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画意之外的历史叙事

何处是江南?


文/叶克飞
<<新周刊>>第438期







江南是小桥流水,江南是烟雨杏花,江南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梦中情人。历史上,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样形成的?它真如印象中那么柔弱吗?



    江花胜火,春水如蓝,丁香小巷,烟雨杏花,江南,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进而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庭园,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而文风最盛的江南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极,这里有诗词歌赋,曲径通幽,这里有小桥流水,水墨田园。

    陶宏景曾在《答谢中书书》中写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这里所说的“欲界之仙都”,指的便是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江南便是文人雅士歌颂的对象,它景致如画、美丽富庶,也充满艺术气息,是人们的梦想之地。

    但误解从来伴随着美好想象存在。比如因为江南的景致之美和人文气息,强加以“柔弱”定义,忽视江南文化里血性的一面,久而久之,成了人们的固有思维。

    江南是中国文化的后花园,但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么形成的?江南真的如此柔弱吗?


江南——以苏南浙北为核心的区域。


    顾名思义,江南指长江以南。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广义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湖南、江西、浙江全境,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长江以南地区,有人甚至将福建也纳入这个广义范畴。

    关于江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应是《史记·五帝本纪》,其中提到“(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江南作为政治区划,在先秦时代已出现,大抵指楚国地界。《史记·秦本纪》中就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楚属江南,指如今的湖南和湖北南部以及江西部分地区。

    三国时代,刘表拥兵自重,《后汉书·刘表传》说:“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

    唐朝贞观年间设江南道,范围仍是江西、湖南和湖北南部,宋朝设江南路,含江西和安徽南部。清初还设有江南省,同样包括江苏和安徽南部,两江总督一职的所辖范围,即包括江南省和江西省。

    但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范围则小得多,李伯重认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

    也有人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江南应是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如清代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便是著名的江南六府,悉数集中于江浙。当然,时人提起江南名城,还会将江西境内的九江府,安徽境内的宁国府、徽州府等纳入其中。


几度南迁造就的江南——隋唐以降渐成经济文化中心。


    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大多因战乱导致。如永嘉之乱后(西晋匈奴攻陷洛阳),中原流民纷纷渡江南迁,安史之乱后(唐中期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亦是如此。靖康之耻后(女真南侵北宋灭亡),南迁更是达到高峰,仅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南迁使得江南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肥沃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经济得以发展。农业方面成为重要粮食产区,是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手工业和丝织业日渐发展。名城建康(今南京)在南朝时已拥有140万人口,可想见其繁荣。从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从长安一带逐渐移向苏杭,尤其在南宋时期,苏杭之盛景前所未有。

    除几次南迁外,短暂的隋朝也是江南发展的一大契机。隋朝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刻意压制曾为六朝时代政治核心的江南地区,但远离政治反而带来了相对安定,使得江南地区在隋唐年间得以发展。

    安史之乱后,中原饱受战乱之苦,江南地区正式成为经济中心,“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就此开始了延续千年的“南粮北调”格局。即使北方灾难深重,江南也数百年不见兵灾。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江南文化自形成之始,就将发达经济和秀丽风貌完美融合,处处显露出灵秀之气,并体现于文学、饮食、戏曲和建筑园林等各种领域。

    在文学方面,自六朝以来,江南的诗人、词人和戏曲家数不胜数,学风极盛,固有“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的说法。明朝,有1/4左右的状元出于江南;清代,这个比例增加到半数以上,包揽三甲更是常事。

    科举中的辉煌,其实也与江南的整体经济、文化繁荣有关,当时江南已经形成发达城市群,口岸众多,对外交流频繁,人们视野相对开阔,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治学,都可事半功倍。此外,如书画金石等,也是江南文化人的绝对“强项”。

    但是,如果仅仅是经济发达、“天下粮仓”和学风甚盛几个元素,还不足以说明江南文化的特殊性。若说富庶,古代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发达程度不亚于江南。若说学风和文化传统,齐鲁地区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在古代同样重要。江南文化的内涵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东西,那便是以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记》等为代表的精致生活。

    江南园林便是这种精致生活的典型。造法自然的园林形式,早在六朝时代便已兴起。兴建园林不仅仅需要财力,也需要对美学的深刻体会。在大时代动荡变迁之时,它甚至还需要承载文人心境。

    如如皋县水绘园,原先是冒家产业,至名公子冒辟疆时逐渐修复完善。他在园中构筑妙隐香林、壹默斋、枕烟亭、寒碧堂等十余处佳境,名士陈维崧曾在《水绘园记》中写道:“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林峦葩卉坱圠掩映,若绘画然。”

    明亡后,心灰意冷的冒襄将水绘园改名为水绘庵,在此隐居,名士纷纷前来唱和,有“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一说。

    在饮食和茶道上,江南也以精致著称,处处体现美学,与粗犷的北方迥异。张岱谈茶,曾有“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的高论。

    “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这种情怀可不仅仅是“小资”。张岱作为江南文人的代表,曾自陈有十七种嗜好,包括“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本身就是江南文化的写照。

    李渔不仅仅爱好美食,也好声色、园林、山水和书画,所以“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

    最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的精致生活与“装逼”二字全无关系,而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一种强调自由的美学。


江南不为人熟知的血性一面——侠肠酒酹秦淮月。


    正因为江南文化的精致唯美,许多人对其产生了误解,认为其只有阴柔一面,甚至以此与北方文化做比较,认为北人阳刚南人阴柔。这种看法浮于表面,忽视了江南文化的底色。

    江南文明源于长江文明,它的第一次兴盛,是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二者均位列“春秋五霸”。先是吴王夫差举兵进攻越国,越王勾践成了人质,之后卧薪尝胆,兴兵灭吴,逼得夫差自刎,其后又继续北上,称霸中原。在这期间,吴文化和越文化合流,逐渐搭建了江南文化的构架。《吕氏春秋》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也恰恰是这期间的状况。

    在吴越争霸中,有铁血战争,有隐忍复仇,即使是夫差的自刎,也有国君死社稷的悲壮,更不说专诸和要离的故事了。它不仅仅是一本史书,更是江南文化中血性一面的前戏。

    尽管吴越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仍体现出极大的独立性,比如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推销五帝三王之道,勾践却以风俗有异为由拒绝了孔子,刻意保留自身文化独立。尽管吴地相比越地更靠近北方,受中原文化影响相对更大,但同样有一定的独立性。

    永嘉之乱后,众多移民涌入南方,其后晋室南渡,使中国政治和文化轴心首次移向南方。地理学家陈正祥曾认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是“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也恰恰在此时,江南文化多了柔和的一面,但吴越时期的尚武之风,并没有从江南文化的骨髓中剔除。

    江南文化中的血性并非只属于赳赳武夫,有时更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江南文人往往柔中带刚,忠于理想,尽管平日风流文雅,国破之际却能表现出坚贞气节,昏君治下仍有力挽狂澜之心。清代高士奇曾有“艳句魂消隋苑柳,侠肠酒酹秦淮月”的诗句,“艳句”与“侠肠”并举,便是江南文人的真实写照。

    “江南血性”一次集中爆发,发生于明末清初。当满清统治者提出“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时,江南人民成为了最为激烈的反清力量。其中江阴的反抗最为著名,当时江阴义民反清复明,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陈明遇让贤于前典史阎应元。阎应元义无反顾地率家族子弟接过指挥权。此时团结在他身边的有当地文人士绅二十多名。由是,江阴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迹。

    秀才许用在围城的那个中秋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敌,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他说出所有江南士绅在彼时的心志。

    江阴城被红衣大炮攻破后,清军“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被屠杀者达17.2万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还有嘉定、松江、昆山、常熟、溧阳等,这些不起眼的江南小城,无一不在抗清斗争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留于史册的还有这些名字:冯厚敦、夏维新、章经世、王华、黄毓祺、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园、屠象美、李毓新、郑宗彝、徐石麒、沈犹龙、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徐孚远、张密、王永祚、朱天麟、杨永言、严子张、钱国华、吴易、张煌言……

    在山河破碎之时,这些江南人挺身而出,虽然他们的死无法力挽狂澜,但他们已然将自己和江南文化一起写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