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方

我们是最苦的一代,也是最幸运的一代


文/采访/于青 插图/胡晓江
<<新周刊>>第424期



我喜欢吴祖光的一句话:生正逢时。反面来说,我们确实吃了很多苦;正面来说,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别代人无法经历的。80岁了再回头看,生正逢时,今生无悔。



    我的家乡是广州郊区的槎头。6岁时,父亲被日本宪兵杀害,妈妈去广州打工。我7岁开始读私塾,没事时总喜欢找村里的“老鬼成”打架。他个子不高,满脸横肉,不读书,光打架,特别仇视读书的孩子。我就专门跟他打,但没有一次打赢他,次次都被打到鼻子流血、牙出血。我祖母老说我,人家“老鬼成”是拳头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也不怕被打,我就是看不惯他欺负别的小孩。

    我参军时还不满16岁。参军之前,我被伯父接到天津,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读初二。我所在的连队奉命入朝参战,但就在部队过江前一天,我被留下待命。被留下的总共三几百人,都是有初中文化的青年——那个年代的初中生很宝贵。体检之后,我们被分配到海军、炮兵、空军等,我被分配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本来是奔着飞行员去的,但一年学习下来,视力减退,其他同学去了第九航校学飞行,我却被派到了七航校学绘图。后来,学飞行的同学大多死在了台湾海峡,而参军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直不知道战场长什么样。


我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另一个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我在绘图班的时候,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要求七航校送一个优秀的绘图员给他们。因为当时都是翻译苏联的书,这些书印刷质量太差,图无法复制,要重新画。我去空军司令部报到,却让我去了空军训练部绘图室。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我成了张绍良的助手。张绍良是从日本美术学院毕业回来的油画讲师,后来被司令部聘为文职人员,没有军衔。但他在绘图室是技术最高的。

    我从小爱好文艺,他又总保持着艺术家的派头,头发整齐西装革履,跟部队的人格格不入,只有我跟他相互欣赏。他教我欣赏名画,礼拜天在公园教我画速写。三个多月后,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把我调回翻译出版处。接着肃反运动开始了,有人说张绍良是日本特务,跟他关系好的我也被牵连了。

    据说张绍良案属于国防部专案,他的问题搞不清楚,就不能放我。领导让我自由看书,我写书名,他们帮我从图书馆借来。我认认真真看了几个月书,看完了一百多本书。这对后来我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考进北大中文系奠定了基础。但我的文化基础并没有打好,不可能留在大学搞研究。我知道,对我来说,传媒是最好的选择。

    在北大,我发现了人之矛盾。我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另一个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后者是隐藏在我内心的潜意识,而前者是当时的政治潮流中,我所接受的政治偶像。这就像是两个左方,一直在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支配了我前半生,但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总在拯救我的灵魂。我不超越人道这条线,始终没有犯过很大的错误。

    毕业后,我通过堂哥的推荐去了《南方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黄文俞,我们从来就叫他文俞,只在很正式的场合下叫“文俞同志”,当时的人完全没有官场气。我心底里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跟那时的《南方日报》很好地相融,就这样从1962年待到了1984年。


《南方周末》的使命就是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1976年,我被叫去参加四人帮篡党夺权骨干学习班,其实是在立案审查我,因为“文革”时我是派系领头者。我被关了起来,房间的窗户直接对着编辑大楼,上面挂着一条大标语:左方是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是广东几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

    这一次,其他书没法看,我就借《鲁迅全集》。12本鲁迅,陪我过了这一年。这次审查是高水平的,让我从“文革”开始事无巨细地讲。讲完之后还要回去写下来,稿纸上有编号,不能撕掉;你可以改,但你的思想变化全在纸上。讲完了,再按事件分类重新讲,讲完再写;写完之后,再按人物人类来审……还有各种开会批判、抄家,施加高压让我承认曾给四人帮提供黑材料,苦口婆心让我交代。因为我没有所谓“黑材料”交代,各种供述也没有矛盾,后来被调去资料室当资料员。这一待就是6年。

    这两次审查,我有同样的经验。人在下坡路时,只有两个选择:一、自暴自弃,从此沉沦;二、找一个兴奋点,让自己往积极的方面跳。第一次审查,除了导致我事业上的停滞,还让我丢掉初恋。但我把方向转到了考北大上,结果我成功了。第二次,我给自己提出两个兴奋点:一、国际共产主义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二、中国的未来怎么办。我看完《鲁迅全集》,发现基本上中国的几十年是一条线下来的。我读了整整6年书,反思了很多问题。

    中国的未来怎么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启蒙也同时中断了。中国必须恢复这个启蒙,必须提高人民的素质。如果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民众受过科学、民主的启蒙教育,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对的。《南方周末》的灵魂就起于此,它的使命就是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别以为你要搞什么新东西,你要倒回去,倒回30年代。


    《南方周末》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最早的编辑思想、编辑方针,到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我将《南方周末》定位成《南方日报》的补充,要与政治保持距离。两者的区别在于,《南方日报》是政府与老百姓的桥梁,《南方周末》是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桥梁。桥梁是相通的,知识分子的优秀思想传给老百姓,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思想感情传给知识分子;老百姓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也需要精神回归。这是一条相辅相成的桥梁。

    《南方周末》要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就不能办成一份地方性报纸,必须有全国性。我们怎么处理广东题材与全国题材?广东的题材必须站在全国的角度来选择,广东的今天就是全国人民的明天,广东人关注什么我就介绍什么;全国的题材我要报道,但要用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来处理。既然以启蒙为灵魂,我们的启蒙对象是: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这群人既是我们的启蒙对象,也是中国未来的栋梁。

    《南方周末》的格调是雅俗共赏,我也曾去街头卖报。经过十年的文化禁锢,那时的影视歌星是最受欢迎的,只要有明星,报纸都好卖。我们用明星做头版,来解决生存问题,其他版块依然以启蒙为主。后来影视歌星不热了,我们就转向社会新闻报道,更新周末的概念。以前过周末是静止型的,在家听听音乐、看看电视。现在是活动型的,大家聚在一起需要有话题,建立关系网,这就需要了解信息。我们就要为人们提供周末所能够关注、谈论和从事的一切话题和活动。《南方周末》从此转向以社会为主。

    《南方周末》创刊5年之时,黄文俞告诉我们,新闻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告诉我,别以为你要搞什么新东西,你要倒回去,倒回30年代。那时中国新闻的传统是忧国忧民,关心弱势群体,《南方周末》需要与《大公报》、《申报》接轨,重拾新闻传统。

    转型后的《南方周末》,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新闻的任务是将读者抓进来,副刊的任务是将读者留住。副刊不能用编,而是要像玩盆景一样,将自己的志趣投进去,像收拾自己家的后院一样,办得尽善尽美。另外,也要通过各种策略和手法,将“软雷区”中一些“不能讲的真话”,换一个形式讲出来。同时,绝不碰“硬雷区”。不然,只讲可以讲的真话,那么阿猫阿狗都能办报,要你这个总编辑干什么?第三,“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拿不到酒,先做瓶,把假大空打破,创造一种新鲜的新闻语言、新闻文体。实际上,新闻形式与内容不可能全部剥离。形式改变了,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就改变了。你说不争自由,实际上也是默默地在争了。

    最后,做到“四条从容”:对政策吃透,对社会现实吃透,有很敏锐的新闻视角,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光有这四条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受表扬时,不要沾沾自喜,很可能那篇稿子是个屁文章,只不过适应了当前某种政治需要;受处分时,也无需惶恐,可能这篇稿就是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有这种胸怀,办报才从容得起来。这是报人的最高境界。


我们从未让一个记者写过一份检讨,所有事情都由领导负责。


    《南方周末》走上街头,意味着中国传媒开始恢复商品属性。“文革”时是反对传媒的商品属性的,传媒属于党的喉舌,与老百姓无关。但走向市场之后,《南方周末》就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管我的主人,一个是养我的主人。我们需要两边都应付好。

    市场化使传媒有了竞争,竞争成为推动传媒向前发展的动力,传媒与民众之间的纽带也能够恢复。《真理报》模式对群众很冷漠,群众也对传媒很冷漠。你必须为群众说话,维护群众利益,让民众知道传媒与他们有密切关系。有了这种关系,你才能让当权者定出一份良性的《传媒法》,以法来管传媒,媒体人只需服从法律,自主办报。

    《南方周末》没有官场气,所有人都是一条心。我们从未让一个记者写过一份检讨,所有事情都由领导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在外部压力很大的时候,创造宽松的内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替大家盯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好关,为了让大家继续生存,该退则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方周末》陷入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写稿。所以我提出“三玩”:玩版面、玩文字、玩人性。人性、文字与艺术之美,一样可以争取读者。

    如果说我能为《南方周末》做出一些贡献,能够在转型与报道把关时做出符合时宜的选择,第一要感谢在资料室6年的阅读与思索,第二,得益于战争、肃反、“文革”等大风大浪的历练。筹办《南方周末》时,我已经49岁了,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明知会打输,依然要去找打、去抱不平的人。

    后来,《南方周末》屡次打破《真理报》潜规则,让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问题,再让不敏感的人来谈敏感问题,并在文化部主办的《文化报》批判王蒙时报道王蒙的日常生活,文化部的左派就想让我们停刊。《袭警案》稿件被查出是假稿后,《南方周末》真正面临停刊,事发时在美国访问的我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只为保住《南方日报》与《南方周末》的接班人。

    在为此事做报告时,所有到场的传媒人都支持《南方周末》,但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毕竟有错,《袭警案》确实失实。我的老领导黄每说,左方,你终于成熟了。而那时候,我还有一年半就退休了。58岁才来到的成熟,有点太晚了。

    现在的《南方周末》已经是不同的一代人了。从我到江艺平,都是马上打天下,需要策略;从江艺平之后,都是下马治天下,讲求秩序。完整的报纸应该分时政、经济、文化、法律版块,要有结构,而新一代人要把《南方周末》改革成一张具有专业水平的新闻周报。我不反对将《南方周末》办成《新闻周刊》,但如果在现状之下涉及时政,《南方周末》的社讯“有可以不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就无法坚持。《新闻周刊》可以另办,但不要让逐渐推进新闻改革、致力于启蒙中坚力量并关心弱势群体的《南方周末》过早寿终正寝。

    我喜欢吴祖光的一句话:生正逢时。这句话正反面都可以说。反面来说,我们确实吃了很多苦;正面来说,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别代人无法经历的。我们是最苦的一代,也是最幸运的一代。现在我已经80岁。回头去看,生正逢时,今生无悔。




左方  生于1934年。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南方日报》文艺部工作。1983年年底,受命筹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







左方答问


问:你如何评价自己?

答:
我有三分文人,七分匪气。这七分匪气是我的江湖气。我钟情江湖,讨厌官场。


问:为什么说你们是最苦的一代,也是最幸运的一代?

答:
当你正处于困境之时,当然是苦的。但一旦困境过去,当年越苦,现在就越觉得美妙。






采访手记


    这次采访是在广州幽静的兰圃里进行的,是左方选择了这个被兰花环绕的美丽园林。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里,有数次天降大雨。左方的人生,就像这些毫无预料的惊雷与暴雨,一场一场地聚集、倾泻、汇集成海。而谈话结束之后,我们走出公园,乌云散尽,阳光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