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钟慧芊       2020-07-01    第566期

有一种自由叫外卖自由

我们接纳外卖,外卖丰富我们。我们依靠外卖获得自由,外卖帮助我们升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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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你的三时三餐,有多少外卖的身影?

你快步小跑穿过马路,赶在9点上班前到达公司写字楼门口。前一天夜晚又看剧到深夜,早上习惯性地睁不开眼加赖床;断断续续地经过三次闹钟的催促后,才急匆匆漱口洗脸,挤进奔腾汹涌的地铁人潮里。你到达的时候,外卖小哥也正好来到楼下,你接过在路上点的早餐,对小哥道了声谢。

你望了一眼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钟,上午11点刚过,又该叫外卖了。你翻到公司的午饭外卖群,吆喝了一声,迅速切换后台程序,打开饿了么,手指飞速划动,发现一家主打东南亚菜的新店,菜单丰富还满减,点击“分享”:“这家好像还行,点这家呗。”

你又望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钟,终于到点下班了,赶紧“Ctrl+S”手上的文档,关机。再一次打开外卖App,广告刷出新文案——“美好生活,应有尽有”。咦,程序更新了?你找到生鲜超市的入口,一边提起背包往外走,一边点选菜单上的里脊肉、冬瓜、鲈鱼以及姜、葱等佐料,盘算着晚餐做个冬瓜汤、清蒸鱼。

外卖凶猛。咨询公司QuestMobile估计,全中国每天有近8000万人依靠外卖治愈自己的胃。易观的数据则显示,当前中国一天的外卖规模就超过20亿元。而在餐饮之外,外卖的服务场景亦不断延伸:生鲜果蔬、医药健康、鲜花绿植、美妆日用。外卖正在重塑我们的消费决策、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乃至精神审美。

外卖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倒影,构筑新的生活方式,映照我们炽热而自在的灵魂。

还有什么产业形态比外卖更便捷?

城市仍未恢复往日的生气,但提供外卖服务的商家渐渐多了起来。身着制服的外卖骑手依旧穿梭于拥堵密集的街巷之间,他们操着不同省份的口音,在飞驰的双轮电动车上拨打电话,提醒顾客出门取餐:“您好,您的订单已经送到小区门卫处。麻烦自取。”

过去半年,外卖几乎是全国餐饮业所余无几的收入来源。一度呼喊“贷款发工资只能撑三个月”的西贝莜面村依靠外卖艰难自救,老乡鸡董事长束从轩则相信,外卖会率先成为企业营收上的突破口。

一切都像2003年“非典”时期的原样复刻:当时的京城老字号“纷纷推出适合家庭烹制的半成品菜、桌菜、套菜”外卖,借此吸引顾客,维持生计。一切又都超越“非典”时期的变革和提升:在这次疫情中,“无接触配送”成为外卖App的标配服务,饿了么在此期间试点的智能取餐柜亦将进一步扩大布局。

疫情加剧了本地生活的配送需求,但也释放了“外卖化生存”的想象空间——外卖的定义,已从过去的粥粉面饭,延伸至救急药物、跑腿帮忙等更灵活且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正如饿了么副总裁郭力指出的,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了生活服务的更新,而生活服务的更新又进一步激发了新的消费需求。

根据饿了么平台上的分析数据,郭力认为,有三类新兴消费人群:第一类是80前群体,他们活跃在各种生活服务消费之中,增长迅速;第二类是白领家长,主要以一二线城市的妈妈为主,她们偏好全球美食、水果、甜品,消费比例在平均水平以上;第三类是三四线城市的自律达人,他们对沙拉和健康产品充满热情,消费速度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

早在2018年,尼尔森公司就在其消费者报告《便捷至上,未来可期》中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市场,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正在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受访者在消费时更倾向于购买能为生活带来便利的产品。基于同样的消费心理,外卖向本地生活服务蜕变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试问,当下还有什么产业形态比外卖更便捷?

我们即将从数字化生存进入外卖化生存。易观报告认为,跑马圈地、野蛮生长的互联网“上半场”已经结束,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进入新零售时代。在业务竞争优势不再由流量红利所左右后,如何构建外卖化生存的生态环境,将是未来入场者决战的关键。

外卖生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困境,也是它的可能性

外卖双雄围绕本地生活服务的博弈还在继续,外卖化生存之于我们的现实价值,更多仍在于它如何解决我们的口腹之欲。

界面文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2019年刊发的评论文章《美食纪录片的丰富与荒凉:饥荒基因、人伦关系和外卖争议》中,作者董子琪分析,美食家如此厌恶外卖,或许在于“外卖既缺少家庭制作的温情,也没有美食谱系,更与饮馔艺术无缘”,外卖App上的菜单尽管丰富,却“几乎是融合创意菜、标准化、商业化食物制作的总和”。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饥荒年代的山间野菜能因为记忆滤镜而在个人佳肴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何以油香四溢的外卖就连“欺骗胃口”都不配?“也许我们应当期盼的,是更营养、美味、健康的外卖食品,而不是再一次回归到母亲的身边——况且,母亲为什么总要待在原地为你烧饭呢?”

长期研究中国街头饮食文化的法国人类学学者阿埃尔·特里认为,人们更愿意流连街边摊,“往往是为了逃脱饮食习惯和选择的单一性”。外卖给我们的疗愈同样如此。它绝不完美(其实也不存在绝对“完美”之物,不是吗?),却是疲于奔波的现代人的一次自在抉择。

你当然可以选择亲自操刀,到社区的菜市场中感受人间烟火(这也是我们在《人人都爱菜市场》专题中所鼓励的);但也可以选择偷得浮生半日闲,省下那琐碎的烦恼,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追求其他形式的趣味。这既是现代社会的困境,也是它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分工明确,才能为供需双方提供生存空间。

外卖不但改变了我们吃什么、在哪儿吃和什么时候吃的问题,它甚至改变了餐厅的概念、布局乃至整个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外卖来自共享厨房。据“好奇心日报”报道,去年北京和上海拥有至少200个共享厨房,构成外卖App里的上千商户。国内首个《共享厨房服务规范》也将于今年7月10日起执行。

传统意义上的餐厅因为士绅化的难题而被迫关门时,这些新范式的共享厨房却以柔软的身段填充城市的罅隙,塑造新的商业空间。此外,因为运营模式灵活,共享厨房在疫情之下竟能逆风上升,为经济提振贡献力量。城市面貌的更新,也是生活方式的更新。但外卖化生存的全貌,目前我们还不可知。

我们的生存方式,总能在和时代精神的互相磨合中找到坐标

某种意义上,外卖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载具:它意味着将烦恼外包,意味着时间自由,甚至意味着一种分布式的生存状态。它是我们的一种消费升级,也是我们的一次生活升级。

外卖体现了当下时代的种种需求:便捷快速的传递、互不干涉的陌生人关系、基于外卖衍生的新社会结构和新生活模式。这些需求都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既构成我们的生活,也深刻地改变世界。

作家许知远在某次访谈中如此定义“外卖化生存”:“对我来说,‘外卖’就是个跳过过程的过程,它让我们直接抵达一个终点。”还有学者觉得,加速时代的外卖想象,体现了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交的弱化。

但问题是,和历史上所有谨慎的技术警惕者相似,他们口中可怕而晦暗的未来从来没有实现,我们的生存方式,总能在和时代精神的互相磨合中找到坐标。

外卖对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的冲击,一如文化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种种“渗透”,如洋节、大片、动漫,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它们的进入总是一体两面。一味固守同一套文化标准,已经不是现代的生存方式了——不如理解、包容一种新生活方式,让其进入,并取其精华,让它丰富我们。

20年前,《新周刊》这样定义“飘一代”:“他们不会高喊自由的口号,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自由’这一伟大理念。”今天,我们在尝试定义“外卖化生存”时也秉持同一种价值:每个人都在餐食日常中构筑一种不需要身体参与的参与感,借此高扬自由的精神。

无疑,现代社会在生产效率、信息传输、生活步调、情绪感知等方面不断加速,但这是一个契机:我们或许可以借此“重新夺回自己的时间主权,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劳动分配”(学者王行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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