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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嘉安       2018-06-15    第517期

谭华牧:在大时代里,做一个失踪者

无论是“失踪者”还是“尘封者”,都说明了谭华牧是一位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应该为人所知但又被历史遗忘的画家。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谭华牧都是一位都市里的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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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革履、梳着背头、蓄着胡须,黑白照片里的谭华牧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充满“民国范儿”的形象。

他的孙子谭立为回忆道:“爷爷这种发型要到外面的理发店去吹,自己弄不了。吹完以后晚上要戴一个网帽睡觉,第二天涂点头蜡。”美术史学者蔡涛说:“这些应该都是他留学日本的时候积累下来的习惯。谭先生不苟言笑,但是生活很讲究。”

1895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谭华牧,前半生一直立于洋画运动大潮的前锋位置。1919年到东京入读川端画学校,1924年以藤岛武二教室“特别学生”的身份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蔡涛说:“谭华牧就是一个从台山走到东京的‘摩登boy’!”

谭华牧不仅形象“摩登”,他的艺术之路更是沿着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路径从没偏移过——创办“主潮美术学校”,任上海艺术大学西洋画系主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务主任兼西画科主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科主任兼总务主任,算得上中国洋画运动中辈分很高的人物。

然而从1956年回广州,到1976年去世,谭华牧过着惊人低调的生活,以至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间,人们对谭华牧这个名字已经感到非常陌生。

于是,提起谭华牧,人们总爱以“失踪者”言之。

搜寻尘封的“失踪者”

“失踪者”这个称呼源于2001年8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谭华牧·‘失踪者’的踪迹”专题展。以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著称的学者李伟铭曾撰文《寻找“失踪者”的踪迹:谭华牧(1895―1976)及其绘画——兼论现代主义在20 世纪中国美术历史中的命运》。这篇论文是研究谭华牧生平与画艺的基础文献,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谭华牧的“失踪者”形象。2014年,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也举办了“寻觅画坛尘封者——刘海粟美术馆藏谭华牧水彩画展”。

无论是“失踪者”还是“尘封者”,都说明了谭华牧是一位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应该为人所知但又被历史遗忘的画家。

搜寻谭华牧踪迹的工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的王璜生还是广东美术馆的副馆长。时任广东画院艺术顾问的画家黄笃维对王璜生说,广东美术馆应该收藏谭华牧的作品,只是作品不太好找。

因缘巧合之下,王璜生在出差的路上认识了一位与谭华牧后人有交往的画家。打听之下才知道,谭华牧的家人尚保留着大量画作。得知这一信息后,王璜生连夜与谭氏家人联系,这批作品中的一部分得以入藏广东美术馆。

王璜生感叹道:“我觉得有时候搞收藏真的非常有奇迹感,找了很多很多年没找到,忽然在这样的场合就找到了。”这批作品催生了2001年那场展览,也让人们拨开历史的尘埃,看到这位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就走上了现代主义绘画之路的艺术家。

李伟铭评价谭华牧的绘画“接近后期印象派与野兽派之间简练、清丽的风格……在谭氏某些风景画中,有塞尚的影子,但马蒂斯、德兰和弗拉芒克的投影更为清晰,看来并不突兀……大正后期东京画坛的现代主义艺术氛围,对谭氏艺术趣味的选择有决定性意义”。

谭华牧是民国期间东渡日本吸收西洋绘画风格的众多画家之一。这些画家还包括李叔同、丰子恺、关良、王道源、胡根天、丁衍庸、陈抱一、梁锡鸿、赵兽等。

他们有的人生前身后都获得大名,有的人跟谭华牧一样,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只有作品默默地证明了他们在美术史中的地位。

这让人想起1675年去世的荷兰画家维米尔。在《维米尔的帽子》一书中,历史学家卜正民这样写道:“在教堂里,我碰巧看到一块刻有‘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的石头……许多年后,我得知那块石头并非他死时就铺在墓上。当时,维米尔还算不上是大人物,没有资格拥有刻了铭文的墓碑……一直要到19世纪,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才把维米尔幽微缥缈、难以捉摸的画作视为大师之作。如今所见的那块石碑是到了20世纪才摆上去,好让许多知道他埋骨之处而特意前来凭吊的人能一尝所愿。”

维米尔被重新认识要经历一个多世纪,所幸人们重新认识谭华牧不需要那么久。

“沉默寡言”的城市漫游者

去年,在中国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也有谭华牧的一席之地。观展的人会讶异,这位画家的风格竟与遭遇相似历史境况的其他画家大相径庭。在一个钟爱红色颜料的年代,谭华牧用安静的绿色和蓝色,画着漫游广州这座城市时凝视到的风景和人。

1956年10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登载了一则题为《澳门画家谭华牧迁回广州受欢迎》的消息,里面提到:“(谭华牧)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已有数十年。现在他的学生已经有许多成为教授或是出色的美术工作者了。他对祖国重视艺术,学生们都学有所用,表示无限感慨。”

这则报道被放置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南国:谭华牧的画日记”展览中的醒目位置。蔡涛提醒:“我们把这则报道放在这里,是想说明对于1956年画家谭华牧归来这一事件有两层内涵,一层是公开报道中的‘爱国画家’,另一层则是‘回广州和家人团聚’。”

回到广州后的谭华牧像一个“游手好闲者”,观察着这个熟悉的地方正在发生的奇特变化。李伟铭认为,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写实主义风格绘画在中国内地横霸天下,谭氏1956年之定居广州,意味着中国现代艺术史中另一种无法回避的命运的开始。谭华牧不是我们的艺术概论教科书中明确界定的那种“现实主义”者,他显然无法胜任演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法定的、奇迹的重任。恰恰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在那些“经典”的现实主义“杰作”中无法看到的谭生活的时代的都市风景,与人之为人接近本真的精神面貌。

李伟铭援用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的思想来理解谭华牧在新中国的“漫游”行为:“正如本雅明所说:‘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与那些被机械模式化了的芸芸看客不同,‘游手好闲者’抱有疑念,但另一方面又被绝对的好奇心所驱使。在谭华牧的作品中确乎很容易发现,如波德莱尔所言的‘好奇心成了宿命的,难以抗拒的情节’。”

蔡涛说:“谭华牧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他不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在保持他的观察方式和个性化画法,而不是一味迎合时代的潮动和需求。尤其是归国之后,他的画面反映出一种跟时代氛围若即若离的状态。”

在很多人眼里,谭华牧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公开的报道中,他极少突出个人形象。实际上,谭华牧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从他的画面能够略窥一二,从跟他接触过的人口中也能得到佐证。蔡涛曾采访过岭南画派画家苏卧农之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苏百钧。苏百钧回忆称,谭华牧经常到苏卧农在广州芳村的家中做客,两人品尝美食美酒,无话不说。苏百钧印象中的谭华牧是一个非常开朗、说话风趣的人。

人们一直说谭华牧是“失踪者”,到底他是怎么个失踪法?蔡涛通过策划“南国:谭华牧的画日记”展览后,终于明白:“今天我们再看谭华牧的这批画,联系到同时期的广东艺术家关良和丁衍庸,了解到他们当时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现代艺术实验以后,会惊讶于这批人的‘前卫’的角色,他们不仅很早就跟国际艺术潮流关联在一起,同时更是引领了风气,但当时的人很少看到这一点,尤其是1956年他回到广州之后。他无疑是先进的,但同时又落后于当时画坛的‘先进’,这是一个现代美术史上关于‘进步’‘发展’认知的复杂现象。当时的年轻画家普遍认为苏式写实油画是先进的,谭华牧于此肯定是落后的。这是一个艺术眼光的问题。”

展览中谭华牧的年表最后一条十分耐人寻味——“1968年至1976年间,谭氏停止作画,日间以玩牌自娱。”

在感受到漫游和创作的空间不大时,谭华牧放下了画笔,把风格定格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安静、柔和、波澜不惊的画面中。

谭华牧的朋友圈

谭华牧和关良、丁衍庸两位朋友有很多相似之处。三人年龄相仿,且都是广东人。1895年谭华牧出生于台山,四年后关良出生在番禺,又两年后丁衍庸出生在茂名。

据李伟铭、蔡涛的研究,这三位广东画家的交往始于留日时期。日本大正时代后期,他们都在东京学习西洋画。1917年到1923年间,关良就读于川端画学校和太平洋画会;谭华牧1919年到1924年间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丁衍庸1921年到1926年就读于此。归国之后,三位艺术家在上海、广州多所学校共事,教授西洋画。谭华牧很少参加公开活动,仅有的几条记录,也多是和这两位好友共同出现。

促使他们三人结下深厚友谊的,是他们对艺术的共同趣味。关良以野兽派的风格来画水墨戏剧人物著称。丁衍庸也因沉迷于野兽派而被戏称“丁蒂斯”,后来把这种痴迷引向传统中国画又被戏称为“洋八大”。谭华牧的油画和水彩作品中,也透露出文人画的意趣。

蔡涛称这些画家在洋画、水墨画之间的往复穿梭为“多种媒介之间的日常性滑动”。蔡涛指出:“这三位艺术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当时洋画坛盛行的‘东洋回顾’的影响,开始意识到跨媒介、跨文化的创作方法,如他们留日时期的导师,中村不折、藤岛武二等人就提倡打破东洋、西洋的观念壁垒……当时日本洋画坛的重要人物岸田刘生、万铁五郎等人也有这种融入文人画意趣的实验倾向,所以可以看到,这三位广东艺术家的油画创作中,也普遍融入了水墨技法,强调了笔触和线条的自由挥写。”

后来,这三位友人的命运各异。关良在1942年于陪都重庆得到了郭沫若的盛赞,后来进入新中国时期的上海中国画院,成为一位镁光灯下的知名画家。谭华牧虽然1956年回到广州,但他选择一种低调的漫游状态,尽量回避参与公共生活。

丁衍庸后来的命运最为凄凉,蔡涛在《门缝里的大江大海——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另一种读法》一文里写道:“1949年10月13日,丁衍庸只身去了香港,此后生计落魄,一时跑到青山跟和尚借了寺舍住,后来在几间中学教美术,最风光的时候也只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做临时教员。最痛心的是,他没来得及把妻女从家乡茂名接到香港,1953年,他被告知母亲、三女儿相继病逝,而妻子则在乡间被斗死,疏散到老家的艺术珍藏也被劫掠一空。家国变色,骨肉分离,此番痛楚,直逼得丁衍庸视自己为现代遗民,此时他对八大山人的嗜好更深了……新时期,重开国门,迎接海外游子。1978年,丁衍庸77岁了,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休,很想返乡看看亲人。广东美协主席黄新波为迎接这位老艺术家的归来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一切准备妥当,老人却突然走了。”

从谭华牧到他与关良和丁衍庸的朋友圈,可以看到那些生于一个世纪以前的艺术家,命运中的偶然性和逃脱不了的宿命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三个广东现代主义画家的际遇,可以窥视他们身后整个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家集群的历史命运。例如杭州的林风眠、庞薰琹和倪贻德等人,他们坚持类似的艺术主张,也遭受了历史洪流的猛烈冲刷。

如此再看回悬挂在何香凝美术馆“南国:谭华牧的画日记”展览中的谭华牧那幅最著名的油画《风景》,犹感画面的动人——哪怕画外的世界巨浪滔天,画中情侣依然安然促膝坐在山石上,闲看垂钓的孤舟蓑笠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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