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扶手的弥赛亚


文/昆鸟
<<新周刊>>第396期



一个伟大愿望实现得过快,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愿望过于廉价,另一个就是,这种实现是虚假的、庸俗化的实现。



  汉娜·阿伦特认为,革命是重新开端,重新创造公共领域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参与革命的人并不在公共空间中,而按照她在《人的境况》中的观点,没有公共空间就没有“政治的行动”。革命是非政治的吗?这本身就让人难以接受。

  她说革命是政治的行动,但在此过程中,容易产生虚假政治。原因是,革命家身上往往带着历史意识,或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目的,或者怜悯、愤怒之类的情感(她关于政治的所有思考都极力贬斥道德感伤)。在她看来,怜悯只是私人性的情感,无法交流,所以是非公共的。如果革命家没有具体的社会目标,也没有私人化的情感,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革命又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革命和革命家都被她放到了纯粹的抽象世界之中,阿伦特的革命永远是精神的事业,它一旦产生现实效果,就不再是它自己了:革命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她的《共和的危机》一书中,收录了一篇《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这样写道:“革命者不干革命!革命者是那些知道权力什么时候躺在街头,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捡起来的人。武装起义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她在《论暴力》一文中认为“新社会的出现后于但不是出于暴力事件”,并进一步指出:“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如果任其发展,结局就是权力消失了。”阿伦特似乎并不那么在意逻辑的严密性,但永远不缺乏启发性和感染力。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则是最具当下意义的。尽管此文一直紧扣越战时期五角大楼的决策程序,但不失为一则现代政治寓言,其有效性广泛而且持久。政客们以某个并无事实根据的决策为起点,先是以“世界观”(意识形态)对公众行骗,说谎逐渐成为自动机制,最后对行骗者自己行骗。阿伦特说:“问题解决专家丧失了心智,因为他们信任大脑的计算能力,而丧失了心灵的经验能力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他们受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者的引导。”这非常像她的犹太同胞卡夫卡笔下的世界。而在阿伦特看来,官僚政治事实上是一种无人政治,紧紧把自己关在门内,取消了一切交流的可能。

  阿伦特痛感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祸,差不多厌恶一切历史的目的论。她认为人的行动一旦臣服于关于一种历史规律的观念,就开始受到污染。对于总体性的恐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基本性格。她的愿望是,每个人的行动都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展开一个可能性,但她不希望人们着手实现某种共同的预期,她要让未来保持在未知之中。

  在阿伦特那里,似乎每个人都应成为弥赛亚的位格,并加入时间之中。在阿伦特这里,人的“有死性”被替换成“诞生性”,他不是孤独地诞生,而是面向世界诞生,为世界创造新奇。她要求人既合群又分离,这样才能保证公共性,避免总体性。看来阿伦特不仅希望“不用扶手思想”,也希望人们不用扶手地行动。然而阿伦特赋予人的负担看起来却太重了,而且是从抽象到抽象,在概念层面非常美丽,操作层面上却束手无措。她在《人的境况》中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延续生命,工作保证世界的持存,这二者都是私人性的,只有行动是公共的。阿伦特自然希望人都能多些行动,少些劳动,不做“劳动动物”,而成为政治人。

  在当今中国,符合这个政治人条件的,微博上貌似一抓一大把,点一下“转发”或@一个人,你就是“政治人”了。社交网络时代,阿伦特设定的门槛似乎被踩平了。如果阿伦特还活着,不知会高兴,还是忧心忡忡地重新上路。我想多半是后者。因为,一个伟大愿望实现得过快,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愿望过于廉价,另一个就是,这种实现是虚假的、庸俗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