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 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


文/采访整理/金雯
<<新周刊>>第369期



不要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存在,你不过是整个世界很微小的一个粒子,生命本身是种偶然,个体的to be,or not be(生或死)实在不会在时空长河留下什么影响的。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悬崖边上排着队,等着一个一个掉下去了。

  我是1940年出生的,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可以说成长于“高压锅”。年轻人之间总是有竞争的,现在表现在学业上,那时候就是比耐压和抗压性,开始逼着自己,算勉强跟得上。但我本性喜欢在大原则指导下率性地生活,最好是“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下乡劳动可以挑百十来斤,但那叫“大力士挂帅”,说你没触及世界观。劳动休息时,因为爱闲步田畴,自言自语背两句普希金,得一诨号“田埂上的小布”(小布尔乔亚)。

我的大学:夹蛆、挑担、挤时间读书

  1957年到1962年,我在上大学。当时复旦外文系是五年制,大概有一年多在下乡、下厂、下建筑工地、下码头劳动。可以说领导脑袋一拍我们就得下乡,同时还说不要荒废业务,让我们写贫农老大娘的家史——用英文写。我也经历过最荒唐的劳动,大冷天跑到江湾乡间的粪缸旁边,用筷子夹蛆,这是为了防止开春后蛆变苍蝇。我不知道来年的苍蝇有没有减少,但我一直记得女同学手上全是冻疮。

  在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中,学习时间必须挤。难得享受一个完整的暑假,其他同学回家了,我却会从上海的家里回到学校。平时八人一室的宿舍里,就我一个人,物理空间不变,主观却有了一种解放感。我花一个暑假看书,刚开始是看比较刺激青少年的书,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福尔摩斯探案集》、《梅森探案集》都看过;也看哥特小说,图书馆的Mysteries of Udolpho(《尤多尔佛之谜》)据说直到前不久,借书卡显示只有我一个人借过。

  作为一个长在“高压锅”里的人,“文革”对我的思想冲击最大。有两件事情是我亲历的:四姑母家境困难,丈夫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劳改,自己在上海一家很破败的民办小学里教书。“文革”一来,她的学生把她当成地主婆批斗。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受不了迫害,上吊自杀了。傍晚,我去收尸,亲眼看到她是怎么自杀的:女厕破败阴暗,横梁很低,身体蜷缩着才死得成——她是抱定了必死决心的。我岳父是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的X光技师,割手腕自杀的,还割了颈部动脉,墙上、天花板上都是血,很是惨烈。

“文革”中被开除“人籍”

  “文革”中,复旦大学小小一个外文系有十多位教师和所谓反动学生自杀。原来以为5%的教师被打倒,定额算完成了,后来发现达到了百分之十几。“文革”最后一波“一打三反运动”把我也打进去了。被抓之前的两三个月就已经没人跟我说话了,出入校园,像缀上了霍桑的“红字”一样,被开除“人籍”。我女儿满月那一天,工宣队终于上门了。

  批判我的材料包括大学一年级时的开会发言。那时候不让上海同学回家过周末,我发了句牢骚:上帝创造万物才工作六天,星期天理应休息啊。1957年说的话,在1970年被翻了出来,应该是当年被“记录在案”了。这些“反动材料”估计现在还在某个档案柜里放着。我们读书的时候要向党交心,最隐秘、“肮脏”、“反动”、“不良”的思想都得向支部书记交代。类似于向神父忏悔,只是神父会永远保持缄默,而支部书记是“钓鱼”——搜集你思想深处的黑材料,日后用来批判你。“反动”身份确定之后,就开批斗大会,当年带头喊口号的人现在还跟我住一个小区,不是他跟我有什么恩怨,只是他嗓门好,会唱歌,口号喊起来响亮。

  被隔离了6个礼拜后,因为查不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去编字典了,那时候复旦大学外文系有三十多个老师不能教书,被指派去编字典。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进校时,我们被带到复旦大学1237大教室的右前方坐定,然后一声口令,我们起立,向后转。工宣队告诉工农兵大学生:“以后见到这些人不能叫老师。”我们是革命的对象,不能与人接触,一说话就要放毒,即便我一直是相当受欢迎的老师。现在想起来,绝望也是有的。我妻子还怀过第二胎,当时我们两个商量决定不生了,怕生出来让他受苦。

  “文革”派性内斗时,托那时复旦写作组的福,他们跟踪外刊动态,翻译资料给高层领导看,找我这编外有问题的帮忙。比如美国中情局局长换人了,要搜集外媒资料将此人背景介绍一下,这样算是有了看外报外刊的机会,也算是我“学徒”阶段的训练。“文革”中要办家庭学习班,一家人坐在一起念毛主席语录,我不喜欢,躲到三楼翻译《蝴蝶梦》,自娱自乐。“文革”后,译林出版社要出版,就给了他们,但译者写的是我太太的名字。

  1980年后有机会出国看看,了解外面的情况,两相对照,更觉得政治运动荒废了中国人多少大好时光。过去我也会为了“过关”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没有人格分裂,思想中也没有钙化的意识形态。不像那些搞审查的意识形态“蓝铅笔”,专门检禁。他们大概一直是革命动力,不像我们是革命的对象。我觉得他们一定有面罩的,只是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另一面。如果写一篇小说,我一定能写出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虚伪、廉价、怯懦、阴险。

做“规矩人”是家传


  大学的老师将我引导入英美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之门,工宣队将我推入字典之门。但是我最早的中文训练来自父亲,在家我受的是旧式教育——背书,背得最多的是家书类文字和诗词。做“规矩人”是家教,做人做事合法、合道德,负责任、有担当。我研究生时代用英文写日记,里面说到一些朦胧的三角恋情,谁知父亲也在做“蓝铅笔”,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严格管束会让人失去一些自由灵性,但能保证你不做越轨之事。父亲的管束还包括一些物质上的要求。上中学时,我喜欢听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等等,想花60块钱买个唱机,父亲不准,觉得浪费钱,也怕影响学习。我喜欢打篮球,戴着父亲的手表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父亲派表哥去学校找我,当着同学的面令我将表摘下,回家后还要写检查。我的所有检查以及民国时代起的成绩报告单,父亲都妥为保存,现在传给了我女儿,恐怕早就不知塞到哪个被遗忘的角落去了。

  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精神不能矮化。最近看某位复姓人士的一个视频,展示的是复姓先生去看车展,对着中方工作人员大呼小叫,对方像是个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小女生,怯生生被复姓骂晕了。这时来了个意大利的外商,好家伙,复姓先生顿时换了副嘴脸,夹着几句破英文,谄媚不及。复姓先生是国内有名的“左派”。这个视频说明此人实际上标准一个“左皮西仔”,外表是左的,内部却是西仔,就是当年父亲教我应该最鄙视的洋奴。他不是老骂“带路党”吗?真到了节骨眼上,还不知“带路”的是哪些人!

  父亲言教加身教,使我不会低三下四地去取悦外国人。我自己是学外语的,现在妻子、女儿一家都在国外,但我还是不应他们的要求去申请绿卡。这跟从幼时的教育有关,特别是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长大,根子就扎得更深一点。一到秋天,秋虫鸣叫声大起,这时故乡的草木、风物、氤氲,那些说不出的牵引力就会催着你回来。现在骂知识分子的人很多,但也就在这批人中间有化解不开的“故园情结”。这是很难描述的情感,像脐带一样无法割断。

  陈丹青讲的“民国范儿”已经没有了。(当然,民国也不全都是好的,就像我父亲说的,逛窑子就不好。)但那个年代作为人的总体风范,还有基本的美学标准,确有不少值得传承。特别在教育界,讲究精神富足,淡泊物质,至少不会穿上名牌,戴上名表,挎了名包,嘴上什么脏话都骂得出!有时我走过精品店,常常想起苏格拉底在希腊的市场里讲的话,“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啊”。

我不是什么斗士,只是个遗老遗少式的人物吧

  我现在还忙着给学生上课。上学期是每周介绍一本书让学生看,戏称“恶补”;这个学期我让他们写,每周300字都可以,允许下载,但不能占全部文字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叫“产出”。好多学生一听有写作要求,跑掉了,但是我相信剩下的学生对语言是有亲和感的。真希望每培养一届学生中会有两三个比较不那么功利。我希望他们语言功底好,英文说写读译流利,文学原著浸淫得深,知道西方文明是如何演变过来的,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日耳曼骑士、英格兰清教徒,都能弄清楚。

  但是,总体而言,就其佼佼者比较,现在的学生不如过去,这跟整个大学教育的变化有关。大学培养的不是学士、硕士,或者讲技术的术士,而是一个初级的思想者和怀疑者。我当年至少有一点朝这个方向靠近。现在的学生,英文讲起来腔调可以,但是你让他写东西,一出手就看出问题来了,有的是错误迭出。单就技能型的要求说,也难合格。

  我们的青年教师也自有苦衷,语言文字尚未过关,急急去专注各种理论派别,不看原著。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文学都是各种主义,而且我觉得学也没学对,比如,新左派在国外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对“死白欧男”(dwems)垄断的,反对不光彩的过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国内新左派却为并不光彩的过去辩护,虽说打的牌子一样,内里是一回事吗?再说,在欧美做文学,批评讲究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而我们搞欧美文学,首先还隔着外语这一个大障碍,能一点不读“死白欧男”吗?

  在微博上,我是@陆老神仙,至少义务回答了一年的问题。也遇到有些孩子不太像话,连supplier(供应商)是什么都要问,字典上一翻就能找到的。现在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但只看到“管制”,实名制、限娱令都来了。所以,我决定离开微博。开始是尝尝味道,现在尝够了,以后不打算上了。

  在网上我还经常被骂,“死老头子”、“老不死”还算文雅的,一些脏话我都不愿重复。当然,你可以说让人家骂好了,但是,我不是斗士,只是一个遗老遗少那样的人物。前段时间,小宝在《东方早报》上写了篇文章讲snob怎么翻译,他认为应该翻译成“装bi”,可以说他的翻译是很准确的,但是我这一代人绝对不会用这个词。用了这个词,似乎整个品格就降了一大截。我也会用“给力”这些词,但是我不会用这种带有脏词的网络语言。

生命只是偶然,最终from dust to dust(尘归尘)

  我喜欢孤独、宁静。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在一群人中,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那我就向内,回到自己的精神王国。或者外面热闹得不得了,比如在婚宴上,周围都是人,自己的元神会跳出肉身,看别人也看自己,看着自己的肉身活像一具傀儡。

  我把我这简陋又老旧的住所叫做洞穴,人家问“回家没”,我常答“已经回洞”。每天晚饭后散步,路上不时与亲友、学生短信交流,我叫它“walkie talkie”。尤其大年三十,人少清静,每年我都会在日记中记下:今年遇到几人几骑。我的日记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掉,沪上某名人出日记时,我就劝过他不要出。日记必然有私密,必然臧否人物,也必然会触犯到制度性的东西。当然,可以删削,编辑,但是那样又有什么意思?

  不要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存在,你不过是整个世界很微小的一个粒子,生命本身是个偶然,个体的to be,or not be(生或死)都不会对时空长河留下任何影响。对于这一点自觉悟得满彻底的。我们受了一些教育而离不开书本等精神享受,其他人在劳作之后洗澡就睡去了,也是一种存在,所以,写本书、编个字典这样的事情可能有点成就感,但过后一会儿就淡忘了。

  现在采访、演讲尽量都推掉,我只想着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实在对外面的事情很绝望了。学生、学校、社会,这里强拆,那里冤狱,让人变得非常消极,想赶快度过余生。
朱维铮不久前去世了,还好葬礼上没有各种讲话之类。以后我的葬礼就是租一条船,从十六铺开到吴淞口撒掉骨灰,from dust to dust(尘归尘),然后大家洗洗手回到船舱开一个派对,不许说到陆某人生前如何如何,就这么结束。也省得后人一到清明还要来祭扫。




生于1940年,浙江余姚人。曾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是国际莎学讲坛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新英汉词典》的编写者、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和《英汉大词典》主编,在学生自动发起票选的复旦大学“十大杰出教授”中,他是得票最多的一个。如今依然在复旦为学生授课,并着力编纂复旦版《汉英大词典》。





陆谷孙答问


问:前段时间,有海派清口人士要在复旦设立奖学金,你在微博上公开反对的?

:是的,对方出30万,还来函要求仪式规格,车子来学校时候,什么级别的人去迎接他,还要500个人听他去讲。所以,我就说复旦越来越亲近娱乐界了,我等应该闪人了。但最后总算复旦还是有一小撮人与我一样,这件事最后就没办成。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大学让学生学什么样的人,设定什么样的人做角色模范。那类开口闭口就是“拿伊做脱”(上海方言,干掉他)的人,在市侩的上海滩都不能入流的。




采访手记

  与陆谷孙先生聊了两小时三十七分钟。从他称之为“洞”的家中出来,身处闹市,突然有点切换困难。接下来,“陆老神仙效应”开始大爆发,寻来金雄白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因为陆师最近在看。顺带找了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为余英时一万多言的序所折服,又入手了《余英时访谈录》。甚至打算入手Kindle一台(陆师曰“金斗”,他正在用)。终于又有了修复“三脚猫”英语的动力,将Elizabeth Gaskell的Cranford买来潜心阅读,因为陆师说学英文要看原著。葛传槼先生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也被翻出来,这个样子简直要摩拳擦掌地大干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