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 科幻就是要描写人类的乌托邦


文/采访整理/张丁歌
<<新周刊>>第376期

 

 


现实比科幻还科幻,中国的现实就太科幻了。我做新闻工作,每天都感受到科幻。

 

  为什么一定要用“世界观”这个词?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语。你问释迦牟尼,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他会怎么回答?跟着还有人生观、价值观。讨论这个会很糊涂和风俗化。有人问过我,如果有两个世界,一个狭窄而光明,另一个广阔而黑暗,你喜欢哪个?我毫不犹豫选了后者。
 

  我从小就喜欢一些未知的东西,宇宙,野人,星空,没事就愿意看星星。到现在还是。我关注日食月食。我去兴隆,零下三四十度,看流星雨。每到这时我觉得,我真是很奇怪,会以“我”的形式,存在于这个宇宙中。这时,我对任何构思都很悲观。这种东西是无法写的。任何一种文学都是无意义的。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热爱或相信科幻,一种是不相信科幻的。

  热爱科幻,是一个人身上是否存有理想主义的指标之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热爱或相信科幻,一种是不相信科幻的。现实生活中,我会非常轻易辨别出他是哪种人,“跟你一伙的”,或不是。这两种人,不需要强求磨合和过渡,可以相安无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可以互相转化,变性什么的不是不可能。
 

  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从“那种人”变为了“这种人”。我写第一篇科幻作品是1982年,是一个中国人把熊猫送到月球去的故事。那时的老师不教我们唱红歌,而是教我们写科幻。比较得意的一篇,写一群中国中学生要把一个东西送上美国航天飞机,然后,整天就琢磨那航天飞机要掉下来(四年后,“挑战者”号真的掉了下来)。
 

  那时中国科幻也有几大天王: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刘兴诗。后来,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科幻被视为伪科学几乎全军覆没。一夜之间,除了《科幻世界》(那时叫《科学文艺》),其他科幻杂志和作品都消失了——这事本身就挺科幻的。
 

  1991年,我在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考进了新华社。当时,我拿了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小说给招考老师看,好像有《天道》,老师很喜欢。我一直觉得,能进入这个国家新闻社跟我带去的科幻小说脱不开关系。也是那一年,我的《宇宙墓碑》获“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好像注定了要在科幻和新闻之间游走。

现实比科幻还科幻,中国的现实就太科幻了。

  很多人会好奇:你白天面对现实,晚上回家搞科幻,不会分裂变态么?其实,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它改变不了人的状态。我没有明确的作息表,一般都按照工作安排来进行。先做完工作,这是习惯,也可能是一种基督教伦理或者儒教伦理什么的。我觉得我常常像日本人一样敬业,哪怕让我去制造垃圾,我也会很认真地制造。工作会让人忘掉忧伤和无聊。只有最投入的忧伤和无聊能让人忘掉它们自身。
 

  但话又说回来,我的科幻小说大部分取材于现实,我总是像写日记一样把现实记录下来。比如《地铁》,很多人觉得太恐怖和暗黑了,可我就是有感于北京地铁的拥挤,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真实写照。地铁带来了压抑和诡异,对于地铁中的一些现象,有人用“闹鬼”来解释,这当然是迷信了,我则用科幻来解释,只不过层次延伸得深了一些。大刘(刘慈欣)说我看到的世界是三维的,其实,我看到的世界常常是没有维度的,在地铁里感觉最明显。
 

  现实比科幻还科幻,中国的现实就太科幻了。我做新闻工作,每天都感受到科幻。一些可以写成稿件发出去,正确引导舆论;另一些则写成科幻小说。比如,七一那天,我就在想,香港这个城市也很科幻。我的构思里,香港将来就是一个纯旅游城市,四面八方的人拥入这里,发现香港本来就不存在,只是一个人们经验里记录下的城市。又比如本·拉丹,他和奥巴马都是科幻迷。据说是读了《基地》,拉丹才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基地的。奥巴马对《星际旅行》相当着迷。我常想,一个人有了想象力,可以对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了想象力,没准就可以左右世界。很多西方政府做决策,不光找时政评论家,还会找科幻作家作咨询。

马克思就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他把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幻想。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相信,随着科技发达和人性改进,那个理想有一天会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思索人类的整体归宿,希望人类有幸福和公平的未来,能够大同,这跟科幻的核心理念是非常非常一致的。说起来马克思就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他把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幻想,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科学幻想。科幻就是要描写人类的乌托邦,它们都是有终极追求的,是有崇高理想的,绝不仅仅是油盐酱醋茶。
 

  我对现实世界当然也灰心,你想咱能发射航天员,搞天神对接,弄得那么准,怎么一个西客站都做不好呢?害怕也是有的。科幻的主题是恐惧,宇宙对我们是屏闭的,我们对黑暗是无知的。你以为地铁是光明的,到处是广告,花花绿绿的,但它又是在最黑暗幽冥的地方行驶的怪物。这是想象力的渊薮。
我从小就是破坏欲很强的人,但又是个性比较弱的人。“个性弱”指的现实中,我基本能控制跟这个表面世界相处的情绪。但很多人又说我胆子大,野,很多别人不敢签的稿件,我来签。我愿意为了值得的事冒这个险。可能这跟科幻写作有关,科幻对我来说就是最自由的文学,并且带有很强烈的冒险精神,它有些像摇滚乐或者先锋艺术,让你骨子里上瘾。
 

  科幻作家对灾难有一种本能嗅觉。我写《地铁》时就会不安,不是自己的恐惧,而是给读者带来了末日情结。我确实相信末日说。末日每天都存在,都在末日中,或末日边缘。一下子上不了网了,对很多人来说,是巨大的末日。房子被拆了,重病上不起医院,有冤无处申诉,对个人来说就是深深的末日。个体的末日,比起集体的末日,来得更要紧。但末日意味新生。宇宙就是一次末日般大爆炸式的大灾难的产物。所以末日就是福地,置之死地而后生。每个人的末日可以汇聚成集体的末日,你不得不重建新世界。
 

  科幻小说是把人放在一个极端的、与现实不同的环境下,设置一些限制条件,也就是科学的条件,进行反复的实验,看能出什么结果,由此去检验某个乌托邦、某个关于未来的设想能否实现。最高级的科学与魔法无异,这是阿瑟·克拉克说的。我崇拜技术、工业文化,我不会去设想孙悟空不穿抗荷服就能一个筋头十万八千里,那就是魔幻主义,就是迷信。这种东西可以被用来造神,中国很多情况下就是搞成了这样子的。但科幻不是这样的,追求平等、自由和简易可以被证伪,可以争论。
 

  末日来临前,我最想写的小说,是关于鲁智深的故事。我最喜欢的小说是《水浒传》,它是一部充满科幻感和技术的杰作。也许我对未来的很多终极想象和追问,都会在这个鲁智深身上实现。

 


1965年生于重庆。1991年进入新华社,现任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等职。美国《新闻周刊》如此报道:“他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著有《地铁》、《红星照耀美国》等。

 

 

 

 


韩松答问
 

问:你去大刘家乡娘子关,过关一刹那你说:我终于明白了,幻想发生于贫瘠、创痛和追赶。为什么? 
 

答: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都出在河南、山西、四川这样一些中西部地区,而不是北上广。能清楚看得到中国现状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差距,与世界主流趋势和普遍价值的差距,也最痛苦。那里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啊,就拼命写科幻。天天拿个苹果手机看微博是感觉不到这个的,山西的刘慈欣、河南的王晋康、四川的何夕都不上微博。
 

问:如果生活于同一时代,你会如何跟阿西莫夫描述中国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
 

答:我会告诉他,《我,机器人》中的那些情节,在中国很多已经成真。而我将要写的,不是机器中普遍的人性,而是人性中普遍的机器性。

 

 

 

 

 

采访手记
 

  写科幻小说的韩松太狠了,但生活中的韩松,平和讷言,这种魔幻般的不现实感,让人觉得平静背后有着一个沸腾黑洞。
 

  他一直在过美国时间,每到半夜三点,必定在微博上“吓人”。“很多人只能在夜里相遇,一到早晨他们都会死去。”“那些总是在清晨看到美好东西的人,是成不了佛的。”那个时段,他在电脑的对面——或者另一个星球的对面——在干什么?他的回答是:写科幻,上网看东西,看窗外的夜空,发呆,难过。他觉得时间会越来越不够,越来越碎片化,人类的进化或许是这样的方向。所以会尝试随时睡随时醒,减少睡眠,想在末日来到之前多做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