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我觉得我可以成为时代的定义者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417期






 “我们特别容易崇拜行动,而忽略思想的意义。我们永远需要更高级的灵魂。”



    许知远来书房拿着他的新书《抗争者》,扉页上印着一行极小的字:“For Hannah——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鼓舞了我。”

    “是汉娜·阿伦特吧?”我问。“不,这是另一个汉娜。”他眼中划过一丝带着得意的温情,“我的小偶像,同事的女儿,五岁。”

    新书目录中列了一些铿锵的人名和典型的激烈又含蓄的许式标题,一切让这丝温情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然,另一个阿伦特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没有她那本《黑暗时代中的人》,我不知道能否完成这本新书的写作。”

    他把手伸进背包,掏出一本卷了边的《托克维尔回忆录》:“我今天得把‘托克维尔去哪儿了’写完。”这是周三,次日一早,FT中文网的专栏版面上会准时出现许的文章。八年了,无论许知远人在北京、伦敦或加州,甚至在乌坎或去乌坎的路上,每周周四,一篇署名“许知远”的非虚构长文,都会及时出现在FT中文网。他常年热切而不留情面地表述着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洞察与见解。

    去年秋天,他的老友在网上发文,《许知远去了伯克利》。人们才知道,那个忧伤的年轻人,又去游荡世界了。走的时候,北京已刮起冷风,加州的阳光和“本杰明”式的校园记忆,成了对许知远最急切的召唤。以至于他冬天暂回北京,在灰霾色的城市里,依然穿着最文艺的白衬衫。来到新周书房时,许知远的新书《抗争者》刚刚在台湾出版。他知道,自己迄今写得最认真的这本书,并不容易在内地出版。而在书中他采访撰写的那些“少数人”,是他想成为的目标。法国人说,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人。“我一直暗暗期待,我写了什么,就成为什么人。” 许知远说。


路径依赖的“格瓦拉”


    五年前,在一次酒后访谈中,许知远跟一位60后的老炮推心置腹:人应该找到自己的内心节奏,不管不顾往下走,走到头。那时,32岁的许知远,已是70后那拨最早突围出来的一个。他一直在跑。耳边的风声都变了,他不管;或者拿起笔,先去撰写风声。他总是敏锐地洞察着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用他知识分子式的批判视角,不停地表述着对这个民族的担忧和更深沉的期待。

    在书房,许知远看着往期嘉宾的照片墙,吞下一口酒,轻叹:他们要么都变了,要么还在原地。那墙上,是一些照耀过80年代岁月的熟悉面孔。他曾追逐过他们。他称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时代的定义者。

    “你回头,看十年前的自己,是同一个人吗?”我问他。

    “一个人,同一个人,特别确定。”

    可他在《抗争者》的写作里,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一次巨大蜕变。他不再拘泥于自我表述,他敢于写未知,他被他采访的那些人在精神上截获了,而常忘了自己。他在绿岛,在中环,在长安街,甚至在三里屯……他沉迷于历史的深处,剥开症结,去描述大地尽头的黑洞和远处的光。他总在写,挖掘着时代的真相和假相。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路可选。现在突然想,你让我去工地当一个项目经理好像也不行,我做别的事情也很难,路径依赖嘛。”他很快又换回认真,“当然本质上,我始终想对我的智力、思考和写作负责任。”

    2009年,他去剑桥,直面自己的彷徨:“我觉得自己轻飘飘地附着在明信片一样的剑桥上,找不到支点,思想与身体都失去重量了。”他收起傲慢,用尽一年时光,写完一本《游荡者的世界》。后来有人称“那算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的现代游记”。
 
    两年前,他自语:我到底要不要再去留学啊,我必须要写出更牛X的书。当时他在看陆铿——《中央日报》老报人的文章,“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大记者啊!”那语气,像是决心要出发。不久,许母生病,听觉突发受障,只能在床上用纸和笔同儿子对话。他第一次尝到写作以外的庞大焦虑,被提醒的亲情让无措来得猝不及防,如跟女友分手时一样,他毫无招架到掉泪,像是一个英雄从天马行空的世界被拉回到了地面。

    可他生来就像跟世俗生活无关的人。他手里的书,很快换成了格瓦拉的书。他彻夜诵读那些革命路上,切写给父亲的信:“又一次,我似乎觉得,我的双脚又碰触到这匹羸马的肋骨……让你们顽固的、狂放不羁的儿子再拥抱你们一次吧。” 于是,他开门上路,去写香港的抗争者。后来在文章里,那个长发的立法会议员被他比作“中环的格瓦拉”。


不夭折的一代宗师



    在新周书房,年轻人问他:“你的野心是什么?如果说你是时代的定义者,你能承担吗?” 

    “我将来肯定是一代宗师了,只要不夭折。”他总能在自嘲后几秒内恢复认真,“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时代的critical minority(关键性少数人)。但每个人都是未来一代的垫脚石,我们不用高估什么。当好一个垫脚石,让别人踩上来时,觉得比较安稳,至少觉得有趣,即使摔了跟头也比较有趣,这很重要。”当我们习惯了用App阅读世界的时候,他刚弃掉黑白屏小直板的诺基亚,开始呼吁要审美地评论历史。

    在北京,许知远居住在城市西边的安静寓所。“北岛、李陀、刘索拉他们,以前都住这小区。”他不经意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文化优越感。

    许的寓所几乎不像一个起居室。站在他的家中,似乎置身赫拉巴尔笔下庞大的废纸回收中心——四周是几百公斤的黑格尔、哈维尔、奈保尔,以及里尔克、德鲁克和遇罗克。你几乎找不到安心下脚的地方。从客厅穿过卧室到书房,你必须迈过一堆“晚清”,扶着满墙的“民国”,才抵达“欧洲”昨日的世界。卫生间里,发胶旁边,都摞着翻旧的《胡适全集》和《近代中国史纲》。似乎周旋于这个空间的人,几个转身就蹭满了文字,多待一些时间,就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太乱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他挠头,转身去放Eagles,音量调到最大。

    那张尚能坐人的灰色沙发,成了眼花缭乱的书海中唯一安静的小岛——它却总要面对眼前茶几上,隔夜的威士忌、不常用的烟缸、喝剩的速溶咖啡、阿勃丝的影集、Lou Reed的唱碟和成沓的文稿……等着那个写了一夜的主人,临近中午醒来,把身体陷进来,长久地发呆,直到恢复亢奋,新的一天开始。“你们沙龙主题叫什么?时代的抗争者?我就去瞎聊吧。”

    许知远愿意与人讨论写作,或者说他愿意借写作来讨论中国。在沙龙现场,他像一个热血澎湃的演说家,讲述着采访过程中,那些震惊过他的时刻。

    他说自己也会耐不住寂寞,希望得到更深层的认可。可只是写吗?有人对视许知远:你不是真正的抗争者,你的声音在精英里。

    他住的小区上了新闻。“空中别墅,最牛违建”。他住了十年,头顶奇葩六年,CNN头条出来,他才后知后觉。朋友玩笑:你这抗争者,头顶都抗不了。“我成不了斗士。”许知远说,写了那么多抗争者,他至多是个半成品。“但我们特别容易崇拜行动,而忽略思想的意义。我们永远需要更高级的灵魂。”他早年在马桶上,就读懂了胡适在上海码头那句话的分量——“如今我们归来,一切都将不同……”

    “我当然希望,死去的奥登能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写得不错。”许知远坦白,他更希望靠文字和智力进入那个文明的传统。





书房来客


许知远 1976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著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祖国的陌生人》《伪装的盛世》《抗争者》等。






书房语录


新周书房:4年前,你去英国剑桥,用到“逃避”这个词。你这次去伯克利,还有这种心理吗?

许知远:
当然会有些变化,因为这几年的写作,我面对很多直接的问题,而且我也从来不掩饰我的知识立场、政治立场、价值判断立场。但逃避是一个永远会发生的事情,会下意识,比如逃避掉入你怕的思维惯性。任何转型社会都有很多批评者和反对者,如果你的批评陷入一个窠臼,你老用同一个词去批评所有的事情,这很可怕,你会变得思维僵化、姿态僵化,最后变成“姿态”的俘虏。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对自己内心有追求的人,不管做什么行业的,都应该不断地变化姿势。


新周书房:你现在的姿势是什么?从“忧伤的年轻人”到“祖国的陌生人”再“到时代的抗争者”,你换了几个姿势?

许知远:
本质上没变,本质上仍然是那个24岁时写第一本书,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的样子。只是面对世界时,不仅只有简单的情感、情绪,而需要你的智力手段、情感工具和经验工具。过去十几年,于我是寻找建立工具系统的过程。当你建立起这套工具系统时,它永远在修正,没有固化的方式,所以我是处在这个修正过程中。比如《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期,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绪;现在写到《抗争者》,会有意识迎面对抗一些东西。


新周书房:你采访的人中,有些我们很熟悉,有些只是有所耳闻,甚至闻所未闻。他们都是少数人,是加缪笔下的反抗者。怎么想到以他们为写作对象?

许知远:
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我觉得这些“少数人”有两点东西很打动我:当面对一个不喜欢的时代和社会时,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是这些少数人愿意挺身而出去面对,并为此付出代价。另外,他们的反抗不是表面行动,而动员了一整套的情感、思维和价值系统,才使反抗变得有力量和持续性,否则这只是一个消费行动,消费反抗而已。


新周书房:写完这些人,你觉得你自己成为了什么?

许知远:
我觉得我成为了半成品吧。


新周书房:怎么讲?

许知远:
还是没有获得成为抗争者的勇气。我不是斗士,我成不了斗士。我一想关到监狱里面,厕所那么脏,我还是很受不了的。我去绿岛看那个监狱,真是难以想象。台湾的作家名人录,柏杨、李敖、陈映真……当时这些年轻人都坐过牢。他们不是台湾的边缘分子,而是台湾社会某种中坚力量,仍然选择去捍卫一些东西,这个社会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参观绿岛监狱后,施明德给我回忆了一些细节,当时我吓坏了。我说这些太小资产阶级了,一点都不像抗争者说的话。


新周书房:抗争者是不是也有很多种?

许知远:
是,很多种。因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陷入了某种惯性,所以你的反抗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能进行。从美学上说,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丑陋而没个性的城市建筑,其他,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又有多少陈词滥调,要不就是政治上的一些陈词滥调, 广告上的陈词滥调,娱乐上的陈词滥调等, 我们需要反抗。





话外音·不在建国路88号


老许今年贵庚?
37.5岁。

旁观一下自己,怎么评价37.5岁的许知远?
你别跟别人说我就说。

你说吧。
不好意思说,其实我觉得我挺贵族的。

怎么讲?
我对事情的理解方法、情感方式,都挺贵族的。我对超越性有需求,特别是对抽象事物感兴趣,对人的生存状态,对时代的变化,又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个人性感受。

你想过未来是什么样子吗?比如47.5岁。
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定义者。

你要给时代定义吗?
每一代都会出一些特别中心性的人物,比如像胡适这样的人,他是中心式的,他的特性会影响那个时代。

我们现在有“时代的定义者”吗?
贾樟柯吧。我觉得我们青年这一代就我俩了,应该没有别人了。

同一代里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你对话了?
也不是说对话。其实有段时间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媒体界多少有点不太愿意承认我。我也理解,我太不好归类,我也不结群,他们不知道把我放哪儿。

你觉得你的声音没被更多人或某些人听见?
主要觉得我这十年做了一些事情,但好像大家都不太愿意承认。我的这种感觉对吗?还是说我因为自恋带来这种错误的感觉?

现在活跃的这些人,都觉得自己跟其他人差别很大吧。
也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同。那就看看到底多么不同,这不由我说,得时间证明。

这么些年你得到也挺多。比如有人为你办的《东方历史评论》投资,投资人看中你什么?
我觉得我想实现的东西,跟我代表的那种气质,还是这个社会的稀缺品。因为稀缺,人们愿意帮助你。

你们这些股东中,你起的作用是?
就是在了没什么用,不在了也不行。还是一个连接点吧。

你愿意在时代中做这么个人吗,“在也没什么用,不在也不行”?
这很高级,这是灵魂。灵魂有什么用?关键时候靠灵魂做判断。

如果以后你的墓碑上直接写一句话: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
那也挺牛的,那很牛。

最后描述一下你现在的处境。
下一个起飞的前夜吧。




回声


大卫: 前段时间说,崔健要上春晚了。最后他拒绝了。假如他要上了,你觉得他还能定义这个时代吗?

许知远: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我们不能苛求这些抗争者,汉娜·阿伦特说过:所有人都是在具体情境下成为某种英雄,而你不能盲目地要求这些人在所有的情境下都继续成为英雄和反抗者,这是对他人的一种过分的粗暴。所以上不上春晚都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他在那个时代,1986年在北大食堂时候唱歌的样子。那个时候,崔健很了不起。


男青年:你怎么看待自由,它是不是也像民主一样需要驯化,需要去教授大部分人怎么样去捍卫自己的自由?

许知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永恒的问题,当年托克维尔有句话,评价法国人,很像现在我们评价我们自己一样:“人们并非热爱自由,人们只是痛恨主子”。自由当然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它首要的问题是要有对自己负责的能力,这就需要很多种不同程度的训练,成为一个自主的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跟民主社会、专制社会有关系,但也不是绝对对应的关系,你在一个民主社会也可能成为一个不能自主的人,整天被广告和消费主义俘虏都是可能的。

    而且为了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有痛苦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大家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来交换福利、交换安全,自由是不安全的,你要为自己做主是很痛苦的。当年哈维尔也说过这种话,他说在东欧转型之后很多人抱怨,对之前的专制有缅怀,觉得那时候生活更安全。哈维尔说,是啊,那时候你工作也好,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都不用选择,突然你要必须做出无穷的选择,而且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人类是双重天性,人类渴望自由,但同时人类又逃避自由,又渴望被主宰,渴望被奴役。





闲话闲说


一个社会永远不该所有人干一样的事情,举个例子,比如钱穆1939年写《国史大纲》,民族存亡时刻,所有的作家和历史学家都应该到前线去写宣传抗日歌曲,写战书檄文吗?钱穆写了《国史大纲》,重塑这个国家的骄傲、文化上的独特性,不是对国家非常重大的贡献吗?艾青是个诗人,他当然写了很多歌颂诗,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仍然可以描绘雪落在北国大地上。即使这个民族面临多大的危亡,我们这个民族仍然要保持对美的追求,对各种美好事物多元情感的追求,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值得挽救的。那种民粹式的风格从19世纪末到现在,始终盘旋在知识分子头脑中,因为他们本质上对很多抽象原则不信任。冯友兰改变的人,理解人民群众的人,又怎么样?陈寅恪写的《柳如是别传》仍然照耀我们,他对我们不重要吗?是不是更重要?坦白说,在我们这代人包括后代人思维,有很多天然民粹主义大众的崇拜、底层崇拜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本质上是对整个知识承诺的放弃。
——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