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了,想起那天仍莫名兴奋

“八·一五”胜利日


文/司马戡
<<新周刊>>第449期










1945年8月15日,天是晴的,那一天,上百年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享受了一次胜利的快乐,纵然时间很短暂。



    对日本人来说,1945年8月9日不是一个好日子。东京时间上午7时,苏联红旗第一集团军越过边境,进攻位于黑龙江密山的日军筑垒地域。11时02分,美军投下的原子弹在长崎爆炸,这座城市六成以上的建筑被摧毁,近10万人伤亡。

    在东京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首相铃木贯太郎一开始便说,“今晨苏联参战,完全将我们推入绝境”,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内阁文官大臣纷纷表示赞同。主张“一亿人总玉碎”、与盟军进行本土决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等军方将领坚持反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铃木将争议提交天皇裕仁裁定,结论是全盘接受同盟国的条件。在阿南“请陛下不要投降”的恳求声中,裕仁一言不发,缓缓走出房门。

    这时已是8月10日凌晨,日本政府随即通过瑞士和瑞典政府分别向中、苏、美、英四国发出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消息伴随着电波,很快传遍了全球。



重庆——中国人笑,日本人哭。



    1945年8月10日深夜,中国贵州东北,山城遵义的大多数居民已经进入梦乡。抗战期间迁到这里的浙江大学校园内,校长竺可桢刚刚躺下。突然,敲锣打鼓的声音由远及近,接着门外就响起急促的敲门声。仆人开了门,四五十名学生一拥而入,欢闹异常。竺可桢急忙穿衣下楼,一问才知道是日本乞求投降、抗战即将胜利了。学生们把校长抬起来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折腾到两点多才散去。竺可桢回到卧室,仍然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天色将明。

    战时陪都重庆得知这个消息的时间比遵义更早,掀起的波澜也更大。当天下午5时许,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到了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旋即通报国民政府。蒋介石原本命令中央宣传部立即核实,但欣喜异常的工作人员立即将消息传了出去。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靳迈在前一天就接到了日本可能投降的消息,加班等了一夜没有结果,正在宿舍休息。突然同事闯进来告知日本投降了,他连忙跑到播音室开始播送消息。

    拥有收音机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样得到消息的中央通讯社,赶印出“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号外贴在墙上告知市民。几个记者还不过瘾,找来一辆三轮摩托车,绕着重庆敲锣打鼓地宣布消息。随着各报社先后印出号外,整个城市沸腾了。

    这天,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正好辞职办交接。吃完晚饭回家路上,他听到鞭炮响了起来,看到行人逐渐拥满街口,欢呼声、喇叭声此起彼伏,行人看到美军士兵驾驶着吉普车经过便欢呼鼓掌。王子壮专门走到中央社门口看号外,联想沿途所见“游人鼎沸,且歌且舞,爆竹时作”,感叹“盖八年苦战,艰辛备尝,今果有舒展”,也唏嘘“非盟友之助,则今日即得为亡国奴矣”。

    城市的狂欢通宵达旦。靳迈和另一位播音员潘启元轮班反复播送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中间还从战俘营“大同学园”找来一个日本兵,让他用日语进行广播。这个日本兵一边颤抖着一边念完了播音稿,走出广播室就嚎啕大哭。两人继续播送着消息,直到第二天凌晨5时。

    这时候,在《新华日报》负责社论的夏衍刚看完当天的报纸清样,离开报社走到化龙桥,发现街上依然挤满了人。很多人彻夜未眠,仍旧兴奋异常,夏衍也是如此。“这一天我到了曾家岩、天官府、张家花园,见了些什么人,谈了些什么,兴奋过了头,什么也记不起了。”多年后,夏衍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绥远省五原——水果今天不要钱。



    消息从重庆以各种途径向外传播,在绥远省战时省会五原,消息是随着一声爆竹响传开的。街上的警察不知究竟,还在喊:“谁耍枪走了火?”

    很快街上就挤满了庆祝的人群,连小贩也是拼了,宣布今天的水果不要钱。驻节五原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骑在自行车上收到了手下送来的电报,激动地把车甩到一旁,迈开大步向司令部走去。



安徽省立煌——漫天都是曳光弹。



    在安徽省战时省会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刚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军长开完会议,正在欣赏京剧,突然外面传来了接连不断的枪声,接着漫天都是曳光弹飞舞。李品仙刚要下令查询,就收到了通报日本投降的电讯。而那接连不断的枪弹,正是先一步得到消息的美军顾问组在庆祝。消息传开,“立煌的军民奔走相告,如醉如狂,彼此见面喜不自胜,相互拥抱而流泪纵横者比比皆是”。



上海——街上的日军都没了。



    沦陷区虽然有日军的严厉管制,依然挡不住消息的传播。在上海,由于戒严和限电,入夜之后街面一片漆黑,但8月10日的晚上不同寻常。9时许,白俄聚居的霞飞路先响起了爆竹声,沿街店铺一一亮起电灯,在许久不见这番景色的上海人看来,几如白昼一般。原来,是白俄先从俄语广播中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在现场的医生陈存仁看到,无数的俄国人涌向街头,拿着酒瓶狂饮,还跳起哥萨克舞,甚至有一队白俄穿起沙皇时代的军装,戴着勋章,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边演奏俄国国歌经过街市。中国人的店铺也逐渐亮起灯、放起爆竹来。狂欢的人群越来越多,陈存仁随着人流挤进餐厅,找到一个啤酒桶连喝了三勺,“味道之佳,前所未有”。他转头寻找往日街面上巡逻的日军,竟然一个也看不到了。



延安——彭大将军一碗酒祭奠英灵。



    这一天,延安天气很好,蓝天白云,艳阳高照,这里的人民接到胜利的消息要比其他地方晚一点。下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中央军委总部正在开会,得到消息后院里院外如同炸了锅,人们兴奋地尽情欢呼。边区政府当即决定各界放假三天。

    到了晚上,狂欢节开始了,学生、职员们挥舞着各种火把,从延安中学、鲁迅艺术学校和边区医院涌出,跑到桥沟镇唱歌游行。游行的队伍逐渐汇聚,向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进发,十几里的道路上满是游行的队伍,大家欢唱着前进,和秧歌队融在一起,没有章法地扭着、走着、笑着。

    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

    彭大将军德怀来到新市场把一碗酒洒到地上,告祭死难的抗日壮士。

    《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描述:“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枚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太原——日本人摆地摊满面沮丧。



    山西太原成为第一个被宣布光复的省会。8月15日当天,第二战区北路作战军总指挥楚溪春率领的部队已经抵达太原城郊的小店镇,随军工作人员堂而皇之地进入太原探亲访友,只见“到处都是摊贩卖日本人的和服、旧家具、鞋帽、玩具等,应有尽有。东西米市,大小仆府、前后铁匠巷、棉花巷、袁家巷,每个十字路口,马路两旁,墙上挂的、地上摆的、手中提的、肩上搭的,都是卖日本破烂货的。多数是日本人、朝鲜人,也有些二道贩子”,“这些货摊上的日本人的脸色,都反映了一种低沉沮丧的情绪”。两天之后,司令长官阎锡山抵达太原,重回他阔别近八年的公馆。

    日后,楚溪春宣称,“(收复太原在)全国各处国军中首屈一指,海外侨胞听到国军抵达太原之新闻多不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说出真相也不会有人相信——早在1945年7月,阎锡山就与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司令官澄田赉四郎达成协议,日军逐步撤出山西,阎锡山负责保护日本在山西的财产和权益。

    8月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甚至提出,要阎锡山建议蒋介石接受“日本单独向中国投降”。这样的奇想究竟是高桥个人的意见,或是日本军政高层的递话,已经难以分辨。但正因有这一层关系,才给楚溪春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抵达太原创造了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