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静之 我是个老派的人


文/采访/宋诗婷 插图/胡晓江
<<新周刊>>第432期
 


邹静之

生于1952年,作家、诗人、编剧。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1977年返京,1984年毕业于中央电大中文系。著有小说《九栋》,诗集《幡》,舞台剧《操场》、《我爱桃花》,编剧作品电影《一代宗师》、《归来》、《千里走单骑》等。



一个人生下来愿意在什么环境里和什么样的人了此一生,这就是世界观。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喜欢温良恭俭让,山清水秀,人和善,彬彬有礼。



    我现在每天写作三四个钟头,通常是早上。我到现在也不打字,手写。有时候笔跟不上思维,闸门打开,一下子能冲出好几篇东西。现在已经写得慢了,一来是舞台剧不好写,二来年纪也大了。写《康熙微服私访记》时,三天写两集。有时候写东西就像抓逃犯,没有速度你抓不到,那个飞扬的东西出不来。现在我更享受那种琢磨、拿捏的感觉,对于一个六十来岁的人来说,控制比畅快重要。

    写作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不是表演,更多时候是在思考如何准确传达自己的意识和感受。人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如何把它准确地传达出来,或许是我一生都在追求的事。

    很多人有奇思妙想,但不善于表达,而且离那个准确的表达特别遥远。更多的人选择人云亦云,他们的意识被世俗的用烂了的语言和意识控制着。那些寻常的、不加思索的、流俗的、是非的价值观对文学和艺术来说是糟粕,是艺术的敌人。

    不自负地说,我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到最后都会成为一个写作人。学声乐十多年,以失败告终;书法写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桥牌打了很多年,整本整本地背书,打得很好,但也没能成事。可我一写东西就和别人不太一样,第一篇小说就能发表。我想,天分一定起了作用。这么多年,我每天都写,也有二三十年了吧。如今,写作已经成了我的生理需求。


即便是北大荒那么苦的环境,也没听说有谁得了抑郁症。


    写作的人都敏感,我的敏感有先天的成分,也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爷爷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父亲也是读书人。我二年级读《三个火枪手》和《说唐》,四年级看《红楼梦》,四五年级就开始听歌剧了。我小时候是受这些传奇影响的,没有接触宏大的哲学和写实的东西,这让我的思维开阔,想象力丰富。

    “文革”时我小学六年级,哥哥姐姐有的在大学读书,有的上山下乡了,父亲还在牛棚里关着,家里只有妹妹、我和妈妈三个人。我开始变得孤独和敏感。这一年我几乎不出门,但凡能在家里找到的书都看了,连《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艰涩的书都读了。每天就是看书、抄书,疏离于人群之外。

    后来,去了北大荒插队。夏天,我住在山上,一个牛棚一样的棚子,没有墙,自然也没有窗户。东北的小鸟儿(蚊子)多得不得了,还好我有蚊帐。山上腐朽的树根在夜里会发蓝光,像鬼火一样,飘飘忽忽的。后来才知道那应该是磷。我捡来些发着蓝光的树根,摞在一起,拼成一个“鬼”字。每天晚上我都会带去一本特别厚的书,有时是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有时是《复活》和其他书。那个时候,我靠跟人交换书,读了很多东西。也许是因为有书吧,我没有像同学一样被当时的境况击垮。

    在北大荒,我练就了一个本事,那就是讲故事的技艺。那时候,每个连队都有一两个会讲故事的人,一到晚上,大家围上来,给他们讲个故事,有牛奶就能喝上牛奶,有烟也会先给你。我经常从坐着讲到困得躺到被窝里,迷迷糊糊地再讲一会儿。我讲过《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就连《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国会纵火案》都讲过。讲累了就开始演绎,开始添油加醋,很过瘾。其实,在那之前,我是很不会说话的,属于口讷的人。

    劳动还留给我一个财富,让我知道盐打哪头咸,醋打哪头酸。我一直崇拜那些有手艺或者农事经验的人。就像我喜欢海子和顾城的诗,他们的诗里有生活。我刚开始写诗时,也是后朦胧,翻译体,读的是清一色的外国诗。后来我开始写北大荒,只写北大荒,那感觉就出来了。

    再后来,我写了《九栋》,那是对于少年时期和北大荒时期的回忆。最近,我为《九栋》写了新序,留下了两句话:怀旧就像少女怀春,它是特别隐秘的,那种感觉不是永远都属于你的,它会失而复得,也会得而复失。当年在那个阶段进入这种写作状态,你现在再让我写那些东西,我怕是再也写不出来了。

    即便是那么苦的环境,也没听说有谁得了抑郁症。那时候,大家的要求仅仅是饿了要吃饱,困了要睡觉,都是人类本质的需求。北大荒什么都没有,但有大自然。我们那个地方,站在稍微高的岗子上四周就都是地平线,没有树也没有山,都是麦子。那种辽阔啊!


一个人要展示伤口,最起码是为了荣誉和尊严,是更高层次和更宏大的痛苦。


    其实,对于整个生命来讲,很多痛苦是没质量的。在北大荒,有人因为丢了半导体就疯了,这痛苦就来得太轻浮。

    委屈是委屈,那不是痛苦。一个人要展示伤口,最起码是为了荣誉和尊严,是更高层次和更宏大的痛苦。有些人很带范儿,每天都感悟,每天都痛苦,每天都愤世嫉俗,喝大酒,特立独行,好像是真理的代言人。但他不一定能拿出和那“范儿”匹配的作品和才华。相反,有些人是多么寻常的人啊,卡夫卡就是一个小职员,但他写出了《变形记》。滴水映太阳,这太高级了。

    写字儿归根结底是个手艺活。我喜欢手艺人,也认识很多手艺高超的普通人,有人每天拿个半导体,过寻常日子,却能一眼看出古董家具哪条腿儿是接上的;也有人其貌不扬,但对诗歌的韵律门儿清。我曾和人说,看孩子、照顾老人和酒桌争论一样,不妨碍你的思想。多数想法都是在日常中闪烁的,日常埋没不了思想。

    现在的年轻人缺乏我们当年那种深度的无聊。我小时候,守着一只小鸡就能待上大半天,眼前是小鸡,思想可以随意飞扬。鲁迅很无聊,他写“我家屋后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种语言的味道,这种语流的速度,放在现在谁看啊?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有微博,有微信,每天在比着谁更有趣,谁的机灵话更多,谁的观点更犀利。其实这些东西没什么难的。所以我发现,保持贫穷或许是件好事,它能让你进入深度思考的状态。

    我是个老派的人,不习惯现在年轻人的相处方式。我的语言体系和他们不一样,很多场合我都保持沉默,因为接不上话。老派的人讲究礼节、尊重,用老北京话来说就是“有礼有面”。老派的人交往不会特别激动,但彼此的认同感都很强烈。就像我和张艺谋,《千里走单骑》之后十年没再合作过,但见了面没什么前篇儿,坐下来,十年前的话题又接上了。门外是各种大佬和媒体争着抢着要见他,我们关上门聊剧本,所有的沧桑好像没有经历过一样。

    一个人生下来愿意在什么环境里和什么样的人了此一生,这就是世界观。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喜欢中国古代温良恭俭让那种氛围,如果问我想和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了此一生,那么,我希望是山清水秀,人和善,彬彬有礼。其实,又有谁不愿意这样呢?





邹静之答问


问:你所说的“痛苦的质量”指什么?

答:丢了个半导体就疯了这不是痛苦,痛苦是对生命和时间层面的感悟。《春江花月夜》里的人生况味是大的,《未走过的路》那种知微见著是有意义的,那种忧思也好,痛苦也好,才是有质量的。







采访手记


邹静之很忙,约了几次才最终敲定时间。采访定在他位于西山的家中,客厅里尽是上了年纪的古董家具,它们是邹静之多年来攒下的“老玩意”。家里的狗很粘他,隔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挪过来,把一只爪子搭在他的腿上,喉咙里发出呜呜声,像小孩儿在哭。邹静之说,这原本是只小野狗,家里刚装修时它就住进来了,撵也撵不走。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邹静之认了这段缘。老伴儿循声走来,带走撒娇的小狗,谈话继续。大隐隐于市,邹静之在文字与“老玩意”里过着老派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