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

在路上,才有存在感


文/采访/钟瑜婷 插图/胡晓江
<<新周刊>>第420期
 



 


文学是向这个世界示弱的,示脆弱、示娇柔,而不是增加强力。真正有才华的艺术表达是把作者内心的脆弱、敏感、多疑、多虑表达得特别准确和充分。




    十岁时,我就被上路这件事吸引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随父母一起下放西北。我一上那趟开往甘肃的火车,就崩溃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宣传里说的“我们的生活特别幸福”都是撒谎,没一句是真的。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暴戾之气,谁碰了谁一下,就打起来,满嘴脏话。我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假象里。

    青春期我过得很孤独,父母不在北京,周围没有亲人照看我。也许是因为缺乏母爱,我特别相信女性,觉得女人都是好人。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女性崇拜者,我说没错。

    我一直对声音特别敏感,尤其喜欢列车播音员的声音。这份情结来自我小时候在路上的经历。要知道,在“文革”年代,如果我们用现在这样的口吻说话,一定会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当时的汉语表达被破坏得特别厉害。因为讲阶级斗争,所有的广播新闻都带着特别恐怖的革命腔调。直到我第一次坐火车,听到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旅客同志们,下一站我们将到达济南。”我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声音。我现在老了,也仍然能清晰回忆起那温柔至极的女人声。那个年代只有在火车上,我才能听到有人性的声音。

    这是“文革”期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细节。现在我看很多关于“文革”的作品,都是急急忙忙解释一个宏大的概念,不会讲故事,更不关注故事里的细节。单是关于那个年代女列车员的声音,我就可以做一个故事片。但我不觉得剧情片、故事片能挑战我的才能和智慧,还是纪录片更有挑战性。这种挑战在于:生活是非常纷繁而复杂的,但你要在如此纷杂的生活中找到一条对别人有足够吸引力的线。年轻时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现在看来这些孤独的经验都是财富,这种独特的经验歪打正着地造就了今天的我。


他们要我做革命者的时候,我不做。现在让我做消费者,我也不做。


    这些年为了拍片子,我一直都在外面跑。只有跑动,我才有存在感。都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只有在路上你才有新鲜感。一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有两个习惯:一是坐公车,另一个是去当地的菜市场。我觉得这是最直接地了解当地的途径。

    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能全身心投入地去拍我喜欢的纪录片,就很满足。这也是生活最大的意义。我靠不多的稿费和一些朋友的支持生活,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温饱。在中国有一个好处是,保持温饱没有困难。我没有买房,没有车子,我基本不买东西,我就抽点烟。我的衣服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只要穿不烂我不会买新的。

    权力和钱一样,对我毫无吸引力。他们要我做革命者的时候,我不做。现在让我做消费者,我也不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当然,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我拍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被封,但这个侵犯不了我的幸福。我没有觉得自己很边缘,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很介入(生活)。

    我不常在北京待着。如今的北京已经失去了它的个性。要知道十八、十九世纪来北京的那些传教士,都会谈到它的个性,特别脏、尘土飞扬,但有他们抗拒不了的魅力。我生于斯长于斯,我记忆中的北京有它特有的安详。那时候,那些牌楼都还在,天气特别好,在高处能看到所有的四合院。

    如果在北京,我的一大乐趣是去菜市场。我喜欢观察菜市场卖菜的农民。比如有一对小夫妻,女孩特别漂亮,男孩特别帅。他们卖菜的时候总在一个劲吆喝。他们不是千篇一律的白领。我想他们一定有故事。有一次,我看男孩不在,问女孩,“你老公哪里去啦?”女孩很害羞地跟我说,“他今天不在,学车去了。”我想,他们的生活也很幸福,尽管生活压力很大,尽管他们是农民。这种细节总是让我觉得生活有意思。我特想拍拍这些小夫妻的故事,但分身乏术。

    所谓介入生活,看你找什么样的角度。我就喜欢从这样的角度进入。年轻人啊,要认准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浪费时间。人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人不能把命运交给别人。


弱者的尊严很难。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无论是拍《我的“文革”编年史》还是《罪行摘要》,我都不会拍事件或框架,我只关心人物。其实从文学到纪录片,我所关心的内核都没有变化,只是载体不同。比如说,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文革”道歉,道歉到什么程度才够,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文革”中的农民,他们的人性。已经有很多人关心“文革”中的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那谁去关心这些农民?

    我对农民并不陌生。因为年轻时下过乡,我比没有农村经验的人更理解他们。我跟他们在一起不会急于说出我的目的,我一般先跟他们聊孩子,聊征地聊拆迁。

    2010年,我在朋友那里见到22份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之后,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采访了14位坐过“文革”冤狱的农民。我所认识的这些农民,除了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我一般都劝他们不要上访,因为我认为上访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有些农民想争取权利,也有些农民有埋藏在血液里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比如一位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的农民,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一直不敢交朋友。

    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名利。因为80年代我已经出名了,如今大学里当代文学课避不开我的名字。当然,《无主题变奏》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从它开始,中国文学更接近文学的本质了。如果要名利,我现在可能会在作协上班或者做一个刊物的主编。但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会幸福。

    我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反正我一无所有。我觉得今天最悲哀的是,我的片子被禁,我没有正常渠道可以表达。这很残酷,不是吗?我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很简单:我没钱。我没有找钱的能力,但拍片子需要钱。

    今年年初宋彬彬道歉,我觉得没意义。这个只能解决她的个人问题。我如果写《剩下的都属于你》的第二部,名字叫《剩下的也不属于你》,然后第三部取名《什么也不剩下》。这里的“你”不是指我自己,我不是在个人的生存意义上写小说,也不是为我自己拍片子。我自己的匮乏无所谓,反正我生活不太正常,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不要房子不要车不要女人。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弱者的尊严很难。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徐星

生于1956年。上世纪80年代以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成名,和刘索拉并称“现代派”标志性人物。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罪行摘要》等。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刚刚出版。




徐星答问


问:你所赞赏的艺术表达是什么样的?

答:我经常说,文学是向这个世界示弱的,示脆弱、示娇柔,而不是增加强力。有一种示强的但比较廉价的文学,比如“文革”时为英雄人物唱赞歌的文学,但那不是真的文学。真正有才华的艺术表达是把作者内心的脆弱、敏感、多疑、多虑表达得特别准确和充分。这才是特别成功的作品。




采访手记


徐星看上去特别疲惫,眼袋非常重。也许因为长期在路上拍“文革”的故事,他身上有一种沧桑而淡泊的气质。有趣的是,他还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流浪汉”,爱去菜市场,爱做饭,还是那种比较高级的菜式。他说他不在乎钱、权,甚至女人,看似活在人世的边缘却是真正的“介入者”。这种路径在外人看来无比艰难,但被他用调侃的语气轻轻带过了。比如他说,“费了多年努力,我把‘文革’时期的‘人性’拍出来,片子却被禁了。这个事实难道不残酷吗?”但他又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其实很幸运,我们活在谎言里那么多年,能获取一点真相就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