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影响我一生的“光明底色”


文/采访/蒋方舟 整理/昆鸟
<<新周刊>>第401期



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相信。相信革命的许诺,相信历史的前进,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都能达到。这种“光明的底色”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我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因为正赶上大变化,旧中国灭亡,新中国成立,对历史、生活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受。这个感受,如果不写下来,以后的人未必知道,自己也未必记得住。你不可能像那时那么兴奋、那么单纯、那么激动,不写下来,这段生命就没了,就再也找不着了。

  我动笔写小说以前,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要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写建筑工地的,完全把我迷住了。我就想一定要上大学学建筑,当建筑师,要到处盖房子、盖楼。但这愿望没实现,才开始写起小说来。


我当时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1956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文艺学习》杂志组织全国性讨论,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一大片。我那时还不满22岁,觉得一篇小说这么横,一下子就成事了,又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我当时喜欢这个,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喜欢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好像革命成功,就天下太平了。当时有个说法,叫“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想到会有曲折。1957年“反右”,一些报刊已经很警惕,我自己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直到1962年,这段时间我是被完全封杀的。1962年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到了1963年、1964年又被封杀了,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后两段加在一块是二十多年。没人发表你的作品,报刊不理你,或者不再发表,或者说感谢你寄来的稿件,但是不准备发表了。

  1962年、1963年,我还有一点动力写作,再往后,我更多的是想学到一些新东西。1963年年底我到了新疆,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有一些成就、一些作为,那么在新疆或者将来再回北京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能写出——按照当时的观点——为人民所欢迎、所需要的作品来。

  我知道新疆对我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物质生活,以及可能会有的政治上的压力等;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渴望有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另一个民族,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唱歌和跳舞的方法,另一种建筑。我觉得这些新东西太宝贵了,人活一辈子,就是对新鲜经验的这么一种追求。

  “文革”一开始,我也有点架不住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并不在“文革”的风暴中心,完全在边缘,因为我在农村劳动,已经不是目标了。“文革”的闹腾强度,新疆比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对小一点,但闹得也很厉害。很多人都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像老舍自杀,我是很晚才知道的。

  大概是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社还有一些出版社开始有人给我写信。他们表现得也不是特别热烈,但是至少认为我是可以接触的人了。我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小说,过了大概两个多月,突然寄来一本杂志,小说发表了。当时我正在跟爱人一块包饺子,兴奋得连饺子都顾不得包、顾不得吃了。
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弃了,“文革”开始以后,我就几乎不再想文学的事情了。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到平反;1979年年初,“反右”得到“改正”。1979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不相信什么,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


  担任公职之后,你所面对的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面对的是国务院这样一个政府机构。何况你又早就是它的党员,所以,你有你自己的任务。这个天然属性,矛盾也很多,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别人有时候很难判断你的选择。

  以我来说,11岁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固定的关系,14岁就成了党员。1949年,我还没满15岁,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远在我成为写作人之前,就已经投入这样一个政治生活、革命生活。所以我和因为担任了某某官职就不再写作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变化非常快,北京人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叫赶上什么算什么。你赶上革命的凯歌行进,新中国的建立,到处红旗飘,到处打着腰鼓,这是一个劲头;赶上政治运动,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处又打仗、又辩论,这又是赶上了;你赶上思想解放,发表各种意见,这也是赶上了。所以每个人生活的经验,历史上的定位,差别非常大。

  我想,北岛说“我不相信”,可以说反映了“文革”后期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不少人的心绪。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谓50年代的作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相信。就是相信革命的许诺,相信历史的前进,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都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相信,我有时称之为“光明的底色”,可以看得出来对我这一生都有影响。比如说我到了新疆,仍然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并不是就此悲观失望,甚至于痛不欲生,或者颓废堕落。

  其实不相信什么,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


说什么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但我不希望夸张文学的代际关系。有些年轻人抱着一股牛劲,甚至于把前几代人全部否定,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思。我心想我一写,就跟你们全不一样,把你们全镇住。这是很自然的。如果年轻人觉得自己写的不如老一代,那你就不用写了,你让老一代写就完了,你还写它干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不必觉得可怕,人人都一样那还了得?我不是一个钻头似的人,只会在一个点上往深了钻,我觉得我可以容纳很多东西。

  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情况不悲观。中国文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去;再一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四五年以前,或者六七年以前,我做过一个统计,莫言被翻译到外国去的作品条目是最多的,他大概有300多条,我是200多条。所以我老开玩笑,说什么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我的年龄,我的处境,我的身份,使我对各种奖的兴趣也接近于零,但是我对自己的新作还有一种确实是纯粹的、文学的期待。如果我有梦,也是文学的梦,不是获奖的梦,不是奖金的梦。也许30年前我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我没有了,因为“明年我将衰老”(王蒙新作的书名)。

  我会创作出和过去不同的作品,我不会原地踏步。但是不等于说我写的这个不同的作品,就要成为旷世佳作。那不是我的事情,那个得由历史,由时间来做结论,起码20年以后再看。



王蒙答问

:您更喜欢被叫做王作家,还是王部长?

:我最希望被叫做王蒙。因为中国没有“王作家”这种说法,没这个习惯;至于“王部长”,那已经是明日黄花,过去不知多少景了。中国有的人很重视官职,就是所谓阶级,这个阶级不是生产关系的阶级,就是官阶,你是什么级别。

  但是就我的实际表现来说,我想很多人首先看重的是我的作品,因为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和写作的量摆在那儿。



采访手记

  王蒙今年79岁,刚出了新书《明年我将衰老》。书名来源于他某次参加节目录制,被同台的年轻作家问道:“您不觉得自己很老么?”他答道:“还好,我明年开始老吧。”让他愤愤不平了两年之久的是,节目播出时删掉了他这句机智的回击,而只剩下年轻人的诘问。王蒙愿意宽容,但不愿服输,他要滴水不漏。面对王蒙,我想起查建英曾经形容他的表情,“机警又放松”。




王蒙
生于1934年。作家、学者,14岁入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新疆生活过十几年,后曾任文化部部长。著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中国天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