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工作室
邓康延       2018-08-27    

百年开学第一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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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代的课本,散发一个年代的味道。

小学课本是儿童入世后由家及国的第一条路径。当我长久摩挲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老课本时,总觉得隐隐有一条线把它们连着。我手头的初小第四册课本较多,有七本,皆是各年代的七八岁孩子在二年级下学期的启蒙读物。何不就选这一百年间每十年一本的第四册第一课作对比呢?生不同时、学不同课、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各自的生存和教科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国家的成长,会有几多遗传和变异呢?

以此为线索又寻觅到另外七本第四册,从上世纪初至本世纪初,每十年间都有一册了。这样的样本仍属偶然,每一册所反映的只是当年那一点现状,若要更科学地比较,还需广博的资料和精细的数理分析。我之解读也只能是三分感性、三分理性、三分意会。但这十四本终究是相互成列,聚拢有缘,索引着近现代中国教育的端倪和转折。

家国的血脉纵贯下来,就得益于源头那几捧文字。


第一课 《太阳》  1904

“太阳居于空中,其体最热,故能发光,以射于地上。”


1905年,在各方压力之下,清廷废除科举。“四书五经”的私塾模式一夜老去,“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历史学家陈旭麓称:“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新学堂如春笋破土,这套最新教科书也似变天的春雷,应时炸响。

此套教科书是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最早一批教科书,影响深远。编者深知:“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于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他们梳理以往课本的十八条不足,如“单字讲解索然无味,笔画太繁不易认识”等,逐条改善。在编写学童入门的第一册时,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每课设生字四至五个,取笔画简单,使儿童脑力不伤;每课皆附插图,增加儿童兴趣”。这套书出版两三年后,有一位福建的小姑娘读到了。许多年后她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她就是后来的作家冰心。

在编这套书时,清廷刚发布癸卯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仍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如此,商务印书馆若不按规定编写,有可能不被官方采用。反复商讨后,商务印书馆还是决定顶风印行。结果,书一出版,大受学校欢迎,四五天销完五千余册,未及数月,行销十余万册。因为各地纷纷采用此书的每周十学时的最新教程,使得清廷学部所定十二学时的读经教程形同虚设。

在当时,爱国与守法也是教科书较难处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家有两层寓意,腐败的清朝何足爱?苦难的祖国又如何爱?当国家在半殖民地的沉沦中,国民的爱国心又往往被朝廷所利用。编者们在共和潮流的暗自涌动中,内容上摒弃封建的纲常礼教,注重居家处世治事及农工商等实用知识,同时也不偏废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既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凛然事迹以敌外侮,也以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及西方选举等理念来培植现代公民意识。他们主张,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们一面俯身编纂小学课本,一面引进并翻译西方名著如“帝国丛书”、“严译丛书”等,敬重土地的幼苗和长天的星辰。“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山呼万岁的帝王专制终究禁不住教育的滴水穿石。

至此,小学课本开始看世界、看科学、看民间社会。这第四册的第一课即是《太阳》,惯常的君子之道,已让位于知识的探寻。“有生之物,皆藉太阳之光与热,以生以长。故常居室内之人,面色多淡白。草木之生于阴地者,往往不能茂盛,皆因其少见太阳也。”

科学地看太阳,不把它神化为视万民如草芥的君王天子,也不魔化为后羿要射的靶子,就是明亮的进步。


第一课 《我国》 1912

“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


清朝皇室一直死扛着不变法、不改革的陈腐想法踯躅于“古道西风瘦马”,当终于被时势民意驱动着想改时,却为时已晚,朝野已失去耐心。武昌的枪弹洞穿了最后的皇朝,也从这弹孔处透出万千缕光芒。

早前几个月的1911年6月中央教育会上,清廷学部还欲借奖励和考试来控制学校青年,遭到倡导军国民教育的人民代表反对。半年后民国成立,现代教育随之奠基。1912年1月19日,中国有了第一个学校课程标准,确立男女同校、小学废除读经和废止奖励出身等十四条。教育总长蔡元培批判了晚清钦定的忠君尊孔宗旨,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并制定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教育。针对第一项他称,武力是和社会不协调的,然在我国,“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而无以平衡其势力”。他对第二项的解读是:“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缝纫及金、木、土工之中。”

此套书极具生命力,我所觅得的这一册,初版于1912年6月,于1922年3月已是第一四一七版。有数字表明,十年间销售达8000万册。其“编辑大意”中称:“一、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求好高骛远之论;二、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常识,按照程度分配;三、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四、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上必须之知识,无不详备;五、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六、本书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按照阳历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七、本书生字之多少、字句之长短、笔画之繁简、意义之深浅,按照程度循序渐进,以免躐等之弊;八、本书文字力求活泼,以引起儿童之兴趣;九、本书文法与语法期相吻合,力求浅显;十、初等小学不分男女,本书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共学之用;十一、本书每册均有教授法,以供教员之用。”教育部审定教案后批示:“为教授书中最善之本。”

第一课是《我国》,那时国土还是入秋的秋海棠,不是司晨的公鸡。许多年后我们明白,一个国家或是一座城池的地理演变,都是世事的嬗变。


第一课 《静听》 1923

“哥哥讲故事,妹妹静悄悄,一面侧着耳朵听,一面睁着眼睛瞧。”


新教科书在袁世凯复辟后,一度遭堵。虽然袁在1901年任山东巡抚时创办了山东大学堂,1905年上书光绪建议废科举、振学校,而在1915年他以总统令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重提读经,意在复辟。商务版教科书编纂者蒋维乔曾在1914年3月24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袁氏教育部对中华、商务等不留文字的非正式通知:令各书局将教科书改易,加入颂扬总统语。谁知民众却不买账,秘密协商、共同抵拒,不让教科书成为帝王的统治工具。这需要的不只是当事者的勇气,还得益于民国已渐丰厚的共和土壤。

 “五四”前后,文字的改革也波澜壮阔。在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等的实验推助下,1920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以及“推行国语以消除文、言分歧”的建议。标点符号共十二种,并规定“每段开端,必须低两格”(我搜集的最老的几册课本上有当年孩子的红点断句,可见一篇文字不喘息地读,让我们华夏民族从小头痛)。这是对数千年国语传统书写之神经末梢的触动,星星点点的标点符号播撒于文字旷野,纵横有序,景观分明,让小学生再无断句之愁。言文一致,白话文学,心口和谐,自然表达,让纸语人言、文坛世俗有了对接。胡适说:“白话文学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下令改用白话作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科书了。”在中国文化界还在为“白话文与文言文谁优谁劣”争吵不休时,商务版教科书已用大量白话文课文为争论画上了句号。

民国学校及其学生的增加,山西可作范例。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在《人民须知》中说:“国民学校的功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美式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也日增。1922年,由教育家组织制定的新学制(壬戌学制),一反民初仿日学制,采用美国“6-3-3-4”单轨制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沿袭至今。新学制立下七项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平民教育、个性发展、地方伸缩余地等,至今也是鲜活的理念)。此后,梅贻琦在清华大学、蒋梦麟继蔡元培之后在北京大学,均按照美国大学模式进行改造,皆有成效。

20世纪20年代是群雄蜂拥、新党迭兴的年月。国家好比一个刚睁开双眼的少年,满眼是路,不知往哪儿走好,反倒怎么走都是开创。各类汉子才子浪子奔波呐喊,打破了往昔的传统。


第一课 《动物植物和矿物》 1937

“地球上的物类,形形色色,不知有几千万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新式教育,比旧式教育昂贵,增大了普及难度,扩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教育家陶行知抨击这是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教育救国是在最细微处入手,注意底层的培植,所求的是永久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对国家的未来,期望最大。”陶行知认为,中国数千年传统中功利至上的价值体系,不仅使生命卑微,造成人的异化,也使得国家失去内在的生命力,终至贫弱。人的价值才是社会的终极与核心价值。生命至上的国度,往往是强国。陶行知主张平民教育,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发愿要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人,开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学校,实践生活教育。这是一场以大众为受众的教育,其中大部分是农民。

可惜,在1937年,民国政府从1928年“训政”期起的“黄金十年”至此终结。此册付印半年后,日本人从东三省大打出手。中国胸中川泻山崩,腿脚心智却渐渐团结起来、活络起来。这个国看似只剩两条路:抵抗不住,亡;卑躬屈膝,亡。那就只能向死而生,三千万人死,四万万人活。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与日本渊源深矣。商务印书馆出版人高梦旦,曾东渡日本考察,深知日本兴盛之本在教育,教育之本在小学,小学之本在课本。归国后得遇张元济,一拍即合筹划小学教科书,并请日本人长尾、小谷协助及日资入股。后来为抵御外资洋纸入侵出版业,商务于1914年清退了日资。商务的救国雪耻、民族气概,一直溢于纸面。日本几度向民国政府抗议“仇日教育”,并将发行于伪满的商务版小学国文教科书删去细微处的爱国情结,更不许言及选举和自由。

中日历史几度峰回再遇峰,世家变了世仇。

1932年1月,已可与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企业相媲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机轰炸,方圆几十里的纸灰蔽日达两三天。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毁了全部藏书。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说过:“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则难恢复。”随后又有日本浪人署名“日本国军署”发出恐吓信:“商务印书馆敬鉴:尔中国败孔道,立学堂,读些国语、三民主义,兴立共和,打倒帝国主义,恶劣之道行于天下。腐败尔国青年子弟,敌我日货,使我损款,修尔吉海,绝我南满。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上海毁烧尔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仍印三民之书、党部之语。我国不忍旁观,所以烧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书馆尽烧毁。我日国有言在先,到时莫悔。尔国若立圣道,读孔孟之书,不敌我日本之货,仍是好国。若不然,我日本虽小,将决一死战。”

大火后六天,胡适致信安慰商务董事长张元济,张回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总经理王云五面对各界关怀称:“若因此顿挫,则不特无以副全国人士属望之殷,亦且贻我中华民族一蹶不振之诮。”随之,本着民族大义,商务劳资双方妥善处理损失,互谅互让,半年后工厂和发行所重新开张,门外挂出十二字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路人无不为之动容。随后,冠名“复兴版”的新教科书系列涌向全国。当时《纽约时报》评论商务:“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日本的侵略打乱了中国教科书的健康成长,原集中于上海的各出版社纷纷迁至后方,资金人力匮乏,纸张短缺,难以再编纂新的教科书,这给了国民党政府一个推行“国定本”的机会,罩下政府垄断课本话语权的阴影。教科书统一由国立编译馆编纂,各出版社认领印刷、发行,有影响的民营出版企业就此式微。汉字痛处,伤我华章。

此册课本里,有三篇涉及彪炳千古的人物:孔子、岳飞、戚继光。第一课则是《动物植物和矿物》,说动物中的人最聪明,能驾驭植物矿物和人以外的各种动物,所以成了世界的主人。其实不受制约的主人,逼得仆人也会造反,何况主人之间还有人要再分主仆。


                                                        -END-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3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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