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 盖房子、做首饰、做衣服都是因为喜欢


文/采访整理/张丁歌
<<新周刊>>第382期

 

 

我父亲一句话让我受益很深,他说,将来你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在工作,如果不喜欢就会很痛苦。

 

  我是走投无路才学的建筑。我父亲从没要求过我们继承他什么。我喜欢美术,从小就跟着父亲逛中国美术馆,看西洋画,自己也画。考大学时,父亲说,你这么喜欢美术,数理化又不行,就学建筑吧。我这才走上这条路。
 

  我成长的年代,物质极度匮乏,但还要每天谈唯物主义。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多么荒谬啊。到了今天,物质极大的丰富、物质主义泛滥,又没有主义了,我仍然困惑。所以我做的这个展览,就叫“唯物主义”。物的英文“material”,原意即材料,从建筑学角度说,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就是材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这40多个模型,270多张图纸,也算是我这30年来走投无路做了建筑的个人回顾。

 

你可以舒舒服服的,不盖房子,但那不是我的选择。

 

  我出国算早的,1981年就出去了。我父亲早年一直想留学,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所以鼓励我和我哥留学,让我们从小学英语。强制学英语这事,可能是我们家唯一不太民主的事了。
 

  我回来得也早,1993年就回来了,就因为我想盖房子。这个展览的270多张图纸,很多是我早年画的。当时也没人找我盖房子,可越画越想盖。当一个建筑师,还是盖出房子最有意思。但在美国不可能,年轻建筑师哪怕再优秀,也很难得到机会。回来纯属偶然。我和太太结束了欧洲旅行,想回北京过个年,结果一回国就有机会盖房子。这实在是诱惑,我们决定先不回去。两人就在我父母家的餐桌上开始做设计,一画画了8个月,5张图纸。
 

  最后因为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一座房子也没盖成,搞得我挫败感特别强,又跑回美国教书去了。回去后在美国注册了一个公司,我太太自嘲说:老盖不起房子,就叫非建筑吧。我比较实际,心想,叫这名谁敢找你,就加了个“常”字——非常建筑。
 

  1993年我回来那会儿已经是满眼的怪房子——当然现在更怪,现在是高级的怪,有钱的怪,炫耀的怪,那时是一种简陋的、粗俗的怪——大家却不觉得,好像怪才是正常的,那我的一些理念就算是非常吧。再一个,我不太懂人情世故,各种弯弯绕的事我搞不来。但做建筑是一种社会实践,必须跟人打交道。很多人说话爱绕弯,甚至说反话,对我来说特别困难。我会直接问:你这到底什么意思?这听上去很不礼貌,也很傻。但我确实搞不懂。
 

  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觉得我能融入这个社会。我的建筑理念进入这些城市也不太容易。各种磨合和碰撞有时很严重,但我还是选择留下来,因为我喜欢盖房子,而且是在我熟悉的土地上盖房子。做一件事就是要有牺牲嘛,哪有那么舒舒服服的,你可以舒舒服服的,不盖房子,但那不是我的选择。
 

  回头看,我做的所有事情,动机都是一个:我喜欢,我想干。盖房子,做首饰,做衣服,都是。我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没计划,生活轨迹随机、即兴,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我父亲一句话让我受益很深:将来你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在工作,如果不喜欢就会很痛苦。实际上我现在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工作,忙极了,但一想起那句话,心里庆幸,图的都是我喜欢。
 

建筑就是把人的环境稍微改变一下,把生活往好里变一下。

 

  如果建筑师当了市长会发生什么?每天穿行在这座不完美的城市,我也会焦虑,老想着怎么改变它。不是那种冲动地改造,而是一种本能的职业角度的观察,琢磨怎么让它变好点。当然市政府不会找到我,但没关系,只要政府能对这个城市有新的认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座丑恶的、不方便的城市不是不能改变的,而是改变多少的问题。
 

  现在的许多建筑,关心的不是实质性问题比如结构、使用、跟城市的关系,而是急于把外形做得张扬,引人注目。这种注目又不是基于审美的。对建筑形象的消费远远比建筑本身厉害,整个就走偏了。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表达欲的人,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发声。我喜欢做事,一所房子盖起来人进去了,一件衣服做出来穿在身上,一件首饰做好了戴在手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我还是会对一些事情看不下去。
 

  我是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对四合院有情结。其实四合院的设计非常符合人居的需要,建筑本身也符合北京城这个城市肌理的逻辑。那时候虽然院子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全城的房子都一个样,也没觉得建筑千篇一律有什么问题。后来当了建筑师,一直困惑,人有追求独立个性的欲望,但是用建筑来表达和代表个性有意义吗?每个楼都玩花招,是一种反城市的做法。这不是城市,是博览会,像进了一个庙,看见了五百罗汉堂。
 

  现在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跟我熟悉的北京没什么关系。这座城市现在对我的吸引力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城市性上的。上海虽然气候不好,但它有城市性。我出差每周都去,在浦西可以走走,碰上个小馆,吃份意大利面,喝杯葡萄酒,挺好的。别把建筑看得那么严重,建筑就是把人的环境稍微改变一下,把生活往好里变一下。这么说吧,我在意所有的建筑,但我更感兴趣建筑内外的每日的生活。

 

我愿意想象自己生活在这些最好的时代。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是生活在哪个时代的人。从思想意识上说,我最想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那会儿的人都是进步的,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像新小说和新电影,它们影响了我的艺术品位。从时尚、文化来说,特别是男性角度,就要往前推不少,推到二三十年代民国时。从设计理念来说,我喜欢50年代的美国,那时的室内设计、家具设计都是黄金时代。当然,那时瑞典的设计也非常好。我当然愿意生活在这些最好的时代。它们是我的趣味。
 

  盖房子、做衣服、做首饰、拍电影、做话剧,只要跟艺术相关的,我没做过的,又觉得有趣,我都想尝试。但建筑不同,不太容易把自己的趣味带进去,所以我经常在别的领域释放和试验我这些趣味。
 

  我特别喜欢穿好看的衣服,然后迷恋并介入服装设计。是男装,我对女装没有太大感觉。刚到美国留学时,一个表哥带我去了旧金山的一个地下服装店,我后来知道那是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cons,那次对我是个奇特的经历:我就盯着表哥,不是因为他穿得多么好看,而是他穿衣服怎么穿得那么高兴!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去探寻那种感觉,那种最自然的高兴,然后就进去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样子。跟城市呈现出来的一种样子,一个道理。


 

 

生于1956年。建筑师,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设计作品有席殊书屋、长城脚下的公社之二分宅等。曾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其父张开济是设计过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建筑的著名建筑设计师。

 

 

 

张永和答问


问:你生在50年代,经历了中国的60、70年代,后来在美国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教育。这里面发生过什么碰撞么?
 

答:黄永砯、徐冰,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徐冰的一句话让我极为感触:“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实际上是从‘文革’中受益了,因为‘文革’把权威从我们脑子里彻底打破驱除了。”真是这样,当这种权威被颠覆,你在精神上和人格上就真的自由了。搞艺术,做建筑也都是这样。 
 

  可能经历过那个时代,权威的存在对我反而不构成压力和影响。我不是一个政治上很活跃的人,我对权威也没有过多接触,更谈不上冲突。所谓学术权威,在今天可以通过各种奇怪方式建立起来,一个体制内的建筑师有五花八门的头衔,这些头衔对我不生效。其实我就是个盖房子的,和教书的。我的名片?上面就印着:非常建筑主持建筑师,然后地址和电话。

 

 

 

采访手记


  “张永和+非常建筑:唯物主义”展览开始前,有一个交流讲座,台下听众有不少来自欧洲媒体,或建筑爱好者。张永和说一段,翻译翻一段。翻译的英文刚落,他接过来用英文侃侃而谈,说到一半才发觉,戛然停住,直呼抱歉。这种中西语言的转频,在张永和那里就像接电话左手换右手那样自然。在建筑理念上,不知他是否也需要来回转频?如今,张永和设计的宅子、空间、院落,遍布在很多城市,它们的气质识别度越来越高,人们会形容它们“非常张永和”。
 

  问他,父亲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他照例无奈地笑:除了面貌像,建筑理念都不相同。一个是古典主义传统,一个是现代主义教育,很长时间,两人在饭桌上都不能谈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