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不要觉得虚无是坏东西


文/钟瑜婷(采访) 插图/胡晓江
<<新周刊>>第417期




 

 

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对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没有理解,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观察并认识到虚无,才有可能承担并克服它。



    从小,母亲就告诉我不要做个老实人。她一直想把我变成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她的那些教训永远是“有防人之心,切勿冲在前头”。我理解她,因为她经历过中国过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战争、饥饿和三年自然灾害面前侥幸存活。“退一步”是她古老的智慧。她的担心到了什么程度?之前朝鲜的张成泽被处死,她打电话叮嘱我不要出门。

    但我从来没有被母亲的世界观同化。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单纯为了过一种安全的生活,你会失去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另外,我母亲也不是遇事畏首畏尾的人,她总是忘记了她的那些处事秘诀,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临难不苟且。

    当下很多人,不管现实状况如何,相信简单的进化论,相信美好的世界会从天而降,相信世界永远都会有希望,未来总是好的。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是享乐主义的文化塑造出来的。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我很认同鲁迅先生的观点,未来如何取决于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


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虚无,是很可悲的。



    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比较难实现自由。自由的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看重的是经济和物质自由。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概念是财务自由。你有钱了可以做很多事情,但这是真的自由吗?自由往往是表象,你在追求这种自由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控制得更紧。我说自由很难实现,是因为当今社会的控制无处不在。有些控制是更为隐秘的,还有一些存在于我们内心,也就是个人无名的欲求和执念。追求个人的自由,前提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对自我要有省察力。

    我们不要觉得虚无是坏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虚无,是很可悲的。他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根本不了解。只有观察并认识到虚无,才有可能承担并克服它。比如说,认识到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去尝试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跟记者谈到。

    乐观有时也需要自我强制。比如我有了孩子以后,我会强迫自己乐观。这种乐观是一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假设。也就是说,即便你认为这个社会没希望,你也得假设它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勇气。如古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像保罗·蒂里希所说的,完全不顾“非存在”的威胁,去肯定自己的存在并赋予它意义。蒂里希认为卡夫卡和加缪就是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多芬和舒伯特也是这样的人。贝多芬很绝望,但他的悲伤最后一定会回到强力,回到肯定。而舒伯特呢,他在绝望中的肯定,是回到壮丽的美。悲伤在云开雾散后,你仍然能感觉到,但它已经能够抚慰你的心灵。


雾霾这么重,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


    我特别喜欢这次的采访题目,“世界观”。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对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没有理解,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社会让我感到不能忍受的方面很多。比如腐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法制的不健全、环境污染,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无济于事。最根本还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是价值系统和世界观的问题。就拿雾霾来说,雾霾背后是排放问题,但超量排放、监管不力,甚至地方政府部门眼开眼闭,其背后是利益驱动。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我们到底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问题。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觉醒问题。

    二十年前,我就对环境问题产生了严重焦虑。在《春尽江南》中,雾霾是作为象征性的意象出现的。简单来说,人最重要是有尊严。雾霾这么重,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

    说到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当然还是我的母亲。

    有个奇怪的悖论,我妈妈这样老劝我不要冒险的人,这辈子却有三四次都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她当时偷偷将一个赤身裸体被吊在牛圈里奄奄待毙的人解救下来,连夜送到长江中心的岛上,交给我舅舅保护起来。这个人一直活到我上大学。前几年,我们当地有个年轻人死于工厂事故。工厂拒绝任何赔偿,全家老少束手无策。妈妈原来也不想管,但她在葬礼上看到年轻的遗孀手里抱着那么小的婴儿时,眼泪再也止不住。年近七旬的她和村里五六十个老少,当天就包围了这家工厂,最终为死者争取到了赔偿。总体上讲,我母亲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但在关键时候,她总是豁得出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多时候不如她。

    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出国,包括老家的一些老板。我很少给他们什么明确的建议,因为我无力承担别人的命运。但我骨子里非常厌恶时下趋之若鹜的移民时尚。


有人说我农民,我会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表扬。


    很多人见我都问,这件西装怎么哪个场合都穿(指了指身上的衣服)。的确,我二十多年没买过西装了,没有必要。洗衣服的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会留着拖地冲马桶。垃圾处理当然很重要,可最重要的是减少垃圾的产生,节制自己的欲望。

    佛教讲专注,但今天的每一个当下都被工具论的思维毁坏了。我们吃东西是为了吸取营养,不再知其味;交谈是为了生意,并不是交朋友。

    这大半辈子我有过很多错误的认知。个人的经验有局限性,我老是告诫自己,不要太自信,要重视跟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人。我曾经彻底推翻过自己的认知。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的精英意识很强,一心想着启蒙就靠我们这些人啦,进步也靠我们啦,看不起庸俗的小市民。可后来我发现那些庸俗的人其实并不庸俗,从道德上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比那些所谓精英逊色。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其优点,作为作家,你不见得就比你笔下的人物具有优越感。理解别人,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能再写《褐色鸟群》那样的作品,要说明白其实颇费周折。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社会的急速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支撑着先锋小说创作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机制已经消失了;二是除了精英,我希望普通读者也能理解我的作品。

    过去要是有人说我身上有农民气,我会好几天心里不舒服。背后其实是精英意识在作怪。现在如果有人说我农民,我会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表扬。





格非答问


问:你更相信直觉还是理性?

答:
很多时候我们刚冒出来的想法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太多道德概念、固有偏见一下子把你的脑袋裹挟了,很容易丧失理智。比如药家鑫案,开始我也非常愤怒,后来会思考这个孩子的思维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当他用一个更大的罪恶去掩饰一个过失的时候,这一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说到对世界的认识,直觉很重要。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直觉。它之所以变得迟钝,是因为我们往往无视它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社会流行话语。





采访手记


    格非的语速极快,说话也并不看着你的眼睛。但你不会觉得他不真诚,你知道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脑子里。不知道是在课堂上还是人生中养成的惯习,他不断地抛出问题,再尝试通往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路径。他一边承认虚无,一边说要在虚无里把意义扛起来。他说人一定要学会自省,也要倾听他者。你能非常清晰地感知到他对现实的极其不满,骨子里都是对人的失望,对人所持有的世界观的失望。他是如此着急,以至于无法继续去写上世纪80年代写过的神秘和命运了。不论《春尽江南》的成败,他说那次他起码尝试贴近现实人群,跟普通读者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