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李树波       2018-05-01    第514期

跨文化的鸿沟

一方面,幼儿园、保健站、儿童福利办公室都是为了维护儿童的利益而存在;另一方面,幼教、医护和行政人员手持统一的价值观武器,来丈量父母有没有作为父母的资格。

北纬59度 0 0

奥斯陆的“老奥斯陆区”,不是别的欧洲城市“老城区”的那种老—尽管和火车站、各种酒店、购物中心只是几条街之隔,游客却很难走到这边来。

这里有土耳其人开的蔬菜店,库尔德人开的理发馆,索马里移民扎堆的咖啡馆,专供 hijab头巾和各色长袍的“酋长服装店”,供应天多利烤鸡以及各色咖喱的印度、巴基斯坦餐馆;这里有奥斯陆最便宜、水分含量也最高的啤酒馆,这里的麦当劳是吉卜赛人在夜色降临和黎明到来之间的落脚处,不远处就是奥斯陆警察总局和监狱。

跨文化博物馆坐落在这里真是选址精确了,隔壁的百年老咖啡馆就叫“避难所”,内庭花园里密密摆着长桌条凳,夏天可以看到上百人在此同饮啤酒的盛况。博物馆里,眼下的展览叫“典型的他们”,关于偏见、刻板印象、仇恨。展览前言写道:“全球化给全球人民带来了巨变。两代人之前,挪威还基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与众不同是会被消除、打磨,并列为禁忌的。而现在何为正常的边界正在不断延展,对大多数人来说,独特是一件理所当然被认同的事。”

走进“偏见之解剖”展区,屋顶中央垂下装在透明文件活页里的A4纸,一群挪威青少年在那之上写下了他们的偏见:对狼有偏见、对特朗普有偏见、对挪威右翼政客有偏见、对真人秀明星有偏见……也有他们感受到的偏见:职高学生都是蠢的、移民都是发臭的、金发女郎都是笨的。

挪威每年在多元文化和融合上的投入是巨大的。以前新移民有权上250小时的挪威语课,现在这个免费课时增加到650小时。在学校、医院、法院、警察、市政服务等环节,语言不通者有权要求政府提供翻译服务,以确保沟通双方信息对等。在报纸上、电视屏幕上,少数族裔的面孔也越来越多。然而,这就够了吗?

我的朋友艾达是赞比亚人,聊起她最近和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对话,不由浊气上涌。“她给我读了孩子3岁体检的时候保健站护士写的报告。护士说,我对孩子很严厉地说‘坐下!安静!’,而孩子当时根本没有在捣乱,显得很服从。”艾达几乎要哭出来:“我有毛病吗?如果孩子很安静地坐在那里,我怎么可能对他喊‘坐下!安静!’?怎么可能?”

我说:“也许大家分寸感不一样。你儿子当时的闹腾,在你看来是不守规矩,在她们看来特别正常。你的音量,在你觉得正常,护士就觉得特别严厉。”艾达说:“我先生当时也是这么说!可是她们又说这是为了孩子着想,怕孩子被吓着。天!怎么可能?我们在家里就是这个音量。但是不能说,说了可能又有麻烦。还有呢,幼儿园的报告里写道,孩子在幼儿园不能接受批评和改正。这完全不对啊,他能接受改正的!他在家里很听话的!”我说:“不能接受批评这一点,也可以理解。”艾达又说:“幼儿园报告里又说,儿子偏好和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玩,大概因为他喜欢领导,喜欢做决定。这也有问题?这算什么问题?幼儿园给孩子灌输你要有自己的主张,现在倒又认为有主张是个缺陷?”

艾达当时就崩溃了。我心里觉得,一方面艾达和儿童福利办公室的人说岔了,另一方面又没有。挪威社会规范认可的养孩子法,和她为当一个合格负责任的母亲所作的努力,虽然方向不一定相反,但确实是在两条轨道上。她以眼泪形式爆发出来的愤怒和委屈,是为着“国家”以这样主观的方式来介入他们两口子的养育,她觉得受到了毫无必要的评估和意外的羞辱。

一方面,这个福利国家里的幼儿园、保健站、儿童福利办公室都是为了维护儿童的利益而存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权力化身的幼教、医护和行政人员手持统一的价值观武器,来丈量父母有没有作为父母的资格,出线者,一次谈话,二次警告,三次出局—当然,这是概括的说法,要剥夺父母抚养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通常要上法庭。

这样隐藏在柔性的社会服务体系里的进步价值观,委实也是刚性、无法商量的。毕竟这套系统里蕴含着挪威社会和文化的DNA。谁是强势,谁是弱势,谁是一元,谁在边缘,一望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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