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 当先锋容易,当“后锋”很难


<<新周刊>>第371期



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七八十年代时,都想当先锋,现在却该明白,如何当好“后锋”。



  前不久的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让我在媒体上出现得频繁了些。这个奖对我,只是关于过去的说法,严格说来不重要。要说高兴,是觉得中文和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人生的处境的理解上更接近了。

  几年前,我曾问自己:你怎么命名这个诗人?“他生于瑞士,长在中国,持新西兰护照,美国和澳大利亚绿卡,常住伦敦,刚在意大利获奖(除了诺尼诺文学奖,此前还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正在给法兰克福报写稿,将去魏玛演讲,无论在哪,他写的始终是中文。”

  有人说:我是读杨炼的诗长大的。每听到此,我都恍惚自己白发苍苍已有盖棺定论之感。我写过这样一句:“读我的诗长大易,读我的诗长老难。”意思是,当先锋容易,当“后锋”很难。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七八十年代时,都想当先锋,现在却该明白,如何当好“后锋”。在道路上留下新鲜脚印的都是先锋,但到底能留得住什么,要等有深度有航程的旅途之后,才能得出定论。

漂泊于“异乡本地”的幸存者

  我出生于1955年,1988年揣着写作五年的长诗《YI》踏出国门。“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每一只鸟儿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哪儿 此时此地/无所不在”。这是《YI》的结尾,一语成谶,此后我和太太友友不停地在世界各地漂泊: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英国……整个世界就在脚下滑。那年像是一道裂缝,把我的履历一劈为二。

  我6岁从瑞士回到北京,在中国成长,最初自认是“中国的”诗人,写的诗也是关于中国的。在国外漂流途中,我和非洲诗人交流时,发现我们思考的问题、对人生处境的理解极其相似。我觉得“中国的”概念过于狭窄,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中文的”诗人。写完《同心圆》,其中一组非常实验的诗,有人说太极端。我就想,一种全而统知的中文,谁都可以接受的中文,有吗?我干脆说我写的是“杨文的”,用英文说更好玩:yanglish。诗歌本身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通过极端的语言,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我出国前和芒克、唐晓渡、多多等在北京组过一个“幸存者”俱乐部。某些当年的“地下”诗人,出名、出国,成为“地上”,但作品也随之软化、空泛,这简直是一种慢性死亡。那时我们就说,要做语言和诗歌的幸存者。今天,这句话我还愿意送给自己。

  1992年,到达纽约,偌大的都市朋友寥寥无几,我坐在窗口开向哈得孙河的小书房里,感到自己在下沉,写下《黑暗们》:“黑暗太多了,以至于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1997年,到伦敦,我盯着那个标明Stoke Newington的邮政地址,想象它的命运——可能又是一行还没记住便被遗忘、缩小、埋进履历表的字母?可四年后,我竟还在同一个地址,同一个厨房,视线看向同一个后花园中的苹果,就知道这座城市和我的关系变了。——四次见到同一根枝条上悬挂的最后一个苹果,这地点对一个人来说就不同了,这个异乡变成我在外国获得的“本地”。

  在这个异乡的本地,中国被我称为“我自己的外国”,中文也成了“我的外国母语”。大多数时间,我说着英文,其实是内在的那个说着中文土话的中国诗人在说话。他成了我的幸存者。

所有外在的漂流都是内心的漂流

  多年漂泊,深层体会了生命和生存的困境,但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确实,“流亡”这个词我用了很长时间。但诗歌是深深楔入生命的,它不需要定语和标签,它就应该是诗歌。“流亡”这个词出自屈原,简直是天才之作。汉语呈现的“流亡”,比英文丰富得多,有很多创造性的理解:是“流向死亡”,还是“流”就是“亡”,还是“死去后才开始流动”?我写过一句诗: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是诞生。

  我真正开始写诗的时刻,应该是1976年1月7日。我母亲在那天猝然病逝,那一刻,“死亡”突然撕下伪装,粗暴、毫无隐瞒地呈现在眼前。那时我刚满20岁,那场告别几乎瞬间改变了我的写作性质。我第一次用我的舌头品尝到真正的诗意。后来,我在北京西郊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旧居书房里,抄下圣·方济的一句话:人,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

  之后,类似的时刻出现在1993年,顾城自杀那一年。顾城临终前最后一首诗是《鬼进城》,把人生的破碎感表达到极致。那年我也经历“黑暗们”,但正是走投无路之时,写出《大海停止之处》,找到了全新的写作结构,也可以说找到一种生存结构——一切从不可能开始。当时,在悉尼城外,我坐在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脚下全是涛声,岩石的尽头,像日子,又像无根生涯,那一刹那,我写出了全诗的最后一句——“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

  我找到了对人生不一样的理解,不仅认可了这种绝境、黑暗的必然性,而且认可了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所有外在的漂流都是内心的漂流。

聪明的“后锋”养活传统

  我受益于高中语文老师一句警语:杨炼,你这一辈子要小心,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很容易演变成小聪明,就变成了一种浅尝辄止。很多中国诗人的天资非常好,有一种青春期的冲动情感,抒发过一段,但这种热情一过,就没有能力发展了,断了那种长气。

  当年我们被称为朦胧诗人,被说成先锋、反传统。最初我和顾城、北岛、多多还不认识,却不约而同做了同一件事:把一些空洞无意义的大词删掉,换上太阳、月亮、土地、水、黑暗、痛苦等。这些正是表达当代复杂经验的古典词汇。特定时期,太强调新,若断了与传统的脉络,非常危险。

  中国诗人去国外交流,被问的仍然是李白、杜甫,会感到尴尬。其实这是优势,你走出去,得到的第一期待是:从李白、杜甫的家乡来的,不可小觑。接着想象:这人是否今天的李白、杜甫?——人人都希望读到一个把李白、杜甫掀翻,把中文诗歌传统向前推进一大截的诗人。但这太稀有了。所以,真正的聪明,其实是长气,要养“活”传统。

  在美国时,我给一对台湾夫妇写了首古体诗,最后一联是“寒士终须凉红玉,白兰地里黑狗兄”——寒士终究还要喝红葡萄酒,内嵌谐音“韩世忠”需要“梁红玉”,“黑狗”是台湾话指帅哥。这是一种纯技术训练的写作,但有意思,视觉、听觉、意象、典故、平仄、方言、玩笑都在里面。这是我想追求的一种中文的极端。

  如果说我有野心,我承认,我有,而且没变过,那就是:幸存者,经典性。


1955年生于瑞士。6岁时回到北京。1976年开始写诗,《今天》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大利亚访问。迄今,足迹遍及欧、美、澳洲。现定居伦敦。



杨炼答问

问:你的诗集都不叫诗集?

答:对,叫诗歌项目。诗集的分量不太够。

问:我想听你聊聊《艳诗》,它好像也是你一个重要的诗歌项目。

答: 《艳诗》是2004年完成的,前两年在台湾出版,今年《天南》杂志有选登。

  1994年,《今天》在纽约开会,我就谈到过,每个诗人都想在诗里处理政治,但都不敢把话说清楚;每个诗人都在写点色情,但又不敢跟色情题材来个素面相对。但我们谈到中国古典诗,几乎能用上所有美好的词汇:色情、颓废、高雅、精美、凝练,等等。我当时就想,有没有可能用当代人生和诗歌的意识来处理古老的色情?《艳诗》的写作,我还是希望能与《金瓶梅》中出现的诗意构成创造性的连接。金瓶之野,红楼之雅,是为艳诗。既要野,又要雅,在处理色情的真实感以及文学价值的兼顾上极其讲究,最后落点在“诗”。







采访手记

  一个诗人告诉我:采杨炼要像采矿一样采,他是一座矿脉。我拎着一句他的诗——明媚是一种公共的耻辱——破开话题。他太像一首喷薄的长诗了,我不得不在他用语言和词语现场搭建的气场宫殿中,几次用眼神叫停。

  我本来想问他一个问题:是否还有冲动与人谈论诗歌?见了面我压根不用问了,但凡任何一个现实细节,都会激起他的构思。“友友的耳环,和你的,就能构成一首诗。她戴着一扇银色的盾,你挂着两把软软的矛。”我当天确实戴了长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