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最愚昧的往往是读书人


文/采访/钟瑜婷 插图/胡晓江
<<新周刊>>第426期
 


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不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锺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还有那部论《红楼梦》的专著,也是如此,因为小时候读不到,也不了解红学泛滥到什么程度,所以才得以别开生面。有许多读者都是从阅读此著开始进入我的文字世界的。


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但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好在我不算怎么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网络上流传我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一书(即台湾版《百年风雨》)里如何臧否20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再读读我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我的《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我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些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但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


精神困境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想染还染不上呢。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地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40万字,一部60多万字,最后一部20多万字。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面对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还有许多小说家,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还有福克纳,等等。

    我的宗旨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得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时,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我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想染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


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

    这阵子家母病危,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被供在寺庙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曾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上苍待我不薄。这16年来,我写了20多本书。其中包括6部专著和9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我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海外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80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海外东亚系。




李劼


生于1955年,本名陆伟民,学者、作家。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1987年留校任教。现旅居美国。著有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中国文化冷风景》、《丽娃河》等。




李劼答问


问:学界内很多人为你离开学府感到惋惜。

答:倘若如此,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




采访手记


    6月,身在美国的文学批评家李劼的一篇题为《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的旧文在平静许久的文坛引发热议。长达3万余字的文章,几乎把当今中国文坛声名煊赫的北京或具有北京背景的文人批评了个遍。

    通过邮件联系上李劼,李劼隔天便回复了记者的采访提纲,还是七千余字的回复。他用一种老派文人的口吻说:遵嘱寄上采访应答,可能长了一些。“《新周刊》的采访提问,几乎囊括了写作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得拿出部自传才能圆满回答。为了满足该刊的诸多好奇,在此只好将自己的林林总总,如实道来。”他的文字读来酣畅淋漓,真诚得像个孩子。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正如他所说:“也许但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我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