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谭山山       2020-10-01    第572期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故宫

故宫当然是6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它太宏大、太丰富、太复杂了,因此有了“故宫学”这个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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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至今,600岁的故宫,经历了历史的风霜雪雨。它曾是权力的象征,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宏大建筑群;见证了帝制的终结后,它从帝王的宫苑变身属于人民的博物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因此,2020年,故宫迎来了两个周年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

如果没有宋徽宗,就没有今天的故宫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在论述北京、台北故宫文物藏品的专著《天府永藏》里提及,历代宫廷都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宋徽宗时尤甚,《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就是记录徽宗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这些收藏,为今天两岸故宫的文物收藏奠定了基础。台湾作家蒋勋甚至将宋徽宗称为“故宫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长”。

如果没有以蒯福能、蒯祥父子为代表的建造者,就不会有“高敞壮丽”的明代紫禁城。蒯氏父子出身于苏州“香山帮”,蒯福能永乐三年(1405)以工匠第一人选身份被征召到北京,参与紫禁城这个“大营建”;其子蒯祥则在永乐十五年(1417)应召进京,主持建造了三大殿(见《吴中拾遗·香山蒯氏》)。明代紫禁城什么样?从“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上展出的《徐显卿宦迹图》可见一斑。

如果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没有在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西方世界就无从得知中国有座紫禁城。利玛窦在中国生活近二十年后,终于借进献自鸣钟的机会,进入紫禁城。他在札记中记录,他们进入一间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

如果没有乾隆皇帝,今天两岸故宫的书画收藏就达不到现在的规模。如果说在宫廷书画收藏史上宋徽宗堪称前无古人的第一人,乾隆皇帝就是仅次于宋徽宗的第二人。乾隆时期,内廷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曾达数万件,存世的晋、唐、宋、元名画几乎搜罗无遗。历经乾隆、嘉庆两朝编撰的《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收录作品共计12000余件。今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如两岸故宫、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京都藤井有邻馆的镇馆中国书画作品,大多是经过乾隆收藏的。

如果庄士敦没有担任溥仪的老师,教溥仪英语、向他灌输西方文化,溥仪就不会过上西式生活。他在宫里设“番菜房”,吃西餐,着西装——“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眼镜,浑身散发着蜜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溥仪《我的前半生》)。当年,他迷上骑自行车,为了骑车方便,他命人锯掉了从养心殿到御花园的所有门槛;他还把骑车变成了宫里的时髦活动,有皇后婉容留下的骑车照片为证。

如果退位后的溥仪和他身边的人没有巧立名目、以各种手段将宝物带出宫外,导致故宫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内外就不会形成“流动的故宫”。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在《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中讲述了一对清代翡翠簪失散近百年后“相遇”的故事:有一支不知何时流落到宫外,几经辗转,出现在佳士得2008年的秋拍会上;另一支则由溥仪藏在皮箱夹层里带出。溥仪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主动将它跟其他467件珍宝一同上交;最终,它由沈阳故宫保管。沈阳故宫副研究员李理感慨,这对簪子何其幸运,在失散近百年后再度相遇;而成千上万的文物可能就永远失散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宫文物的流出,也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了解中华极致文明的契机。

如果清代没有灭亡,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博物院。1914年10月,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在武英殿正式开幕,紫禁城外朝开始对公众开放,首日即迎来2000余名观众。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式在神武门前举行。正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在1929年所说,“以前的故宫是皇家的私有物,但现在是全国的共有物,也是世界的公有物”。

如果没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庄尚严、吴瀛、那志良、欧阳道达、梁廷炜和梁匡忠父子等故宫人及一大批工人、眷属的一路扶持,1933年南迁的13427箱又64包故宫精品文物就不会在历时十多年、辗转数万里之后,神奇地没有一件遗失、没有一件损毁。故宫人将之归因于“文物有灵”。“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但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衣履简陋,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在一次受访中这样说道。南迁故宫文物共9361箱曾存放在四川省乐山市安谷乡,今天,此处建有“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又称“战时故宫博物院”。

如果没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举行、故宫文物占一半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欧洲人就没有机会“认同中国艺术之美”。这是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向全世界集中展示。当时的欧洲,一说起“东方艺术”,言必称日本;此次展会之后,日本艺术在欧洲的地位被中国艺术取而代之。

如果1948年年底国民党政府没有将2972箱南京所藏文物分批运往台湾,“一个故宫”就不会变成一北一南“两个故宫”。庄尚严带着家人登上中鼎舰时,只说了一句“我们去台湾”,并没有交代详情。对于庄家人来说,15年来一直在搬家,这不过是继北京、上海、南京、贵州、四川,回到南京之后,去往下一个旅程。但他们没想到,旅程在台湾终结。梁廷炜和梁匡忠父子也一样,梁廷炜去了台湾,梁匡忠留在南京,从此骨肉诀别。

如果没有《御香缥缈录》《宫女谈往录》等清宫回忆录,我们会对紫禁城的日常生活缺乏实感。通过这些在宫里生活过的人的讲述,读者得以了解宫里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正如祝勇所说,故宫600年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还包含了建筑史、思想史、女性史甚至日常生活史。相较于重大历史事件,其实日常生活才是历史的常态。同样可供佐证的,还有像帝师庄士敦、1900年随军进入紫禁城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这样的历史亲历者的记录。前者的《紫禁城的黄昏》就不必说了,后者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也值得一看。这部分经由文本讲述的故宫,可称为“口述故宫”。

如果没有以电影《末代皇帝》为代表的与紫禁城相关的影视剧,我们就无以建构对紫禁城的视觉想象。尤其是《末代皇帝》中那些讲究的场景、画面和美术,比如小皇帝仿佛被漫天的黄色门帘“吸”进去那一幕,为我们描述了教科书里找不到的历史图景——尽管它是虚构的,但符合历史真实。再比如,电影中寂寞至极的太妃们通过小望远镜偷窥溥仪的一幕,很魔幻,但细想又觉得理当如此。这些影视剧共同形成了一个“影像故宫”。而横店的“明清宫苑”,1∶1复制自紫禁城,是实现“影像故宫”的重要取景地。

故宫当然是6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它太宏大、太丰富、太复杂了,因此有了“故宫学”这个提法。即便身在其中的研究员如祝勇,也不得不感慨:“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

故宫是什么?它是一个大概念、一个超级大IP,其下又划分为众多子概念。

比如“地理故宫”——位于北京城中央的紫禁城是故宫,位于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是故宫,位于沈阳的“盛京皇宫”也是故宫。

北京故宫有180多万件文物,台北故宫有近70万件文物,沈阳故宫有10万件文物。而围绕着文物的流转,又有“南京故宫”“战时故宫”“流动的故宫”等说法。

而影像故宫、文学故宫、动漫故宫、游戏故宫、虚拟故宫,等等,则是“故宫”这个超级大IP所衍生的众多“故宫+”概念。

正因为故宫的庞杂,每个人眼中的故宫都有所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传奇、一座迷宫,或者是借用卡尔维诺那个文学的表述——命运交叉的城堡。而一代又一代人对故宫的理解和诠释,使它具备了当下性:只要人们还在谈论它,它就将持续对当下乃至未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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