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官话和翻译

朝堂之上,鸡同鸭讲


文/陈彬彬
<<新周刊>>第442期






四川的苏东坡、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如何交流?元朝、清朝的外族皇帝如何听取汉人大臣的奏对?古代朝廷解决这些交流问题时,也有千方百计。



    现代中国因为推行了普通话(台湾地区称为“国语”),人们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进行交流,方言对大众交流的影响正在弱化。

    在今天看来,方言要么是晚会小品中逗趣的工具,要么是承载各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古代,我国的疆域之内有着多种民族语言,而汉语更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真是南腔北调,鸡同鸭讲。

    古代方言的地区差异之大甚至超过今日,因为交通不便,即使邻村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导致了古代缺少普适面广泛的共同语。

    那么在古代,当来自四川的苏东坡、来自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聚集在“宋朝政治局”时,他们用何种语言交流?

    当满洲人的皇帝坐在太和殿的宝座时,他们又是怎样听取汉人大臣汇报工作的?


交流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古代也有普通话。


    据《诗·汉江》“汉江浮浮,武夫滔滔”和《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的记载,“汉”本是条河流,其上游是漾水,其下游为沧浪之水。

    随后,“汉”演变为地名,战国时楚国有汉中,被秦攻占置为汉中郡。秦灭亡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一点也不客气,索性灭了项羽,自己独霸江山,建立了汉朝,此时的“汉”为一朝代。在历史的进程中,汉又多了一种身份,即可指代民族,汉语一般是指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我国地域广大,因此方言较为驳杂,各地语音也形形色色,自古已然。

    《世说新语》记载,东晋佛学家支道林去吴地会见书法家王徽之,别人问他王氏兄弟怎么样,他犀利地回答,“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支道林不愧是吐槽高手,“鸟语”一词就是出自这里,他说的是当时的吴地方言。

    这里的“鸟语”可并无半点白居易笔下“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的诗情,也绝非含有“鸟语花香”的画意,而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化外之民深深的鄙视。

    交流是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的,如果没有共同语在中间作为桥梁,那么一个操着南腔的人和一个甩着北调的人交谈就如鸡同鸭讲,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一种共同语。

    共同语在古代称之为“雅言”、“通语”,“雅”训为“正”,“雅”和“夏”两字古音相通,雅言就是夏言,西周王都一带是夏地,王都之音被认为是正音,所以夏地的语言就成了当时的通用语。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鲁国的孔子给门生传授《诗》、《书》等儒家经典时即用“雅言”。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孔子的弟子三千,如果孔夫子操着一口山东话,那估计很多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课,即使孔圣人的讲义再精辟,对学生来说也如天书一般。

    “官话”这个称谓,一直到明代才出现。顾名思义,“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是一种共同语。自从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朝廷内执事官员的地域情况就比秦以前诸侯国时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员都使用自己的方言议论朝政大事,那势必无法沟通,国家将衰亡于旦夕之间。

    每个朝代都有共同语作为鹊桥沟通各方言区的人,而共同语的基础语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语音为准,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北宋前期,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闲来无事就谈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不同意,认为“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

    读书人的读音属于文言,平常百姓哪里会那么多咬文嚼字的表达,所以就实际语音而言,北宋的共同语当以久为帝都的汴(开封)洛音为正音。

    寇准的家乡在陕西渭南,其是标准的西北汉子,言语粗犷奔放,而丁谓虽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就迁居苏州,操一嘴吴侬软语,共事一朝的两人交流当以汴洛音为桥梁,否则北宋朝廷乱得很,哪能等到160多年后才灭亡。

    汴洛音是怎样的一个语音系统呢?此事不易考察,然可从曾慥(zào)《高斋漫录》一逸闻中稍得见识:

    苏东坡曾经对钱穆父谦虚地说:“我们平时往来呀,根据家中财力行事就行了,聚餐时不必太铺张。”

    钱穆父想,贵的请不起,不太铺张那是极易做到的。于是一天,钱穆父写信邀请苏东坡来家里吃“皛(xiǎo)饭”,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应约,一看桌上只有饭一盂、萝卜一碟、白盐一盏,立刻明白了,所谓的“皛”即为三白。
过几天,苏东坡回请钱穆父,约其食“毳(cuì)饭”,穆父如约而至,等得饥肠辘辘都没有看见食物,质问东坡,东坡回答说:“萝卜毛也,汤毛也,饭毛也。”

    北宋时,东京汴梁一带方言“毛”音“模”,而“无”也音“模”。在拆字游戏中,苏轼拆“毳”为三“毛”,即为三“无”,所以等待穆父的只是空空的饭桌。如此,东坡巧妙地借助方言语音相同“报复”了钱穆父当初拆“皛”为三“白”戏弄他的仇。穆父只得叹曰:“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共同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明朝最初定都南京,明成祖北迁时,不仅带走了江淮地区的军队,还迁徙了南京地区十万多的居民。这一巨大人口数量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北京方言,使得江淮方言和北京方言相融合,成为明朝的官话。此时的方言融合,为后来的北京话提升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基础音起了奠基作用。


皇帝与臣下奏对也需要翻译官。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据说清朝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官话最初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民间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说官话的必要。

    “雍正六年(1782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已经具有高度汉文化水平的满族皇帝雍正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于是官话开始有了朝民间普及的趋势。

    然而这场运动效果不是很显著,清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为了沟通方便,不得不打破历来关于“室内除了军机大臣以外不得有闲杂人等”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朝见,以充当翻译。

    在许多人眼里,翻译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职业,其对智力和能力等条件有着严格的考验。若恰好碰到一个翻译官性别非男,且外貌气质出众,身居政要旁边,那无疑是要刷新这个看脸世界的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首席女翻译官张璐引起全民热捧,她的身世、教育背景等信息也被纷纷解密,她先后担任温家宝总理、李克强总理的随身翻译,灵活的应变能力,对于翻译“信、达、雅”的追求,让众生感叹“聪明的女人是值得仰望的”。

    我们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6个民族,发现了约80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语言,现在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而其他少数民族大部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如壮族说壮语,布依族说布依语,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如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

    不同语言的人要想相互了解,那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群——翻译官存在。我国古代,口译人员的称呼有很多种,“舌人”就是其中之一,韦昭在《三国》中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清赵翼《同北野潄田观西洋乐器诗》曰“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因此“舌人”形象地指代了口语翻译官,那是靠“舌吐莲花”来谋生的口活之人。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唐朝柳宗元在《柳州峒氓》诗中就刷过翻译官的存在感:“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ruò)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jì),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这个蛮夷之地,一待就是四年,相当于一届奥运会的周期。“氓”就是草野之民,有点类似于如今的骂别人没文化,而“峒”是旧时对贵州广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泛称,把这几个词语组合起来,“柳州峒氓”就是指居住在柳州山区的少数民族。

    从小在长安长大的柳宗元深谙汉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几无造诣,当其不幸被下放到柳州这个通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荒野之地时,无奈公庭政事处理都需要借助翻译官。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蒙古族是在马背上拿下天下的,这个民族崇尚武力,建国后又极力推行自己的语言——蒙古语,将其定为国语,又创制了文字——八思巴文,因此元朝的统治者整体上的汉文化水平不高。

    然而统治偌大一个江山,不懂汉文化又行不通,所以元朝大臣需要给皇帝讲解汉文典籍,讲解时往往用当时口语逐词逐句翻译,这些记录还保存在他们的文集里,如许衡讲解《大学》中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时,说“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这翻译貌似也不怎么雅达。

    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外国殖民者打开,西方列强纷纷涌入这个曾经沉浸在天朝地大物博幻想中的国度。为了交流的需要,也为了了解西方,拯救危亡中的大清王朝,朝廷开始设立翻译学馆和翻译机构,培养人才学习各种外国语言,充当翻译。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先后设立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

    现在,翻译不仅有国家行为的,还有民间行为的,翻译官更是各色人马都有,在语言无法沟通的场合,总能惊喜地发现翻译官的存在,如同穿越层层顾虑后,豁然叹一句 “原来你也在这里……”,心中一切的尘埃此时都可以落地,语言不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