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卢楠   口述/伊永文    2018-05-01    第514期

宋代江南的日常生活:宝马雕车·活色生香·百业俱兴

江南市民生活,宋是一个分水岭。斯坦福大学教授刘子健说:“此后中国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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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按照清朝的行政区划概念,应包括江苏省的江宁府、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府、松江府,浙江省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江南降雨量充沛,适合种植水稻,还可以轮作棉花,物产也很丰富,加上依托于运河的漕运系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政权输送粮食,也在养活周边地区的民众。

在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来自江南的运粮船只首尾相连,一直到数十公里之外,一次起风暴导致船只相撞,几千艘船因而损毁。江南所具有的这种稳固的经济地位,甚至不以朝代更替和外族入侵为转移。

提起江南市民生活,宋朝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数据上来看,城市化率仅在南宋时期就超过了20%,两宋首都汴京、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由墟集、草市转化而来的工商业中心“市镇”数量则达到3600多个,《水浒传》中写宋江清风寨夜看小鳌山,一座小镇,鳌山上扎五六百碗花灯,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也是在宋朝,国家的商业税首次超过了农业税。

拜“崇文抑武”的社会风气所赐,城市的功能也不再局限于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开始给予文化和生活一席之地。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子健说:“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住宅区与商业区混合,催生了消费文化

宋朝后江南的城市生活,以精致高雅著称。但好“讲究”的,却并不局限于士大夫。因为经济贸易的繁荣,使得很多看似奢侈的东西,可以为一般市民消费。譬如,香料在宋朝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产品,进口香料种类的增加使得熏香习俗从隋唐时的深宫大院走向民间,“宝马雕车香满路”成为宋词中的情景,据《武林旧事》所载,临安酒楼中也有专门“以小炉香为供”的“香婆”。至于饮食看重茶壶食盒的尺寸、形状,观看相扑可以选择女相扑、小儿相扑、乔相扑(一演员俯身四肢着地,套上戏装道具扮成两人相扑状,通常是商业演出),更是稀松平常。

宋朝不再实行“里坊制”,以临安城为例,“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如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住宅区与商业区的混合,使得市民的消费活动更为频密,也催生了以品牌为重的消费文化。《警世通言》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老陈借伞给许宣,就再三叮嘱:“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在商家那儿,功夫则要从前期宣传做到售后服务,譬如找人做鞋,完工之后鞋内会夹有类似合格证的纸片,至元朝,发展为小玩具等器物底部刻有的“某某制造”标签,方便出现质量问题后退换。而《梦粱录》中记载的一则清明前夕临安城内制酒行业的推广活动,则不仅设有上书“酿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的布牌,还包括舞乐活动和“风流少年沿途劝酒”,现代广告的基本元素,都已一应俱全。

在五光十色的公共生活中,市民既是参与者,也是贡献者

在宋朝的江南,作为一个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有时是出乎现代人意料的。

他不会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因为临安城中设有专门负责清理粪便的行当“倒脚头”,每天向各户收集粪便,并用作花圃和郊区菜地的肥料;设有专门负责皇城内街道清洁的“司囿指挥”,清扫街衢、搬运垃圾至城外、载船沿运河运走,分工十分明确;官府每年亦会差遣“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

如果他尚在襁褓之中便被父母遗弃于街头,或幼年失去双亲,将被送往慈幼局,由官方出钱雇乳母喂养,每月供给钱、米、绢布,成人后可以自行决定去留;如果他风烛残年孤苦伶仃,或穷困潦倒乞讨为生,将被收纳进养济院,接受官方米钱援助;如果他实在不幸,暴尸野外而无人收殓,身后事还会由“漏泽园”打点,从体面下葬到祭奠,都妥妥帖帖。而确立这些制度的,正是常被后世批判为要对北宋灭亡负大部分责任的宋徽宗。

当然,城市生活的妙处,并不止于此。一个临安货郎外出寻生计,他货担上的布伞扇子、风车风筝、“迎春黄胖”(彩绘泥偶),会为西湖边常年不衰的游艺活动增添良多趣味;终日在湖山簇拥的热闹街面上行走,他也得进分茶酒店(类似于茶餐厅)叫上一套素净可口的酒饭饱腹,也得进勾栏瓦子(综合性娱乐表演场所)看看艺伎们的新花样,学个时新调子好卖货。在五光十色的公共生活中,市民既是参与者,也是贡献者;既在消费享受这份繁华,也在为其增添光彩。

更加频密的互动,也凝聚了具有相同兴趣的人:精于射箭的,组成射弓踏弩社,“武艺精熟,射放娴习”者方可加入;长于诗文的,组成西湖吟社,歌咏节序风物,《武林旧事》作者、词人周密,即是其中活跃者;除此之外,若着迷蹴鞠、打球、木偶戏、歌唱,乃至文身、赌钱、七宝玩具,都可以因此结社,一些富豪之家的女信众,甚至会特意戴私藏的上好珠宝首饰参加上天竺寺光明会,被称作“斗宝大会”。

不过说到底,这些有美景美食、好友知己相伴的乐事,还是飞速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官方较为宽松的社会控制的产物。另一个明显特征,是茶楼里也开始出现坐而论道、讽议时政的人群。若在魏晋时代,这一切均是难以想象的。

勾画中国日常生活基本面貌的,是“市民”

被繁荣都市生活深深浸染的“市民”,气质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崇拜文化,国子监、书院、私塾和蒙童学馆林立的临安城中,到处都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大师之作频出的宋词,则又伴随着他们的宴乐之乐,在酒肆歌馆、寻常巷陌广泛流传。

他们以更鲜活、自主的形象示人,《清平山堂话本》中出现的快嘴李翠莲,“女红针黹,书史百家,无所不通,只是口嘴快些”,即使因为性格叛逆不容于婆家、娘家而剃度出家,也能“头儿剃的光光地,哪个不叫一声小师姑”。

他们也利字当头,渴望发财暴富,渴望“逆袭”,甚至不择手段。《夷坚志》中临安赤山屠户李三,欲宰杀所饲一头肥猪,趁冬至节卖出好价钱,却梦见肥猪前来乞求延缓三日以便了此孽债,安心转世,李三老婆的评价是:“春梦秋屁,何足为凭!不及做一场经济,更何所待!”亦有余干(今江西上饶余干县)屠户王生公然制作“注水肉”牟取暴利,“积赀不胜多,至于买作田室”。但很多一文不名的农民、贩夫走卒,正是靠着自身打拼,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又回乡买地置业。

不过无论如何,鉴于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皆为严格的等级规范束缚,当通过各种途径迅速积累财富的商贾甚至市井游民也开始逾制建造广院豪宅,开始锦衣玉帛珠围翠绕,“士农工商”的森严壁垒出现了裂隙。

曾经身份低微的商人,在南宋都城临安扩大成为一个包括“四百四十行”的庞大体系,所谓“行”有严格的行规,如果一间茶馆的老板是茶行的一员,他手下因为私吞茶钱而遭到解雇的伙计,将不可能在任何一间类似的茶馆内找到工作。加上独特的交易语言“市语”和生活、互动方式,他们越发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甚至“阶层”而存在。

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分工也愈加具体,譬如果子行中剥果皮取果肉的,锔缸锔漏勺的,专卖针线缝纫小玩意儿的,磨镜的,使得城市生活的细微角落也精致顺畅起来;他们为维持生计而愈加花样迭出、登峰造极的专业技能,为城市的发达与繁荣锦上添花,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和体面的生活,临安宋五嫂的鱼羹,即是因为被宋高宗赵构亲自尝过赞赏,而成为一道杭州名菜。那些当红的厨娘受雇出手,也总会穿着精美的服装,身后跟一群“助理”。他们都为市民服务,他们也都是市民。

在宋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比起士大夫,“市民”的面貌始终复杂而暧昧,也许有进城的农民,也许有战争与饥荒产生的难民,也许有破落地主,也许有达官显贵。但也正是这群人,勾画出中国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

(伊永文 系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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