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庭的经济史

一两银子的购买力


文/杨津涛
<<新周刊>>第436期
 


一两白银重37.3克,是明清时基本的货币单位,也是普通家庭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支出。那么一两白银怎么挣,又怎么花?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对于白银我们都不陌生。《水浒传》里,鲁智深、史进、李忠三人在酒店里闲聊,看到卖唱的金家父女。鲁智深可怜他们,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后,又对史、李二人说:“借些与俺。”史进二话不说,“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李忠则抠抠索索地从“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

    “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

    小小一幕,便把明朝不同阶层的经济状况展现得一清二楚(《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但社会风貌反映的是作者生活的晚明)。表面上看,史进豪爽,李忠小气,高下立判。但史进家是大财主,出逃时带了全部家当,十两银子不算什么;鲁智深是中级军官,五两银子也算是将近一半的月薪呢;李忠呢?是一个打把势卖艺的平头百姓,这二两银子没准儿就是他十天半月的辛苦钱,白银不好赚啊。


白银战胜纸币


    白银在晚唐初露货币化苗头,到北宋成为一种通用的定价参照物,主要被用于帝王赏赐、政府开支、百姓课税,以及对官员的贿赂。

    仅就贿赂而言,很容易看到白银的优势。试想,你要贿赂一个官员,是推着一车铜钱好呢,还是怀揣一袋银锭好?前者招摇过市,估计不是胆大包天的官员还真不敢收。

    同样,在还没有产生钱庄的时代,一个北京的商人带十万贯钱到广州做生意,真是无法想象的艰辛旅程。市场呼唤一种体积小、价值大,又不轻易贬值的货币,从宋朝起开采量就大增的白银,自然脱颖而出。

    朱元璋当皇帝后,将北宋政府的用银方法全部继承,但不准民间流通,大力推广所谓“大明宝钞”。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会相信一张纸上写“一贯”,就真把它当一千个铜钱。

    在流通中,“一贯”的纸币,实际购买力通常不足面值的一半。明朝中叶,纸币信用彻底破产,到了“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的地步,以至“弃之市肆,过者不顾”——行人看见地上掉了张百元大钞,都懒得弯腰去捡。

    以集权著称的帝国政府,也不得不向经济规律低头。正统元年(1436年),刚刚即位的明英宗,或许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宣布废除祖宗之法——禁银令。从此以后,白银成了市场上的主币,铜钱、纸币降为辅币。


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

  
    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作为货币的白银,主要被铸成“元宝”。古人不用钱袋,船形元宝便于缠在腰间,“腰缠万贯”就是这么来的,真在腰上缠一万贯铜钱,土豪也得累死。

    最为常见的50两元宝,面额太大,平时交易只用《水浒传》中好汉买酒的“散碎银子”。元宝上刻有产地、重量、经手官吏、工匠姓名等,通常能有五六十字。

    银锭上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因市场上流通的元宝都是合金,含银量不同。如清朝北京有松江银,上海有二七宝银,长沙有用项银……全国约有100多种。后为方便流通,康熙时规定了作为单位的“虚两银”——纹银,纯度935.347‰。还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一两”在各地的重量也不同。通常而言,明清时一两银子重37.3克。

    是不是有点复杂?在银元进入中国前,想要花银子,先得验成色、再称重量。花起来也很复杂,破整的时候,商人们还要用大剪子剪,用小秤称过。

    将白银换算人民币,通常是以米价为中介。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米价差异颇大。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中搜集的数据显示,一石米的价格,明朝从两三钱到一两,清朝从五六钱到二三两,都很常见。

    如果用嘉靖年间均值0.8两/石、乾隆年间均值1.5两/石的米价来分别计算明、清两朝的银价。则明清时期1石约合0.1立方米,1立方米大米约为800千克,现在全国米价大致5元/千克。这样算下来,一两白银在嘉靖时相当于500元,在乾隆时相当于267元。这几百年间白银购买力跌了几乎一半,这是因为隆庆开海后,南美、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输入导致的。


社会中上层的高薪


    在古代,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以清朝来说,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九品白银33两。雍正以后,官员有“养廉银”这一合法津贴,通常是俸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拿所谓的“七品知县”来说,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5石,约合白银90两。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2000两。依照张仲礼《绅士的收入》一书所说,加上附加税“火耗”等,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

    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山长”(校长),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包括正式工资、伙食补贴,以及过节费。

    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自言“为糊口计耳”。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

    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除塾师的工作外,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银四两五钱,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将“庄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银“一两九钱五分”。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所谓“一秤田”,即能生产一秤(9—15千克不等)粮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


平头百姓的辛苦钱


    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一年忙忙碌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江南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自种租田三五亩”的情况很普遍。对生产所得,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少数情况下,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仅能拿到15%,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如果佃户的农具、耕牛、种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庄基山田皮”既收1.95两白银的租金,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张履祥《补农书》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自己落一半,约17石,合白银25两。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外快”。

    种经济作物来钱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一年租金为白银2.4两。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这么一算,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平均下来,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

    在绅士、自耕农以外,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月结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长工。清朝19个省区中,东三省禁止内地移民,人口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银9—15两。内地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平均一年6—8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6两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肃、广西、贵州,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两。这就是说,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最少要一个月,最多几乎一年。

    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的《宛署杂记》,记录县政府的收支。他说,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0.04两;有技术的,如“油漆匠、装钉匠”能有0.05—0.07两的日薪。

    至于医生,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少则给白银二钱,多则有三五两。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


衣食住行真不贵


    钱是挣了,一两银子能做些什么呢?

    一生用度,无非衣食住行,侯会在《食货金瓶梅》这本书里搜罗了不少实例,展示了晚明社会的生活百态。

    先说衣,《金瓶梅》里的常峙节穷困潦倒时,西门庆资助了一笔银子。常峙节给妻子买“一件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一件月白云绸衫儿、一件红绫袄子、一件白绸裙儿”,为自己买“一件鹅黄绫袄子、一件丁香色绸直身”,这7件私人定制服装,再加上“几件布草衣服”,一共花去 “六两五钱银子”。

    对于这次消费,常峙节老婆说:“虽没便宜,却值这些银子。”这么算下来的话,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大约也要1两银子,也就是今天的500元。真正昂贵的衣服,还要数李瓶儿那件貂鼠皮袄,值白银60两,3万元。

    “吃”,《宛署杂记》中记录说,猪肉每斤白银0.02两,牛羊肉每斤0.015两,1只活鸡0.04两,5斤重大鲤鱼0.1两,烧酒每瓶0.05两等。当时1斤约相当于600克。在这种物价标准下,《金瓶梅》里下饭馆都极便宜。侯林儿与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四盘四碟,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以及“三碗温面”,总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也就是0.35两白银,一百多块人民币。

    房子让当代人操碎了心,在古人却不叫个事。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说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都住得起两层小楼。其实真相是,潘金莲把钗子卖了十几两银子,“典”下了“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所谓“典”是武大郎从房主那里获得使用权,房主保留产权,可在一定期限内赎回房产。虽不是买,但几千块就能在县城里,几乎无限期地住上独立小楼房,那是相当的划算。

    那时的“商品房”,也不会让工薪阶层望而生畏。西门庆帮常峙节买的“前后四间”房,只花白银35两。用明朝工人每月1两的平均工资算,节衣缩食几年,也能全款买房了。当然了,阳谷只是山东一个小县城,房价相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一定是便宜不少的。

    说完了衣、食、住,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销。轿子是老爷们出行的必备行头,潘姥姥到西门庆家,给潘金莲贺寿时,租了一顶轿子。潘姥姥进门找女儿要六分银子,付轿子钱。潘金莲听了怒道:“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怎不带轿子钱儿走!”吵吵半天,最后还是孟玉楼“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才把轿夫打发走。潘金莲还不肯罢休,数落老娘:“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赁出划划的,教人家小看。”其实六分银子不过0.06两,30块钱人民币,明朝“打的”实在不贵。


古人消费多奢侈


    当然,古人也有娱乐生活。明末大臣陆文衡在他的《啬庵随笔》里说,万历年间,艺人演一场才“一两零八分”,后“渐加至三四两、五六两”。有一次,陆文衡请人搭台唱戏,已经是“价至十二两”,如果有女艺人参演,要另加“缠头之费”。折算成人民币,6000元就能请几个小明星到家里开演唱会。

    如果雇人唱不过瘾,还能直接买到家里来,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潘金莲九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十二三岁就会“描眉画眼”、“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要买这么一位才艺双全的少女,只要30两。现在几万块一个的越南媳妇供不应求,但在大明朝,15000元就能领一个“潘金莲”级别的美少女回家。

    在古人所有消费中,买官恐怕是最贵的。《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贾珍想给儿子贾蓉“捐个前程”,拿1000两银子贿赂太监戴权,买了“五品龙禁尉”。戴公公与贾家关系向来不错,这还是友情价,那“襄阳侯的兄弟”花了1500两才当上同样的官。书中交代,这“龙禁尉”共有“三百员”,是个不大不小的虚职,月薪一两的老百姓如果要买,得省吃俭用一百年。

    在流通白银的明清时期,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大约每月能赚到一两银子,买大约100千克大米或30千克猪肉,或者一件私人定制时装。在一个普通城市,省吃俭用存上十年八年银子,也能买房,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