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国家安全解决方案

讲和不丢人!


文/柳展雄
<<新周刊>>第441期






敢战不一定有勇气,讲和未必就怯懦,只有建立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只有以民族与国家生存为根本目的的选择,才可能达到最佳效果。



    在漫长的历史中,战争似乎是唱主角的。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何等慷慨激昂,何等痛快淋漓,但当敌我实力悬殊,是否非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赌国运之战呢?

    战的反面就是“和”,“和”通常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或给钱,或割地,有时甚至付出女人,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一定的利益支付达到息兵止戈的目的。

    讲和在人类历史中早已有之,无论西方的埃及艳后,还是中国两汉时的和亲政策,无不是在以和为贵。在力量不如对手的时候,以低成本使国家暂时获得安全保障。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讲和已经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经常使用的外交手段,这比过去动辄开战,不仅减少了生灵涂炭,还让世界进入现代秩序之中,国家运营成本更加合理。

    但讲和必须建立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必须以民族与国家生存为根本目的,或卧薪尝胆,或四两拨千斤。一味卑躬屈膝,下场便如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亡国指日可待;一味地强硬,更如庚子年与天下万国宣战的大清朝,不作绝不会死。


宋朝每年只用30万两白银就换来百年和平,这买卖太划算了。


    宋代的澶渊之盟,无论成本还是效果,都是讲和的典范,它使敌对双方保持了百年和平。

    民间演义把宋真宗塑造成宋高宗的形象,事实上,赵恒从小喜欢排兵布阵的打仗游戏,并不是怯懦之辈。公元999年9月,契丹犯边,宋真宗御驾亲征,打赢裴村之战,击退辽军。公元1004年,辽军再度入侵,深入宋朝境内,澶州之战是真宗第二次亲征,也不是寇准逼的。

    在人们印象中,宋朝总是积贫积弱,其实,宋军一点也不弱,辽国南侵的途中,打了三次败仗,损失最大的瀛州之战,伤亡三万多人。抵达澶州后,统军萧挞凛自恃勇武,率数十轻骑在城下巡视,结果被伏驽射杀,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在这种腹背受攻的情况下,萧太后只得罢兵议和,是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性质,和后来秦桧、贾似道签订的耻辱合约完全不同。南宋先后对金、元称臣,但在澶渊之盟中,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而且从辈分上讲,宋朝还占了便宜——辽圣宗年幼,管宋真宗叫大哥。

    《辽史》讳言自家皇帝当了小弟,便委婉地称萧太后当了人家叔母。在领土问题上,宋朝也是寸土不让。萧太后开战的借口就是,后周从辽手中占据了关南十县地,契丹人要讨回来。宋真宗的态度是可以给钱,坚决不能给地。

    宋朝谈判代表曹利用出使之前,真宗出价底线是一百万银两,而寇准则更少,只给了三十万。

    契丹人总共不过百万人口,天天打猎游牧,土豪的世界哪里能懂?遂提出了一个在契丹人看来数目极大的开价——数十万两。面对如此“屌丝”的开价,曹利用真是做梦都笑出声来,这买卖自然很顺利地谈下来了。

    曹利用回来请见时,皇帝正在吃饭,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

    侍者误以为是三百万两,真宗得知后大惊:“太多了,太多了。”便召见他亲自盘问。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三十万两。”

    赵恒听完嘀咕一声:“才三十万,这么少。”

    三十万确实是很小的数字,相当于一个经济发达州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但对于契丹国而言,却是一笔巨款。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看上去吃亏,但如果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军费要三千万两,成本远高于岁币。再考虑到两国的边境贸易当中,先进的宋朝占优势,仅茶叶一项的入超就能弥补岁币。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讲和买卖,创造了双赢的结局,贫穷的契丹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北宋则了却最大的边患,为仁宗朝的文治巅峰创造了前提条件。

    边境自此“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内,宋代创造了后人再难比肩的灿烂文明。

    难道宋代真的是丧权辱国吗?史学家黄仁宇倒说了句公道话:“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宋朝也不是不思进取,宋神宗留下遗训,恢复燕云者封王。可以说宋朝初年的隐忍,只是力量不足时的权宜之计。到了北宋末年,他们在辽国虚弱时也与金国订下“海上之盟”,谋夺回燕云十六州,但那已是另一个故事了。


内忧外患的明朝,因为死不讲和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现在,在民间流传一种看法:大明朝是“不和亲,不割地,不输款,天子守国门”。这等民族主义炙烈的豪言壮语虽无确据,但大明270余年历史,的确是这么做的,只是到头来,强硬反被强硬误。

    大明朝的强硬一直持续到17世纪,岁月的年轮进入到崇祯皇帝当朝,只是这时的大明早已外强中干,连年天灾,断绝了国家的税收,导致大批百姓造反起义,而外部也有强大的敌人——满州崛起,国家进入了生死存亡之时。

    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主持明朝最后一次对满洲的和谈。当时,松锦之战即将结束,明朝失去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南方的李自成、张献忠横扫中原,官军两线作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

    即使强硬如大明,也不会在这样的局势下死心眼到底。陈新甲主张与后金暂时达成和议,缓解危机。但一向愤怒惯了的大明朝野很难扭转牛脾气。之前,大明朝已经有过两次议和,结果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他的内阁大臣钱龙锡发配边疆;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被迫辞职。

    有了前车之鉴,这次和谈不得不私下进行。陈新甲派遣手下马绍愉潜入沈阳,携带崇祯敕书,与皇太极议和。然而皇太极认为和谈“真伪不得而知”,但他还是本着和平友好共处的原则,做出回复,派人保护信使回国。

    马绍愉返回京师后,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上来,陈新甲赶着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一边。

    接下来,历史给大明开了一个大玩笑。秘书把办公桌上的密件误以为是公开报告,未请示领导就开始抄传,拿到《邸报》(当时的政府机关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过程,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上书弹劾。

    即使强势如崇祯皇帝也抗不住打了鸡血的文官群体。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满州建奴是国贼凶寇,势不两立,主和之人无一不身负恶名。

    陈新甲也有错,他作为国防部的最高长官,没有分毫保密意识,以至于机密文件外传。最终,崇祯只得将陈新甲抛出平息舆论,可怜这位国防部长被斩首弃市,明朝也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

    两年后崇祯上吊煤山,死前的遗言是“诸臣误我”。真不知道他说的是陈新甲,还是那些反对议和的“满朝忠正”。


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大清把英国公使当皮球踢,结果踢来了洋枪洋炮。


    近代史上,拿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成了一个习惯。传统的印象里,满清不懂近代国际秩序,而日本则是欺软怕硬。实际上,满清与其说是无知愚蠢,不如说是小聪明太多。

    江户幕府和普鲁士建交,由于不了解德国正在统一的特殊情况,日本人以为只和普鲁士一国签“不平等条约”,结果对方把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各诸侯国通通算进去。日本全权代表崛利熙发现吃了大亏,为此忧愤自杀。

    反观大清朝,耆英在修订《南京条约》的时候,想的不是和战大局,而是用人情笼络英方公使璞鼎查,给璞爵士的大儿子做干爹,还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

    事后诸葛亮地看,《南京条约》是近代史的开端,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可回到历史现场,当时的大清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南京条约》签订后,签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从未颁行过。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历来办理夷务的大臣,只知道有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而大部分下级官员根本不知道大清签过这条约。

    《南京条约》签完后,西方列强相继模仿英国,和清政府签约,其中就有一项解禁基督教的条令。法国修士感谢天主的恩赐,兴冲冲跑到内地去传教,结果地方官员不知道朝廷下达了宗教弛禁令,把福音拦在门外。1845年8月,法国人向北京政府抗议,强烈要求中方公布弛禁令,半年后道光帝不情愿地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

    条约体系建立后,原本的蛮夷与天朝平等相待,让人有些不习惯。官府在战场上打不过洋人,暗中怂恿民众搞“非暴力不合作”,今天烧洋人的铺子,明天砸使节的公馆,原本繁华的广州也日渐衰落。

    其他的通商口岸更是如此,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更不值一提,1850年的海关收入只有110余两。福州的情况最差,最先来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理睬,无奈只好减价,可是减价也没生意。1846年到1847年,再也没有一艘外国船到福州做生意,清政府成功地维持了“闭关锁国”的奇迹。

    英国人哀叹,五口通商徒有虚名,要不是还有个上海,《南京条约》简直成了一纸空文。

    无奈之下,英国公使找清朝高层上访,先找到了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告诉他们,只有两广总督能代理夷务;公使只得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虽是钦差,却无便宜行事之权,外交事务都需皇上恩准。

    英国人最后来到天津,希望直隶总督替他们投书皇上,直隶总督回复: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回广东。而两广总督早在给皇帝的密折附片里留了一手: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地方推。

    1857年,英国人受够了大清君臣互相“踢皮球”,操起洋枪洋炮,进入北京城讨要说法。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对外界无知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知道游戏规则却不遵守,咎由自取。

    英国人发动的战争,还有个意外收获,军队攻下广州时,发现了耆英的奏折,这厮当面认外国干儿子,背地里向皇上解释这是“驯兽”之道,对付“犬羊之性”的蛮夷要虚与委蛇。

    英法联军打到天津后,清朝再次派耆英和谈。双方会面时,英国人拿出这份奏折,当面朗诵耆英背后骂夷人的句子,然后向对方表示,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铁血宰相俾斯麦最懂得讲和的艺术——打赢了也得见好就收。


    俾斯麦或许是被误解最深的政治人物,世界名人语录簿不会漏掉这句:“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这条格言让很多青年热血沸腾,但是俾斯麦讲这句话的背景鲜为人知。

    铁血宰相不是向敌国喊话,而是当议会否决他的提案时,俾斯麦才发飙撒泼。人家针对的,可不是外部敌人。

    如果仅仅靠强大的武力就能取胜,那么德国早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就该统一了。俾斯麦不是穷兵黩武的鹰派,而是灵活务实的外交官。在普法战争后,俾斯麦不主张割去洛林与阿尔萨斯,一直摆出法德和解的姿态。

    面对庞大的俄国,俾斯麦安抚和好,从来不把他们当做劣等斯拉夫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才是俾斯麦的真正信条。

    历数统一德意志的进程,普奥战争最为反复曲折。传统上,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宗嫡传,许多民族主义者希望由奥地利领导日耳曼人,是为“大德意志”方案。俾斯麦的算盘则是踢出奥地利,宁可要一个“小德意志”,也不要全体日耳曼的大一统。

    战争开始前,欧洲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奥地利会获胜,俾斯麦本人对于军事胜利也无绝对把握,他是怀揣毒药上的前线。在萨多瓦会战,依靠大胆的战略,参谋本部的计划还有及时赶到的后备军,普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但后面发生的事更为重要。

    在大获全胜的时刻,俾斯麦要求见好就收,及时撤退,用他自己的原话,这是“往国王和将军手中的香槟酒里泼冷水”。军人们只想着光荣的胜利,长驱直入占领维也纳,迫使对手缔结城下之盟。俾斯麦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只会让法国人渔翁得利,只怕普军未入维也纳,法军已过莱茵河。

    威廉一世表态,普鲁士的军队必须在维也纳举行凯旋仪式,奥地利必须受到割让土地的惩罚。无计可施的俾斯麦断然递交了辞呈,然后发飙撒泼打碎瓷器,甚至萌生跳楼自杀的念头。关键时刻,王储出来调解,国王终于遵从了俾斯麦的建议。普奥签订了《布拉格条约》,德意志南部的诸侯与哈布斯堡王朝脱离臣属关系,和普鲁士结成联邦。

    对失败者奥地利来说,这算是一份宽大体面的和约。在接下来的普法战争中,奥地利并没有想复仇而支持法国,从此往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是德国忠心的跟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