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的“盗机”和“忘机”


文/胡赳赳
<<新周刊>>第421期
 


纪念一个人,可以写成一本书,而怀想遥远的童年故乡,也可以在百余尺画端展开。再也不想了,再也不念了,这是发狠的纪念,也是徒具伤悲的施为。



    我不大相信从视屏上看到的画。照相术和数码术对信息的贡献有多大,对气息的损伤就有多大。它们将优点和缺点都缩小,换句话说,将特点缩小,从而看起来都还不错——所以,伟大的作品一定比视屏上看到的好,而平庸的作品在视屏上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艺术品和泛艺术品一定要睹原作。“@盛氏可以”的画作,先是从视屏中看见,便抱有疑虑,及至拿到原作,即这本《春天怎么还不来》,认真审视,终于将其划到非平庸的那一堆。她大约也是可以就此松口气的,我既没有嫉妒她的写作,也没有心口不一地对她的画予以妄评。

    这些年写小说,盛可以动用了一些心机,将虚构艺术带入一种陌生和探觅的境况,而自己的生命也因之卷入,并且发生了现实性的转归与迁变。尽管在我看来,某些领域的前沿状态并非站在巨人肩膀上更进一步,不过是“头上安头”。生命意识是自我圆融的,当有一种刻意的追求时,除了赞赏这份执求(执著本不该赞赏),人工的痕迹总归难以令艺术进入化境。

    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传统隐士提出了两个貌似“相反”实则“相返”的概念:一为“盗机”;一为“忘机”。盗机产生了文明,盗天地之精华,产生了人类,西方有类似的表达,称之为“盗火者”。盗机是懂得天地流变之机窍,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找到最优策略。遗憾的是,中国隐士用此来修习长生不老之术,也有诸葛亮借东风,从而改写历史。“忘机”则是让人忘掉机心。只有忘掉机心,才能回到初心,与万物浑然一体,认清自我的本来面目,获得心物一元的澄明体验。对此,尼采说得最好:“你既不应该实现心中的欲望,也不应该忘记心中的欲望。”他表达的这种本质意识是“保持匮乏”,保持匮乏时,盗机和忘机合二为一,成为儒家的“中庸”,也就是“道”,或表述为真理。

    在我看来,盛可以的小说是“盗机”的,而她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画作,却是“忘机”的。正是得益于某一天,被抑制的天性的释放——她一直在缠一具叫做小说的小足——她的三寸金莲之外,意外有个幼小心灵在萌动,回到了乡野,人、天、犬与相关事物一一闪现。一片叶子会大于一个人,这种比例的失调,反而映照着朴真的童心和无上的真理:天性之初,事物是没有大小的,区别在于后天习气的沾染。

    她的《吃西瓜》,西瓜比人大;《推磨图》,玩得不亦乐乎;《开学第一天》,有对事物的专注;《火烧云》与《观赏鱼》之通红颜色的热烈,大胆、新奇,构图巧妙有情思;《庞然一怪物,捉去问娘亲》自得文人画之旨趣;《蓝色的河流》、《雪乡》、《醉卧花丛,且听风吟》充满自然主义风格,宁静而恬然,拔尘脱俗,正是王维、梭罗、华兹华斯等人的打望;《民间说书人》、《十里荷塘》、《洗澡》、《摘枝山花给妈妈》、《拾稻穗》想见故乡风物,故乡是回不去的,时空已逝,民风与国风,仍浩荡于意念间。盛可以的绘笔,不似工笔,亦非写意,其架构之间,完全未受艺术训练的污染,跟当代艺术无涉,正是此等纯然发乎于心,从性灵中沽沽流出,才不落俗穴。

    事物于此从容作一了结,这仍是艺术家的方式。纪念一个人,可以写成一本书,而怀想遥远的童年故乡,也可以在百余尺画端展开。再也不想了,再也不念了,这是发狠的纪念,也是徒具伤悲的施为。好在此一系列创作,自得、自为间,具有天真烂漫的气息,它甚至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似乎借助于记忆被点亮的一瞬,某些复活的意识和手段纷沓而来,那性灵在天地之间的欢天喜地的“呼告”,浓浓覆盖了城中人为欲情所牵绊的假意“呼愁”。机心不再是重要的成功学基石了,事物露出了其本然样态,永恒与宁静接管了当下,它甚至在禅意流布之前,便已明察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女性主义的玄奥也曾包容其间,即便在童年的单纯境地,也预设着日后两性关系的滥觞:那一条犬,不过是多年以后男性的象征物,但实在是再多男性的重叠,也无法唤回天地蒙昧之初的多情与怅惘了。事物往往只能在悲观中了结。关于这件事也只能交给“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