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谭山山   图/何雄飞    2018-05-01    第514期

在亚洲找江南

江南历来是中国对日本、朝鲜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也因此,东亚社会对江南文化怀有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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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舒国治是京都控,在《门外汉的京都》一文中,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去京都:“我去京都,为了‘作湖山一日主人,历唐宋百年过客’(引济南北极阁对联)。是的,为了沾染一袭其他地方久已消失的唐宋氛韵。唐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景象,中国也只少数古寺得有,京都却在所多见”;“我去京都,为了竹篱茅舍。

自幼便读至烂熟的这四字,却又何处见得?台湾早没有,大陆即使乡下农村也不易见。但京都犹多”;“我去京都,为了村家稻田。全世界大都市中犹能保有稻田的,或许只有京都。一个游客,专心看着古寺或旧庵,乍然翻过一列村家,竟有稻田迎目,平畴远风,良苗怀新,怎不叫人兴奋”;“我去京都,为了小桥流水。巴黎的塞纳河很美,但那是西洋的石垣工整之美;东方的、比较娇羞的河,或许当是小河,如祇园北缘的白川,及川上伫立的鹤,与那最受人青睐的巽桥,及桥上偶经的艺伎,并同那沿着川边一家又一家觥筹交错、饮宴不休的明灭灯火名家”;“我去京都,也为了大桥流水。子在川上所叹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人在台湾不易找到这样的河与这样的桥。而京都却不乏,且它原就称川,川水淙淙,长流而不断,你能在大桥上伫足看它良久”。

“有时我站在华灯初上的某处京都屋檐下,看着檐外的小雨,突然间,这种向晚不晚、最难将息的青灰色调,闻得到一种既亲切却又遥远的愁伤。”舒国治这样写道。这种似曾相识的愁伤,叫做乡愁,就像周作人所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来自江南的游客,更能体会这种乡愁:他们在京都、在诗人北原白秋的故乡柳川、在电影《你的名字。》外景地飞驒古川,仿佛回到了故乡。

鉴真东渡,弘扬佛教也带去了文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常海在论文《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中指出:“日本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期,一是奈良时代南都六宗时期,二是平安时代北岭佛教时期,三是镰仓时代新佛教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日本佛教宗派的形成、教理教义的变革、新宗派的兴起等都与江南佛教密切相关。”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扬州高僧鉴真。753年,在历经十年艰险、五次东渡失败之后,鉴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并在当时的平安京(今奈良)落脚。鉴真除了带去七尊佛像、一千余卷佛经、五名中国和尚、四名番属和尚,还带去了一套汉医书籍、一套王羲之真迹书法,以及大批工匠。759年,在鉴真的主持下,这些江南工匠完成了唐招提寺的建造。正如梁思成所说,“鉴真东渡的主要使命是弘传佛教,但是围绕着他的宗教活动,他和他的弟子们对日本天平文化在汉文学、医药、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江南历来是中国对日本、朝鲜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也因此,东亚社会对江南文化怀有认同感。明朝中后期之后,江南书籍出版业的兴盛,加速了江南文化对日本、朝鲜的输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在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唐宋时书籍传播到日本,耗时长,最长的甚至要两百年。但到了明万历以后,书籍传播到日本的速度大大加快,“变成十几年、几年,最后变成一两年就过去了”。在此论坛上与陈正宏教授对谈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提供了一个例子:当时在名古屋有个德川家的分家,其大名很爱买书,有“蓬左文库”留存。这个文库保留着大名何时买入何书的购书记录,可以看到,冯梦龙的“三言”是在出版三四年后被大名购入的,而有些书在出版的次年就被购入。陈正宏教授因此猜测,“明末书坊刻的大书,像汲古阁所刻,生意能做这么大,恐怕不只是卖给中国人,很多书就是外销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销售量”。“只要是在中国江南流行的书,就会传到日本。”大木康教授这样表示。这里面就包括当时的禁书,比如李贽的《焚书》。

“江南和江户,可谓东亚近世思想文化的策源地,代表了东亚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典型空间。两个空间又经民间海上贸易连缀,江南的书籍、书画不断流入东瀛,持续影响着江户日本的思想和审美。”这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宋念申的观点。

江南是东亚文人心目中超越世俗的理想空间

江南,对于东亚文化意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韩国学者郑珉在论文《16、17世纪朝鲜文人知识分子层的江南热与西湖图》中,探讨西湖图的流行语及当时朝鲜兴起的“江南热”。16世纪中期以后,明人田汝成的《西湖志》在朝鲜成为热门读物,朝鲜文人从中得到西湖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个关于西湖图的逸事:朝鲜明宗拿出一幅画给群臣鉴赏,只有郑士龙认出那幅画是西湖图,并以手指点出画中所描述的灵隐寺、涌金门、苏堤等景观(尽管他从未去过杭州)。此外,当时流行的以西湖为故事背景的中国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剪灯新话》等,也扩大了朝鲜人对江南的想象。由此,江南成为朝鲜文人心目中超越世俗的理想空间,一个观念上的乌托邦。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同样喜欢江南文化,尤其喜爱杭州和西湖。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铃木阳一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江户时代初期,当时最有名的俳句作者松尾芭蕉去日本东北旅游,在有内海且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认为此地不亚于杭州西湖,并写下“象潟や雨に西施がねぶの花?”这样的名句。松尾芭蕉自然没来过中国,他对西湖的喜爱出自江南文化的影响。二是江户时代末期,有东京知识分子在一个小湖里筑堤,进口了杭州的柳树种在堤上,称之为小西湖。除了东京,名古屋、广岛、和歌山县等地也都有类似的景观。

到了大正时代,日本文人仍然更认同江南文化。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曾写道:“体验过江南的春天,最深刻的感受是,北京到底为北方。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却完全渗透在江南这块土地上,它不只与日本的风土相近。”

谷崎润一郎也是不折不扣的江南控。1918年结束第一次中国之旅后,谷崎润一郎创作了以江南为背景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小说《美食俱乐部》《秦淮之夜》《西湖之月》、游记《苏州纪行》《庐山日记》、随笔《南京夫子庙》《中国料理》等。

《美食俱乐部》中,有着“惊人的味觉艺术”的人物是“居住在日本的浙江省的中国人”,他们聚会的场所叫做“浙江会馆”。谷崎润一郎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浙江”的沉迷——“每次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不由得想起那里是以白乐天和苏东坡而闻名的西子湖畔的仙境,并且是松江鲈鱼及东坡肉的故乡”。

《苏州纪行》中,谷崎润一郎这样描述江南水乡:“房屋都背水而建,但多数人家都有面向河水的阳台,显现出水和人家的亲密关系。水仿佛要浸入人家,人家仿佛在跟水嬉戏。有时看上去,那四壁围起来的房子倒好像是浮在水面的一样。”

江南,在不同时空有了呼应

江南园林爱好者如作家、良友生活记忆馆馆长黄玉洁,则在京都找到了明人沈周《东庄图册》中绘制的那座让人向往却早已湮灭无存的明代苏州庭园。

韩国哲学家赵要翰在著作《韩国的美》中指出,实现了“照原样保留自然美的东方造园师的理想”的东亚园林,一是作为整体的西湖山水,二是日本的修学院离宫,三是韩国全罗南道的潇洒园。为此,黄玉洁专程去京都参访修学院离宫。几乎是踏入园林的第一步,那种似曾相识感就促使她用手机搜索沈周的《东庄图册》。古典园林专家陈方山教授说过:“目前所见江南古典园林的遗构基本上是清代作品,明以前古典园林的面貌只能到绘画与文字里去探寻。”而就在京都,这座修学院离宫竟然与沈周笔下的东庄——由沈周的师友、明代苏州第二位状元、曾官至礼部尚书的吴宽在苏州郊区兴建的庭园——有了交错时空的呼应。

修学院离宫是由后水尾上皇主持建造的,属于皇家宫苑;此外,学者王铁军认为,京都寺院中的园林同江南园林在造园理念和山水排列、布局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相比较而言,京都寺院中的园林同中国江南园林一样,大多借景以背后的丘陵远山,掘土为池,施石为基,并以花草树木和石桥为衬,春吟梅花夏观荷,秋赏枫红冬悟雪,借花草树木以反映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同时,京都这些寺院园林同中国江南园林一样,更多利用对石头的堆砌来体现对自然美的追求。”王铁军在论文《京都寺院园林与江南文化》中写道。

在这样的环境滋养下成长的日本建筑师如隈研吾,则在设计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时,表达了自己对江南的理解。隈研吾这座民艺博物馆以“瓦”为主题,供职于《世界建筑》杂志的作家独眼认为,和善于用瓦的中国建筑师王澍相比,隈研吾用的瓦轻巧、优雅许多,“这些干净的瓦沿着交错、层叠的屋面铺设,建筑贴着山,依山形上升,瓦面也就慢慢高起来,不同高度的瓦屋顶看上去像吴冠中笔下简练的江南村落局部”。

始于江南,又回馈江南,这是另一种交错时空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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