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 疯狂隐士修豆腐禅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424期
 





写完《寻人不遇》(Finding Them Gone)这本书,比尔说也该让自己被“寻人不遇”了。疯狂了一辈子,他要做个真正的隐士了。




    如果不是被问起,比尔·波特几乎忘记了那21枚钢钉。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右膝,似乎要确认,它们还一枚一枚嵌在自己腿骨里。“谢天谢地,都还在!”他晃了晃戴着佛珠、已长有老年斑的手腕,手背用力抹一把花白胡子上沾着的汗珠,故作惊讶地说。比尔在北京没待几天就要飞回美国,他掂了掂护照:“没有30次,我至少也超过25次来中国了。”

    这个大胡子的美国人,20年前就在中国收获了比在故乡更多、更热切的关注。他早年钻进终南山写就一本《空谷幽兰》,曾让无数中国人慨然生叹。“五千年的隐士文化,却等到一个说着阿弥陀佛的老外来写?”比尔·波特并不介意这样的声音,“也许人性使然,我们总对涉猎陌生文化更有兴趣和野心”。当然,更多的敬意让他确定,自己这个“外来的和尚”,念经念得更响亮。

    从纽约到台湾,继而香港,又几乎走遍中国大陆,比尔一直在写中国。确切说,是写中国传统文化。他不像一般意义的汉学家,寻到一处语言的井眼,便经年挖凿引出水流。他一直在路上,目之所及,都视为未垦之地,只要心有余力,便大刀阔斧去开掘。翻译过《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之后,他又写了《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彩云之南》、《心经解读》……先后在美国出版了15本“中国书”。他干脆把自己当成了井,只要凿出些激情和勇气,或许还有巨大的好奇,便去浇灌脚下原本陌生的土地。

    那21枚钢钉,便是去年3月他再次寻访元朝诗人石屋之墓时,在湖州霞幕山间摔伤所致。当他背着一背囊古诗集、一瓶72度波本威士忌被抬进医院时,旁人难以置信这壮硕老头70岁了。喝口烈酒,摸摸断腿,比尔只担心自己的“寻人不遇计划”要暂时搁浅。他有一个寻访36位中国古代诗人墓地的写作计划,从陈子昂、欧阳修、陶渊明,到李清照、白居易、寒山……“酒还没让他们喝完呢!”

    几个月前,在西雅图海边小镇的一座简陋旧屋里,比尔合上书,他完成了这次写作。腿伤没有阻止他疯狂地“在路上”,他带着钢钉走完了原计划寻访的36座墓地后回到美国,定下了英文书名: Finding Them Gone(《寻人不遇》)。他说,写完这本书,也该让自己被“寻人不遇”了。疯狂一辈子,他要做个真正的隐士了。


7岁看破红尘


    70岁的比尔·波特总说自己7岁时就看破红尘。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比尔属于当时的富家子弟。父亲一度是掌管美国西部52家酒店的企业大亨,又与肯尼迪时期的民主党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全家曾住在Bing Crosby的豪华旧宅里,宾朋往来常上演丰盛景象。他早早见识了财富、政治、特权甚至暴力,却也目睹父亲终未逃脱命运的大起大落——牢狱之灾,婚姻破裂,经济破产。这一切让比尔自幼便悟到,他要的生活不在这里,他理解的自由在远方。

    战后的美国,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垮掉的一代”成为振奋年轻人的身份武器。而更年轻的比尔,却躲过了这场本土的生命躁动。他20岁第一次远离美国,不是叛逆出走,而是去德国服了3年兵役。虽然此后大半生始终两袖清风“在路上”,但他自称身上既没有“垮掉的DNA”,也未侵染“嬉皮士精神”。他1970年回到美国后,初次邂逅的“禅”倒可算作扭动命运的那把钥匙。而彼时的纽约刚经历过动荡的1968年,稍见平复。

    在唐人街偶遇一位中国法师,让比尔冥冥中向佛禅之境迈出一步。而艾伦·瓦茨那本影响过美国禅文化的《禅之道》,更让他确定,在哥伦比亚大学选择中文方向是明智的。比尔开始练习打坐和修行,也研读佛禅经书。在年长自己14岁的老友盖瑞·施耐德那里,他第一次读到寒山,并迷上这位中国禅僧的诗。他也在后来知道,在唐人街邂逅的那位寿冶老和尚,曾在五台山用4年刺血写完《华严经》;施耐德当年亦是决意去日本修禅十数年后,才回到美国。

    1972年,马上30岁的比尔,在地图上选中一处小岛,认真圈出“台湾佛光山”后,带上200美元,上路了。那时他还不知,山上有位星云法师。也未想过,这一别美国,便是几十年。


其实山在你心里


    像是宿命,他上山又下山。

    70年代的台湾山寺,像80年代的终南深山一样,见到登门习禅的西方人,好奇大过愕然,往往欣然受纳。比尔先在佛光寺小住一年,上午打坐,下午打球,夜间思索前世今生。有时树下一起投篮的,会是彼时年轻的星云法师。后来搬至台北海明寺,比尔离城市更近了,也离佛法更近了。他开始系统研习《金刚经》、《楞伽经》,以及意外收获的《寒山诗集》——寺内方丈悟明法师相赠。那一年,他也有了自己的法名:赤松居士。

    上山前,比尔曾听说,山上的人要下山,无外乎三种理由:一是为了取食物,二是为了爱情,三是自视修满。两年间,比尔每周末都下山。他说他没办法,他遇到了爱情。

    周一至周五,他是赤松,隐居山上,打坐、研读、翻译,偶尔思索要不要下山。周末,他成了比尔,准时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馆报到,那里有他研究庄子的台湾女友,以及全台北最有趣的文人墨客。他同黄春明、周梦蝶谈论文学与诗歌,与女友探讨《逍遥游》,跟大家学写繁体字、练台语,偶尔纠结要不要回山上。

    “后来想通了,没有山不山,其实山在你心里。像王维一样。”终于,老方丈开口那一刹——“留下出家吧?”——比尔决定带着他的山,下山了。他回到尘世里,也回到生命本身。找一份得体的工作,赚一些钱,娶回爱的人,生孩子,为了岳母的担心和期待,重新吃肉,换掉榻榻米,在更大的房子里醒来,做全台湾中文最好的英文记者。生活让他懂得,妥协与进取也是一种修行,他还是赤松。

    在台湾期间,比尔还登上一座“山”。他在阳明山竹子湖边,译完了《寒山诗集》——整整300余首。这是施耐德当年译出24首之后,第一次有寒山诗全译本问世。他说除了施耐德,自己尤要感谢周梦蝶。“当年周梦蝶推着小车,在明星咖啡馆门口卖书,我所有线装诗集都是在他那买的,寒山也是!”那时比尔时常翻译完,先去念给周梦蝶听,两人带着乡音一唱一和,旁人听了像音乐。


去修豆腐里的禅


    比尔中文很流利,但当他找不到替代词,只能用英文反复说“Run Run Shaw”时,我也费解了很久,一时猜不出他在说谁。

    “我能顺利写完《空谷幽兰》,也因为之前有机会到香港的电台工作两年,赚了些钱,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安心写。”比尔说的Run Run Shaw,便是他所受雇那间公司的幕后大老板。“他是香港电影的老大。”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邵逸夫和他的邵氏影业。

    比尔“流浪”以来,总能遇到“贵人”。不管是经济拮据时,遇到台塑掌门人王永庆的儿子解囊赞助终得上路,还是在1989年以一个突兀的美国人身份,从台湾来大陆,闯入终南山,却能让藏于深处的当代隐士们打开心扉,完成一次“缺席五千年”的中国隐士文化考。“我想我太幸运了,总是在车到山前疑无路时,又柳暗花明了。”比尔见证过太多人生起伏,又在禅宗里证悟轮回,他总说自己写出这些书,有人愿读,还可以卖钱,是“命好”。他背的禅囊,用了12年,有两块洗不掉的油渍、一个补过的破洞。行走40年,这是他的第三只囊。

    他后来果然写了一本《禅的行囊》(Zen Baggage)。“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方向。在这场漫长旅行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的幻像罢了。”在书最后,比尔这样写道。

    如今,他和太太及一对儿女已搬回美国,住在西雅图附近海边小镇——那个鲜有游客到访的村落,是他新的“空谷”。听风看海,起居简单。偶尔受邀来中国,顺便回台湾会友。

    “写完《寻人不遇》了,你要做什么?”

    “做豆腐。”他认真答。

    当年囊中羞涩时,他在台湾拜师学过手艺。也许时间到了,他要真正隐起来,和太太在乡间,去嗅另一种幽兰,修豆腐里的禅。





书房来客


比尔·波特 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常年生活在台湾、香港,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记,曾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Q:你当年下山是为了爱情,但听说修成正果耗了很长时间?

比尔:
是,差不多七年。因为我很穷,像个流浪汉。我太太的母亲觉得不行,开始有一些条件,她说你不可以住在地板上,结婚要办喜宴,还要买黄金,还要蜜月旅行。当时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Q:比较传统的中式父母。你这么叛逆怎么就同意了,没有要逃走?

比尔:
我爱她。



Q:虽然很抗拒世俗,抗拒仪式感,但在爱情面前还是妥协的。

比尔:
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拼命赚钱,教英文,采访、写稿,还跑去韩国、日本,帮别人捎手表、衣服。就是为了凑结婚的钱。这比在山上修行难多了。


Q:你的收入除了版税外还有没有其他来源?

比尔:
有啊,会有大学请我去做演讲,比如去一个佛教道场讲经,他们会给我一些钱,跟在中国差不多。


Q:你偶尔还会当“导游”,类似私人定制线路来游中国?

比尔:
对,因为我在美国赚的钱不多,我差不多12年前开始,每年带团一次,最多4个人,带他们感受我走过的中国。基本是有钱、有文化的退休美国人。






书房语录


新周书房:听说你最近又去了一次终南山?

比尔·波特:
是。峨眉电影制片厂要做一个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筹备了三年多,今年请我过来,希望我能去山里采访新的隐士。


新周书房:现在很多修行人是看了你的书慕名而去的,有的就留下了。你见到他们了?

比尔·波特:
修行人还有,只是有点不一样了。人比较多了,不像以前那么静。而且以前都是年纪大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都有。25年前,我看那些修行人,他们大部分只有一本书,《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或者《道德经》,选一本,反复看。他们不是为了看书去山里面,而是修禅。可新来这些人,受教育程度高,他们喜欢多看书,带很多书进山。他们也打坐、念经,过朴素生活。但我想,他们是对禅修比较好奇,来感受一下。


新周书房:80年代末,你和美国摄影师朋友,卷发、大胡子、长镜头就进了山。当时唤起那些隐士的信任难吗?你们是否彼此好奇?

比尔·波特:
对,他们对我可能比我对他们还好奇。有的人住在深山几十年,一个月可能才看到一个山里人,一年才看到一个山外的人。像我这种人,可能好几年也不一定能看到。所以他们很高兴跟我讲话。我每次爬到山里面看到一个茅棚,就敲敲门,他们都欢迎我。


新周书房:你当时怎么介绍自己?中文有现在好吗?

比尔·波特:
我就说,我是一个外国修佛的人,想多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修行方式是怎么样的。他们肯定也好奇我,所以从没反对我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有意思的是,我的普通话不一定标准,他们都懂。反而他们讲的话我不一定听得懂,所以一定要录下来,再回到西安找录音公司整理。


新周书房:你觉得怎样才算隐士?

比尔·波特:
我更欣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他也可以说是个修行人,可他不住在山里。中国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属于中间的,只能隐在市里。其实陶渊明是隐士的典范。我去过他住的地方,他喝醉后坐的那块石头还在,如果你坐在那石头上,往前看,会很快了解桃花源的来源。


新周书房:当年美国也兴起过佛禅文化,也出现很多隐士,没想过到美国的某个山里去隐居吗?

比尔·波特:
美国当然有隐士,他们很少为了修行而隐,大部分是逃避生活,所以外面的人才会怪他们。中国人看隐士是钦佩的心态。我们的历史完全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中国隐士都是五千年以前开始的。


新周书房:你选择翻译寒山的诗,跟盖瑞·施耐德,跟整个“垮掉的一代”有关系吗?

比尔·波特:
我们是好朋友,可我不是那个年代的,我要晚十年。所以我不是“垮掉的一代”。但施耐德最早翻译了寒山,那24首诗让我认识了寒山。我后来翻译了《寒山诗全集》,也是他帮我介绍的美国出版社。施耐德的一个同学,也是我的朋友,5年前去世了,可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山,和跟山有关的诗。泰山、嵩山、庐山,差不多200座山,搜集了500多首跟这些山有关的诗,做了一个网站,叫Mountain Songs。我做《寻隐不遇》时,最后一站是寒山的墓。在墓前,我打开Mountain Songs,找到寒山写的天台山,又拿出施耐德的译诗,一边倒酒,一边念。那一刻,我们四个在一起,我们是同行。


新周书房:《禅的行囊》,行囊翻译成baggage,在佛家里,行囊、包袱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么多年,你研究中国的禅宗、隐士、传统文化,你的baggage,你的包袱是什么?

比尔·波特:
我的baggage一直存在,但它越来越小。比如我写书,本来写作和翻译,都是一种梳理和疏导,能减轻你的baggage。但是写着写着你发现,它成了你的另一种baggage,你要想着出版社,想着合同,想着交稿期,想着不同的译本,你觉得有点哪里不对了。所以,所以写完《寻人不遇》,我要put down,不要写书。放下就是禅。

(实习生张文政对本文亦有贡献)




回声


    我和比尔·波特是快40年的老朋友了。我认识他就在哥伦比亚咖啡馆,包括李双泽、杨弦,我们都在那认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但我看他,就已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那种人。他过自己的生活,活得很像那种比较轻的monk。

    那时他住在寺里,有时周末会来咖啡馆,听我们唱歌。我也会跟他上山,打打坐,看他学唐诗。他也带来一些朋友,一个叫Kim,一个是Kim的表哥叫Tim,一个是在台湾娶了卑南族女人的尼古拉斯,后来我们一辈子都是哥们。

    他现在年纪大了,感觉更像一个master,大师一样。走路步伐依然很快,有很多的学生或者追随者,也需要依赖他去了解佛学或者中国的诗。他几乎把中国有意思的地方走遍了。

    我们也常一起喝酒。我跟他讲,酒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很珍贵。所以我们享用酒之前,要对酒灵、大地、祖先,对提到已过世的朋友的名讳,都要弹一滴,再喝。他也听进去了,听说现在拜访那些诗人墓地,他都这样做。盼他今年回台湾,我们已约好一起去徒步,登玉山。

——胡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