智能,这其实是件挺危险的事。
《新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达里厄塞克: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被现代科技监控了。在法国这个格外注重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这种感受尤为明显。
所以我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让他们彼此发生联系。当他们被科技所监视会怎么办?于是我让他们逃往森林。这里的森林是一种隐喻。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逃去森林,而是奔向自由。
《新周刊》:你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也被机器人替代吗?
达里厄塞克:我觉得人类不可能被替代,诗歌就能拯救人类。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根本就不懂隐喻,它不懂那些高级的修辞方法,它不可能在精神愈趋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主导人类的关键成员。
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曾写过一句在法国家喻户晓的诗句:La terre est bleu comme une orange(地球蓝得像一颗橙子)。这么有哲理的话,机器人能理解?反正我是不信的。   
互联网和它所带来的科技风暴为人类提供了便利,最直观的就是,我最后一本手写完成的书稿还是在2007年,我现在也在电脑上写书。但我觉得科技只是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不是创作的中心。所谓内容为王,一手信息和创作还是核心。

“母猪”一词具有煽动力,它让所有女性正视自己的生存状态。

《新周刊》:你被外界熟知的主要原因,是你在上世纪90年代写了《母猪女郎》这部小说。如果现在重写,你还会那样写吗?
达里厄塞克:我不会改动一个字。这本书里关于文学想象的片段我自认为没怎么发挥好,但那些关于政治的章节,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这本书在出版后引发了法国社会的热议,我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很多人质疑我的行文方式模仿卡夫卡,但更多人的感觉是:感同身受。
世纪之交时,法国有个极右翼的政治家叫勒庞(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大多数法国人都反对他,《母猪女郎》其实是一呼百应,借一则现代寓言去和这些反对者产生共鸣,所以我可以不过分地说,这是一本直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小说。
《新周刊》:从行文来看,你写作时是愤怒的。
达里厄塞克:我26岁才写这本书,当时我特别愤怒。愤怒从何而来?因为当时法国年轻女性的权益完全得不到保障,你被骚扰,你被歧视,你只能默默忍受,人们还不敢走上街头捍卫权利,类似“Me Too”的运动更是无从谈起。
《母猪女郎》直接把这种愤怒抛向大众。20岁时我刚到巴黎,当时社会公共空间都是为男人而准备和设定的,根本没人关注女性的感受。我愤怒,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让一个原本身材火辣性感的年轻女人摇身一变,在历经人间关于性别不平等、权利不对等和言论不自由的万劫后,成了一只长有猪鼻子、猪耳朵、猪脑袋的母猪。
这本书讨论了两性的边界,第一次把女性身体置于公共的讨论中,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母猪”这个词特别有煽动力,用来形容女性时引发的争议特别大,但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让所有女性正视起自己的生存状态。
《新周刊》:你在《母猪女郎》里写过一句话:“我描写了一个可能出现的未来,一个噩梦般的未来,我希望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地方,都不要有这样的未来。”你所指的未来是什么?
达里厄塞克:我举一个例子吧:在欧元还未在欧洲诞生的时候,法国国内的通行货币是法郎。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让欧元成为了欧元区的唯一合法货币,但在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用哪种货币,是用一种新的货币还是沿用法郎,抑或是退回到埃居(法国古货币)。
我们对那个“未来”的担心大抵如此。现在回过头看《母猪女郎》这本书,我觉得挺奇妙的,因为我发现在若干年后,这本书里的一些情景和人物,竟镜像式地在法国此后几十年的社会和政治生态中重现。
比如那个在小说里利用了“我”的美色后,便一脚把“我”踢开的政客埃德加。十多年后,我发现我笔下的“埃德加”,不就是那个见风使舵、好大喜功的萨科齐嘛!感到吃惊的同时我也反思,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运转变化,却依然难逃作家笔下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的桎梏,这既可笑,又让人不得不去深思。

在法国只有5%的被性侵者会走司法程序,95%的人选择保持沉默。

《新周刊》:你刚刚提到了“Me Too”运动,你如何看待这项如今已扩散至世界范围的运动?
达里厄塞克:在法国,我们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叫“揭发你的公猪/母猪”(balance ton porc/ta truie)。
法国人习惯用“猪”来形容那些性骚扰者,但我不喜欢这种简单的、贴标签的方式,这太简单粗暴了。给一个男性骚扰者贴上“公猪”标签,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
我曾在法国媒体上看过一组这样的数字:在法国,只有5%的被侵害者会走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95%的人通常选择保持沉默。
我理解这种运动,我也知道,总有一天这类运动会发生在法国甚至世界各国。我关注并同情那些被侵犯的女性,她们确实缺乏公正的对待。
《新周刊》:但是公开表态支持这项运动,对社会名人甚至每个人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达里厄塞克:我不这样认为。这无关“政治正确”,这是守住最基本底线的问题。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每个家庭里都会有女性,那么当你的女性家人被骚扰时,你会无动于衷吗?你会想到这种反抗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吗?
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两个女儿,大的14岁,小的只有9岁。作为母亲,我会担忧她们在未来的安全,我不希望在巴黎或者其他城市搭乘地铁、走夜路时,年轻女性全都变得战战兢兢。
《新周刊》:2018年1月,100名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质疑好莱坞领衔的这场“Me Too”运动。她们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走向极端化,认为这种惩罚坏男人的激情不但没有使女性更独立,反而帮助了性解放运动的敌人,遏制了全社会的性自由。法国国内对于这封信是什么态度?你同意这封信上的观点吗?
达里厄塞克:我可以明确地回答,在法国,这封信臭名昭著,人人喊打。起草这封信的作者之一、法国文艺批评家凯瑟琳·米勒,她甚至说自己后悔没被侵犯过,因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说法无疑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在这些人看来,地铁里频繁的肢体接触和不规矩的动手动脚是合理的,是“令对方感到不适”的性自由的一种。但呼吁者里有多少平时是搭乘地铁上下班的?她们端坐在小车里,却高举着“维护性自由”的正义之旗,在那些真正受害的女性耳旁吹风:“这是我们社会自由的一部分,你就忍着吧。”
我14岁的大女儿看了这封信以后,都觉得这些奶奶级人物的呼吁太可笑了。法国人就是这样,面对呼吁抵制“Me Too”运动的这封荒谬绝伦的信,我们不可能去附和、呼应,但我们以一种调侃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名流所谓的正义呼吁。我觉得可笑的是,这些签署联名信的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却都哭着喊着求被侵犯!

四分之三的法国人无法区分“引诱”和“骚扰”。

《新周刊》:有一种说法是——法国人骨子里有一种自我领袖欲,反对美国文化和中心主义。你同意吗?
达里厄塞克:法国人过去确实对美国文化有所防备,但美国主流文化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无所谓反对还是抵抗一说。
《新周刊》:那为什么还是会有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名流站出来,以“维护性自由”为名,去反对“Me Too”这场运动?
达里厄塞克:我想这和法兰西与美利坚民族对待爱情的态度截然不同有关。
在巴黎街头,如果一名男子邀请一名陌生女子去喝一杯咖啡,这会被认为是一件惬意且浪漫的事,没人会觉得不正常。倘若女子拒绝的话,男子可能还会继续追问:“谢谢您,但是为什么呢?不能随便进屋喝一杯咖啡吗?难道您觉得我不够好吗?”
这种情况在美国绝不可能发生。在法国,你的脚一旦踏在大街上,心就漂浮在了空中。你随时可能遭遇一次浪漫邂逅。所以当你回答法国男人“不”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认为这代表着绝对的拒绝。
英国《金融时报》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三的法国人无法区分“引诱”和“骚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两个选择感到彷徨:是走上街头抵抗性侵经历,还是意识到此前发生的压根就是一次普通引诱?
我还记得曾经有本书,名字就叫《勾引:法国人如何遵守人生法则》。里面有几句话其实写得很清楚了:“勾引是法国人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当它行之有效时,它很神奇:它隐蔽、神秘,通往一个极为宜人、晶莹剔透、理想的形象。但它也会带来低效、脆弱、暧昧和糟糕的结果。”
《新周刊》:所以你还是支持“Me Too”运动的?
达里厄塞克:我支持。我不仅是作家,还是女权主义者。
《新周刊》:你现在每天都看新闻吗?那些负面的社会新闻会让你愤怒吗?
达里厄塞克:我每天都看新闻。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法国国内的新闻全是负面的,(笑)法国人早已习惯那些“扒粪式”的报道。
《新周刊》:除了愤怒,你还会做些什么?
达里厄塞克:个体力量太小,我无法做出实际的行动,但我想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你面对这个社会里越来越守不住的底线和问题时,你至少应该愤怒。个体面对系统时赢面很小,但你展现的姿态却很重要。
写《母猪女郎》时,法国正在闹大罢工,民众反对政府取消免费医疗的社会福利,当时事情闹得很大。罢工持续了三个月,《母猪女郎》相当于是躬逢其盛,所以才会备受追捧。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环境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身边有各种社会运动在发生,对于许多公共问题,大家都很愤怒,于是就都走上街头表达观点。
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安静了一点。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希望他们也走上街头,也去参与各种运动,绝对不是。不过我怀疑,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愤怒的能力?这是我最害怕的。
《新周刊》:作家、名人、女权主义者、母亲,这四个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最难?
达里厄塞克:我很想选“母亲”,但我最喜欢的的确是“作家”这个角色。自从识字起,我就在和文字打交道,后来出书,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这全靠写书来完成。
名人其实是狭隘的,我在法国有名,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女权主义者当然很重要,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选择成为女权主义者,就注定了你的一些言论或行为可能会被曲解和误读。这个角色是最重要的,但每当看到女性地位和身份在当代社会的哪怕一点点提高后,我倒更乐于担起这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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