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贪污八亿两?后人杜撰而已


文/李夏恩
<<新周刊>>第446期



和珅跌倒,并没有让嘉庆吃饱,八亿两白银只是以讹传讹。对于这个刚刚经历盛世的帝国而言,一场被世界拖累的金融危机正在到来,是为“嘉道中衰”。




    对吴熊光来说,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黄历上同时印刷两个年号,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嘉庆各半,甚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两本,一本以嘉庆纪年,一本以乾隆纪年。

    毫无疑问,在那一天之前,从作为一国之君的嘉庆皇帝到最底层的臣民,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长长余荫或是阴影之下,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见仁见智。

    在吴熊光身上,可能阴影比余荫更大一些,尽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参与枢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宠臣和珅排挤出京,改任直隶布政使。

    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彻底改变——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驾崩。从此世上只有一个年号、一种钱币、一个皇帝。

    这天晚些时候,吴熊光赶赴宫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也因此见证了转折时刻的来临——他被嘉庆皇帝秘密召见,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

    皇帝的问话已经体现出明确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

    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新君嘉庆已经对这位老爹宠信有加的权臣憎恶至极,歹心可不是指贪腐,而是暗忖其有谋逆之心,实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后,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和珅跌倒。

    2月22日,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被赐死在狱中。次日,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结。

    人死了,余者也不搞株连,貌似案子已经结束了,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和大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和珅跌倒,嘉庆有没有吃饱?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奏折中,吴熊光对皇帝的“仁至义尽、折衷至当”表示深深的钦佩。

    因为皇帝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因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损大矣”,要吴熊光“慎之”。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嘉庆皇帝一分钟也没放松过对和珅财产的觊觎。在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里,三位皇室宗亲——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将在海甸(原文如此)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的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缮写清单供呈御览。

    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没有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谕旨(当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将“和珅、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宫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皇帝从来没有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那么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见闻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流行。

    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没有悬念地成为贪污之王。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109号,内有83号尚未估价,已估者26号,合算共计银22389万5160两。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这也正是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两,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总和的来源。

    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梼杌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而胡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些清单真正的作者。

    所以对革命党而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污记录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国耻与贪腐紧密相连,足以唤起民众排满之心。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档案缺失的缘故,这个数字至今尚难计算。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错漏百出。

    这份所谓的“全案”,实际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4000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1000万两上下——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银子都去哪了?进了皇帝的腰包。



    真相诚然令人失望,但在嘉庆看来,也已经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了,清中叶户部最丰裕的时候,也只有800万两白银左右。考虑到当时川陕白莲教起事,朝廷连年征剿,大笔银两被投入到平弭内乱的无底洞中,所以和珅的这笔查抄财产,可谓久旱逢甘露,足以为前线官兵再添助力。当然,前提是这笔钱确实被用在军费开支上。

    很少有人追问,这笔钱款的去向究竟在哪?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内务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关部门之一,其神秘性不在于其组织结构和职官设置,这些都很容易在公开编纂发行的《大清会典》中查到。它的神秘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由政治可靠的满人执掌的皇帝“私人钱箱”。

    从乾隆朝以来,每年国库都会固定向内务府划拨60万两白银用以皇室支出,但可以肯定,内务府的收入决不止于此数。

    被嘉庆赐死的和珅就曾经主管内务府,深知个中玄机。这位善于敛财之道的臣僚在内务府总管任上颇得乾隆圣心嘉悦。

    和珅最匪夷所思的发明是议罪银制度,这玩意近乎于钓鱼执法,皇帝在得知官员过误后,会寄一道密谕给该官员,当官员战战兢兢地读完皇帝的严厉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议罪”和“自问该当何罪”时,就明白到了该掏钱的时刻了。如果皇帝对官员的罚款满意,就会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个“览”字,待官员将罚金如数交上后,这笔君臣间的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这当然是一笔秘密的一锤子买卖。

    大部分交易都会仔细记录在一份名为《密记档》的档案中。有学者统计过从1749年初具雏形到1805年嘉庆皇帝废除该制度之间的110宗罚议罪银案例,发现最盛时恰恰是和珅当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计101件,其中共罚银两合计499.55两,流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军费的部分分别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达285.05万两,占到总数57.1%的部分,全部作为皇室经费流入内务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当然,来钱最快的是抄家,每一次抄家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的收入,皇帝在对贪腐行为的龙心震怒之余,抄家的巨额进项自然就是对他的心理安慰。

    因此,当和珅倒台之后,他庞大的财产,无论是4000万还是1000万,都顺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腰包。尽管这笔钱不像8亿两这样数额庞大,但也相当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经费。

    皇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好货之主,尽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将这些昔日的赃款进行公平分配。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古玩、鼎彝、皮张、绸缎等都先行归入内务府库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让近支王公利益均沾,数目不会多,以免开启奴才们的贪鄙之心。

    至于房产,除了一部分(不到总数四分之一)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他的妻子(皇帝的姐姐),其他都被皇亲国戚瓜分。其余也都收归内务府进行继续经营。

    对普通市民来说,他们能触及的,除了隐匿的和珅余产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门税关变卖的破旧物件和戏装。唯一的例外是从和珅府上收缴的人参,据称有六百余斤,由于库房已满,所以内务府决定将其变卖,但由于一时之间抛售大量上好人参,使整个北京奢侈品消费增长激增,导致市面上一时竟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

    当1799年结束时,大清帝国沉浸在圣君治世的集体梦境之中,一位甫才亲政的年轻君主,以“仁至义尽”的迅猛手段铲除了前朝权奸,一扫朝廷暮气,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父亲的漫长阴影,志得意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全新统治。而他的臣民,毫无疑问地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国奸巨蠹后,这个国家将迎来一个清正廉明的“中兴时代”。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嘉庆、道光,中国以金融危机迎来了洋枪洋炮。



    很多年后,当已是衰朽残年的吴熊光回忆起自己早年经历时,感到的更多是忧虑和不解。此时距离他陈奏处置和珅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在他的私人回忆录《伊江笔录》中,这位一生耿介的官员不无满足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为官理政时的机敏果敢和随侍君侧时的抗颜直谏,比如处置和珅、取消南巡。

    但此时嘉庆时代也已经和扳倒和珅时的乾隆时代一样,都成为过去,眼下的主子是嘉庆皇帝的继任者道光皇帝。按理说,扳倒了一代权奸,又经历三代君主的圣圣相因、励精图治,国家理应蒸蒸日上才是。

    但环顾四周,吴熊光目之所及,却全是一片凋零景象,银贵钱贱的金融危机从1808年开始大举爆发,到道光时代(1830年左右)已经泛滥成银荒之势。据统计,直隶京津地方1800年到1850年间白银购买力上涨了50%,换句话说,中国的银子总量在减少。

    加上嘉庆、道光两代皇帝政治上的平庸,贪官污吏横行,各地起义不断,这是一个被称为“嘉道中衰”的时代。
吴熊光相信这是西洋狡诈夷人用含银不足的劣质银元大量套换中国的优质银两,“洋钱成色低,潮、粤民因其用便,转将纹银先换洋钱,甚至倒添成色,更流行江浙”,才导致这场危机到来。

    吴熊光建议选择廉洁通晓大体的官员任海关监督,责成其稽查洋钱,并在江浙等省倾镕成成色上好的纹银方准使用,以次由内地推广至闽粤沿海,同时禁止金银下海被洋船带出国内,或许可以破解金融危机。

    而近代更多学者将银荒物价上涨归结为鸦片的倾销,白银大量外流。反正不论哪种原因,都有一个国外反华势力的身影。

    这种做法看似相当合理,但吴熊光没有意料到的是,从1750年开始,中国的白银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中西洋流入的美洲白银,尽管实行白银封锁政策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可以收得一时之效,但在一个全球逐渐被帆船连为一体的时代,这种以内部循环为主的保守经济政策已经难以奏效。

    而且造成中国银荒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洋革命浪潮导致美洲殖民地的银矿产量大跌,这种银荒是全球性,而非仅止于中国。

    19世纪上半叶,受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气候因素的影响,世界金银大幅减产,19世纪20年代的白银产量比19世纪初减少48.5%,黄金产量19世纪头10年比18世纪50年代减少53%。直到19世纪60年代白银生产才开始超过1781—1810年间水平,黄金产量在19世纪40年代超过了1741—1760年间水平。

    同时代欧美4个主要国家英、美、法、德1800—1850年间同病相怜,银子购买力涨幅在50%—100%之间。
当然,对于鸦片贸易对白银外流的影响,也不是如某种民族主义遐想般准确,据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估计,大清帝国白银货币存量为11亿两,鸦片贸易而引起的白银外流每年在500万两上下,相比之下外流的银两真是一个很小的比例,约4.5‰。

    从科举出来的吴熊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世界的眼光,放眼整个帝国也无一人能想到他们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的循环圈,坐上了破船。

    和珅在位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尽管腐败重重,但却像贪腐一样,是聚敛型的。和珅创造性的开源手段,此时正应当被用在解决银荒上,但却没有人有胆量这样做。

    相反,早在1816年,嘉庆皇帝就在对外问题上为臣僚和他的继承者做好了表率,那一年,英国使节阿美士德访华,原计划向清廷提出扩大贸易等要求,但嘉庆皇帝想起了乾隆时代马戛尔尼访华时的礼仪之争,力持保守的官员同样采用强硬态度,坚持要阿美士德磕头。

    最终,在一个深夜,就像做梦一样,使节被叫到一间大殿里,一位中国官员摁着他要他以头触地,但阿美士德拒绝了,使团连向皇帝当面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驱逐出境。而在23年前,负责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和珅却懂得灵活变通,因为他深知广州贸易对帝国的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允许对方单膝跪地。
吴熊光也尝试过自己的努力,1808年,吴熊光因为深得君心而被委以两广总督重任。在这里,吴第一次见识到世界之大。

    这一年,发生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战火烧到中国沿海,英军派出四艘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帮助葡萄牙盟友守卫澳门,防备法国来袭。在嘉庆看来,这明显是“中国外藩”对天朝权威的挑衅,切旨严令吴熊光“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一有不尊,竟当统兵剿办”。

    如果吴熊光遵从谕旨,那么中英之间的战争将会提前爆发。但吴大人决定抗旨,因为他看到了迅速崛起的西方强大武力,绝非是一个衰老暮年的帝国靠冠冕堂皇的义正词严能击败的。

    “英夷”所求只是贸易利益,而非其他,所以只需要暂时封闭海关,断绝其贸易,足以制其死命。倘使一旦轻率用兵,“无论该国兵船高大,比粤省战船加至数倍,枪炮亦然,官兵非能必胜”。

    这是吴熊光第一次抗旨,也是唯一一次。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吴熊光得到的奖赏是一纸责备他“懦弱不知大计”、“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的圣旨,盛怒下的皇帝将吴熊光罢官革职,并发配伊犁。

    33年后,吴熊光的一位继任者再一次重走他的覆辙,踏上发配伊犁的遥遥之路。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与英国开战了,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地战败了,这位被后世称为民族英雄的人,叫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