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文/采访/钟瑜婷 插图/胡晓江
<<新周刊>>第425期
 


人生来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方方

生于1955年,本名汪芳。1978年,在当过4年搬运工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9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作品有《风景》、《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等。


    小时候,因为父亲热爱阅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学工,却喜爱文学。他常给我讲《唐人小说》,那是他伯父(编注:即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编撰的。“南柯一梦”、“柳毅传书”这类故事,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闲时他还给我们讲古文。中学年代我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座右铭。“文革”时许多书被禁,哥哥借来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被父亲霸占。场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亲一回来就立即让位。父亲看时,旁边还要放一本地图,以便核对。而父亲一走,哥哥又全盘接管。在家里,父亲随时都在看书。当年父亲上厕所前找不到书大发脾气的场面,直到今天,家人聚会时还当笑话说。

    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谓一言难尽。他懂五国语言,那么有才华,那么勤奋,但大半辈子都在政治运动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种批斗方式叫“坐飞机”,即从身后架起被斗者的双臂,令其弯腰,又从其身后揪扯他的头发,令其抬头望着群众。父亲担心自己挨斗时会经受不住,就把头发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里练习坐飞机。他在门背后练习时,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时父亲会问我动作标不标准。少年时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岁后,想起这些,真觉得悲凉入骨。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都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人活着就是一件虚无的事,这没有办法。人生来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


    19岁那一年,我当了搬运工。这是我很感激命运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间一堂大课。最初接触搬运工,我很受惊。比如他们总是随地大口吐痰,脱口骂脏话,还有女工们追逐着脱男人裤子。有天一个青工上班时说: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烦不过,一脚把她踹到墙角,她半天都爬不起来。他说时兴高采烈,一边还比划,听得我惊心动魄。当我来到棚户区,也就是我的小说《风景》中写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动更大。一个同事家只有五六个平米,他跟父亲睡上下铺,桌子是一个纸盒子,里面装衣服,平常铺块塑料布当饭桌。即便如此,他们对生活还是持一种达观态度。当然,这种达观中也有无可奈何,用他们的话说:怎么办呢?只能这个样子呀。他们的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人生观,以及我多年的写作态度。

    知识分子相对自私,工人则豁达得多。这当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多数不关心他人之事,有时这是好事,但更多让人有冷漠感。工人却不。他们对朋友很仗义,江湖气比较重。他们活得有强度也韧性,扛得住人生的艰辛劳苦。知识分子眼里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那么矫情,表现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荡。

    我写过不少底层人物,像《万箭穿心》的李宝莉,她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没文化,但遇到大事却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这点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典型吃软不吃硬的那种人。年轻时我也很冲。1982年我还在上大学,一次诗会上,老诗人让我这个在场唯一的大学生发言。我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大意)。那时太年轻,说话太不客气,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结果被批了很久,吓得我好几年开会都不敢发言。其实不过是说了真话罢了。

    我说话向来直率,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有时候还笑我“童言无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会不高兴,不过我想,你不高兴也不关我的事。我其实多是对事不对人。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多大个事呢?

    如果一个人无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说话,没什么可以畏惧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选择,以及性格带给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


    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我写过一篇小说,《惟妙惟肖的爱情》,谈到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前一代人虽然也有问题——比方被各种运动折腾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线。他们至少尊重知识,尊重规则以及尊重大学。现在却是无底线的为所欲为时代。官本位的学校已没有大学的尊严,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大量知识分子迅速向权贵靠拢以及尽可能谄媚,尽可能为己谋利。说退步,还太温和了,知识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现在,用堕落一词更准确一点。

    我家的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文坛有很多派,但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机会当官,三十几岁时被选去当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诉我,这是要培养你了,但我就是没兴趣。我这辈子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这是我最大的欢喜。但我也不算特别叛逆的人。比方让我当省作协主席,我也不想当,但同事们希望我不要拒绝,我想,只要能让我继续写作,当也可,不当也可。多大个事呢?

    像我这样的作协主席不是公务员,不是党员,基本也不管事。但这个身份还是会影响我说话的尺度。我认为自己只代表个人,但人家不这么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评鲁迅文学奖评委“重人情而轻文学”,虽然这是事实,但到底还是不太合适。毕竟评委是作协请来的,而我是这家作协的主席。妥协的事自然也会有。比如党组领导常是空降来的,他们从未在文学圈待过,会有一些不合适的决定。所谓妥协,就是我不参与。若说有没有限制,还是看自己的人生态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当个主席使也就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本身,改革是必须的。我常跟人说,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这样的社会,作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当然是有的。它们来自看到全社会堕落和溃败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悲观感,还有看到人性之恶已然放大到无以遏止地步的绝望感。事到如今,我们却还不回头。




方方答问


问:回头看这些年,你怎么评价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相处得好吗?

答:
还好吧。这个职业可以让自己更个人化,更随心所欲。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同事,朋友也多是远距离的,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经济窘迫。这样可以更冷静而客观地看社会看世界。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一个观者的关系。


问:最欣赏怎样的人生态度?

答:
喜欢自由自在、对名利淡泊、与现世不合作、对诸多事情持无所谓态度,但同时也遵守基本社会规则的人生态度。





采访手记


    方方给人的印象,就跟她的文字一样,有力、爽快,同时有种莫名的虚无和悲伤气息。她说自己是典型的是非感强烈,能扛事的武汉女人,所以才会在微博上抱怨鲁迅文学奖存在的猫腻。她看似大大咧咧,话语习惯短促而直接,实则细腻,替人着想。比如虽然忙于写作,她还是会在半夜一点给记者回复长长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