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 我的人生有八十分


文/朱慧憬
<<新周刊>>第392期

 

 

我只是一个普通连长,上面有营长、团长、师长,但是我总在操心,在帮首长操心,想着我们怎么把这一仗打赢。

 

 

  诞生了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红塔山的玉溪,规划现代、道路干净、风景秀美,是难得的宜居之城。很多玉溪人会把城市建设之功归于当年的老褚,说云南多少人曾经靠过老褚吃饭。而经历了命运的跌宕,褚时健“解甲归田”,在距离玉溪四小时车程的哀牢山上种橙子、做果农11年。86岁的他,继“烟王”之后,又有了新称号——橙王。

 

我只是一个普通连长,但是我总在帮首长操心。

 

  褚时健的果业公司在哀牢山顶一幢黄色的房子里,很平常的两层楼房。除了办公室,二楼有若干间房布置成宿舍的模样,是公司员工休息的地方;在二楼走廊尽头,褚时健和老伴占用了角落里的一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厅,摆放了沙发、茶几,内间是他们的卧房。茶几上放着写着“红塔山”的玻璃烟灰缸、茶杯,沙发上也搭着一件老褚嫌热脱下的“红塔山”工作外套,一切俨然上世纪90年代工厂办公室的感觉。
 

  工作人员说老褚一早就去果园巡视了。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但每月还要在山上蹲点多日。老禇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行动不便,当他几乎是缓慢地拖着脚走进房间时,英雄迟暮的感觉令人唏嘘。我们表达采访意图的时候,他起初表情木然,屡屡表示耳背听不清楚。其实,曾经的那段敏感经历让他对一切外界的探问都保持着足够的戒备,他坐在那里沉默着,仿佛与你隔着一堵墙,让你不知如何叩门。
 

  “我们还是说说橙子吧。”短暂的沉默之后,这是他的开场白。“事业”对老褚来说,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词汇,如今是“橙子”,当年是“香烟”。提到“橙子”,一切听力阻碍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开始打开自己。
 

  “果子好不好,和肥料有很大关系。我们果园的肥料都是自己做配方调出来的。我看了很多资料,很多翻译资料不完整,东一句,西一句,我每天都使劲琢磨当中的关联——果实需要的营养成分,哪些成分产生糖,哪些成分产生酸。既然种橙子,要让大家吃得感觉好,钱挣得少点也没所谓。
 

  “我们这两年争取让橙子的甜度提高1%,酸度提高0.1%到0.2%,这样果子的口感特色更明显。果园每年都在出现新问题,每年都在改进。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你认真对待,可以改进。我这一生,碰到不少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过来以后,信心还是有的,因为你知道事情发展的规律。对我来说,如果事情少,我就觉得不舒服,长时间没有事情做就要生病了。所以我每天都在想事情,都在实践。做一份事业,我的感觉就是遇到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消耗我的很多精力。每次做的事情往前推进了,我就高兴。
 

  “90岁的目标?下一步,我们想提高产量,争取到后年能生产2万吨果子。到时候,市场基本供需平衡。工作之外,其他人生目标不好讲,我都86岁了,活到哪年都不好讲。反正趁现在还有精力,就为后代把基础尽量打好。我走过的弯路多,看得多,遇到麻烦躲避的机会更高些。
 

  “我不想什么花钱的事情。就觉得要挣得多,把自己做好,挣不着钱自己不算好。从小,我母亲带我们四个娃娃,每天不许我们睡懒觉,要我们做很多事情,做完才能睡。她特别希望我们有出息,这对我后来的发展也许有影响。我后来参军打仗,总想每一次仗都打好。我只是一个普通连长,上面有营长、团长、师长,但是我总在操心,在帮首长操心,想着我们怎么把这一仗打赢。”
 

每天,我都要看《新闻联播》,这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问题。

 

  对褚时健来说,他人生最大的伤痛在1996年,老伴和唯一的女儿分别因为受贿入狱,随即女儿自杀。前红塔集团法律顾问,褚时健案辩护律师马军曾对记者回忆说——“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去看他,他坐在房间里,中间一个大沙发,他蜷缩在沙发里,一个毛毯盖在脚上,对面放一个小电视,一个人在看电视。老伴关着,姑娘死了。”采访过半,话题不可避免地绕到了那年中秋,我问他,那时候是否这辈子最无助的时候,他后仰躺在沙发上,好像被击中了,一下子颓了,半天都没有动静。那一瞬间,他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脆弱老人:“那个时候,真的是从天上跌到了深渊,慢慢想,他们那样做真的是过分了。我姑娘的消息,是我在省委书记家听说的,他说闯祸了出大事。那天我头脑太乱了,我掉了眼泪,是这辈子掉眼泪最多的一次。那个时候思路乱了,什么都记不清了。”
 

  1999年,褚时健入狱。马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回忆:“由于褚老进监狱,这个监狱的图书馆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有一个当年的烟草商人,一次性就为这个监狱图书馆捐了6万块钱的新书。褚老在狱中的心态非常平和。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坐牢,他曾经是个右派,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
“我每天都会看书,在那里我不缺书看。进去的时候,我正在研究烟草配制,所以就看那些书。在里面伙食也还可以,很多朋友照顾着我。我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对得起朋友、亲戚,我倒霉了,他们也不嫌弃我,关心我,人啊就是这样子才好。我老伴8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让我说几句,我说我们这几十年,坎坷虽然多,但是也锻炼了我们,要特别感谢朋友们,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帮助我。现在,年老了,虽然不说安度晚年,也吃穿不愁,这些要感谢朋友。
 

  “我是属牛的,抽大烟我不会抽,玩风景我不会玩,只会耕田。我这辈子运气算不算好?我所做的对社会来说一切还算好,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找了不少苦吃。综合评价我的人生,八十分总有吧。想不到的东西,没有意思的,不要埋怨,没作用。我做了十七八年的右派,那些年我和右派朋友说——想想现在我们能干吗,中国总有一天要重视经济建设,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学习,要比在机关里懂得多,到时候就很有把握来做事。我在这段时间很多事情都认真做,我想方设法制糖、酿酒、养猪……起码在这个过程中,物质转换的规律我懂了。你没有办法翻天,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很多人说这家人很会苦中作乐,确实。最后他们只能找我这样的大右派来负责玉溪地区最大的纳税单位,他们也没有办法选择。
 

  “现在,我一半以上时间待在玉溪。那些老年人退休后摆弄的东西我都不玩。打麻将如果差一个人,我可以顶半小时,但是人一来我就要走,我觉得浪费时间。打太极?不行,我没耐心。鸟也养,听它讲讲话,可以了,时间长了也不行。我老伴经常说我不会享受生活。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拨几个电话,和别人聊聊果园。以前做烟厂的时候,交了很多朋友,经常来看我,朋友来了都要约时间,所以一回到玉溪的家,往往都有两拨人等着。过去太忙,很少和孩子玩。现在重孙子、孙女来了,我也爱逗逗他们。每天他们来吃饭,饭后玩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们说今天想游泳,高兴的话都带他们去游泳、爬山。小孩子很天真,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能引起你的兴趣。让我一整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那不行,我还是会没耐心。
 

  “每天,我都要看《新闻联播》,这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问题。虽然不是很真实,但是能看出一点名堂,一点变化。我也爱看电视剧,那些历史剧。前几天看《努尔哈赤》,我的感慨是,谁会想到明王朝会给一个小民族打败呢。电视剧写得好就能看出些道道来,道道就是中原子弟玩物丧志啊。”

 

有些事情靠运气能成就一回两回,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和褚时健聊完天,跟着他去巡园。因为老储身体太弱,有辆专门的巡园车带着他上坡下坡。那几天,果园风大,把果树枝条都吹折了,既然土地不能种防风林占用果园的面积,他们就想到了在山顶做防风网。老储就是要去检查防风网的效果。老褚爱聊天,但是不爱说废话唠家常。他这辈子曾有的地位让他不需要去寒暄别人,他只需要自我地和自己的事业“难题”相处。前方在施工,车被堵在山坡上,各方人等都在商量解决。老褚没做声,坐副驾位置的他把脚翘在方向盘边上,开始想心事嗑瓜子。他有他的自我世界。虽然他知道车上有摄影师有外人,可是显然,他丝毫不介意旁人如何看待他的举止。
 

  我问他,这几年儿孙满堂,现在是他最幸福的几年么?怕他听不清,我重复了几遍,可他一再地答非所问,说这几年是他难得的轻松时光。“香烟厂的岁月”是老褚内心的敏感角落,虽然理智上他知道不便提及那段时光,可是在情感上,他总是不由自主愿意回忆曾经的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那段时光也许才是他的幸福时光,虽然幸福的代价很大。
 

  “不屈不挠也许是我最大优点。我是个现实的人,我追求的都是起码经过努力,可以做好事情。类似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让暖风带来雨水的想法(当年牟其中的一个雄伟计划),我没有。我觉得人不要自找麻烦,现实点。我最大的缺点,应该是逼人逼得太急。做烟草的时候,人家说,老褚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我说劲头正来,身不由己啊。是啊,我姑娘让我六十岁退休,我没退。哎,这些都说不清。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云南省财政80%的收入来自烟厂的收入。当时我就是想解决问题,性子急了不肯慢。有些问题,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我就先去有关部门那里把问题搞清楚,再回来找省领导批。我就是想别受政策牵绊,早点把上上下下的问题都解决了。80年代中国经济不行,好处也还是有的。别人没想过的问题我先想了;别人没开始做我做了,先机很重要。
 

  “笨,我是比较笨,别人想四五件事,我想十件事。我总是想得比较清楚,效益能多大,风险多大,别人开完会说完问题就算了,我想一想二想三要想透。我说利税搞到30个亿,他们开始不相信我,其实我算过可以的,没把握的事情我不会说的。后来当然达到了。领导说老褚的项目你们不要慢,让他快一点,他这么多年还没有事情搞砸。做很多事,我不单单为一个企业想,还站在政府的立场,把该想的问题都想了,把所有的问题都扛下来。那段时间还是感觉很好,很有成就感,也就找了不少苦吃。
 

  “知识是永远有用的。有些事情靠运气能成就一回两回,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对风险的戒备也永远要有。种橙,我时刻准备破产。有思想准备,我能承受,但是也害怕。120户农夫种果树,万一来一次风暴,我和他们说,我要为你们负责的,我要预备着每户1000元,应付可能的灾害。有些风浪我想不到没办法,常理下我总是量力而行。他们都说我在政治上不会保护我自己,我说有些问题想得多,就别做事了。经济上的规律我想得到,懂得规避风险,政治上我就不懂了。”


 

 

褚时健
 

生于1928年。1979年起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出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1999年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2002年,因患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并于这一年承包荒山,开始种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