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和他的城市记忆

从前有个地方,叫做昆明


文/赵渌汀 图/于坚(除署名外)
<<新周刊>>第450期





昆明曾经是座会生活的城市,是西南联大教会了它如何诗意地生活。如今,在昆明土生土长的诗人于坚却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故乡昆明。



    虽然刮了阵疾风,下了场阵雨,但8月初的昆明依旧保持着她“春城”的体表最佳温度。昆明城区的街道上,主旋律依旧是花背心、彩色裙和超短裤。

    诗人于坚说,昆明很缓慢,昆明是天堂。来到约访的五华区某咖啡馆后,他摘下墨镜,点头微笑,短短数秒,已然将其外表的“光头、墨镜、粗壮身材”的印象褪去,一句“音量太大会不会影响我们谈话”,编织出一个“外表草莽,内心细腻”的人物形象。一如昆明,这里的实际温度,总比那些天气预报播出的冷冰数字,要贴心和舒服那么一点。

    “昆明是座会生活的城市。”眯着双眼,于坚诉说起那些旧时的街道巷陌、奇闻轶事和乡土故人。二十分钟后他收起笑脸,蹦出一句“我就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似乎又在另一角度对昆明进行剖析和解构。

    这种叙述方式,与他近期出版的新书《昆明记》中的行文极其相似:回忆起头,缅怀跟进,对城市现状失望后,叹出一句“从前有一个地方,叫做昆明”的无奈。

    “我已经失去故乡昆明。”“拆迁、新建、大修、搬迁”的城市现代化综合征在昆明循环了几圈后,于坚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流放了。他没有点破的,是同样被流放的昆明。这座缓慢的城市,这个彩云的天堂,如今正被流放。



昆明,慢下来,便是天堂。



    走在昆明街头,你会不自觉地慢下来。

    这是座名副其实的慢之城。在昆明,你永远别想跟上这座城里人的“节奏”。当你加快步伐赶往目的地时,昆明人的姿态永远是不疾不徐的:聊两句家常,嗑三粒瓜子,碰到滇记牌坊拈几份烧饵块,遇见老店茶馆泡一壶普洱茶。这时你再回头,才发现自己虽然比行人走得都快都远,但却败给了城市生活的“节奏”。

    于坚曾为这座城市准确号过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座无比缓慢的城市。他索性以此为题,引出前辈总结的对昆明人意义重大的三件大事: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

    基于此,他住惯了这座“置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列车于不顾”的城市,爱死了昆明人那份“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的劲儿,“过日子噻”的昆明城市品格,在他看来足够咀嚼一辈子了。

    “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于坚在《昆明记》开篇中展现的,是昆明最为人艳羡的阳光。也许因为和其他城市相比有更多接触阳光的机会,昆明人喜欢稀释时间观念,将工作与生活打散,有时甚至舍工作而直取生活。他们称昆明为“天堂”,因为这里没有“狂奔乱跑为打卡”的早晨,也不存在“快步搭车回睡城”的黄昏。

    “你去翠湖看看,那里的人不是过生活,而是在享受生活。”翠湖被于坚称为“昆明天堂”,在这片倚湖而建的风景区,路边的窄藤椅能挤下三个人斗地主,湖里的鲤鱼翻个身,牵动着数十人的目光,草坪上的松鼠吃了一颗坚果,再吃一颗坚果……这场景就能让昆明人乐一下午。怪不得,即便认为“翠湖是昆明的眼睛”的说法过于俗套,汪曾祺仍然认为这个对翠湖的评价十分准确。



“西南联大教会了这座城市如何诗意地生活。”



    慢下来后,便是天堂。说起汪曾祺,于坚随即想到的是西南联大。上世纪30年代末,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并校,先迁到长沙,之后再迁至昆明。闻一多、朱自清、钱穆、沈从文等名家从北方来到昆明,豁然开朗,视之为天堂。“人们过往对于云南是一无所知的,对于昆明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所述的‘深入不毛’。”于坚说。气候四季如春,滇池西山交相成印,再加上昆明美食的独特诱惑,这些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大师,在昆明觅得少有的宁静。他们弃羁绊,做学问,不亦乐乎。

    “西南联大和昆明是互相成就的。”于坚说。汪曾祺的“昆明菜品”系列美食散文,不知俘获了多少读者的心;四十岁游览昆明的吴祖光,一句“我们像不会满足的年轻人一样,在昆明游览时早出晚归”,唤起了有关春城的悸动;沈从文也写有一篇《云南看云》——这些,都让读者对昆明神往,不知道有多少小清新是带着文学的想象来到昆明朝圣的。

    “沈从文他们,都是我同行。”于坚大笑,眼角闪烁出崇敬。目前他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在文学院做客座教授。而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便是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 

    于坚认为昆明受西南联大影响极为深远。“沈从文是我前辈,我们时代不同,道义相同。”如今于坚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似乎是在另一个时空向沈从文致敬:沈从文讲课从不遵循教程,于坚上课不看重教材;沈从文讲课内容不拘一格,于坚上课天马行空、随性发挥;沈从文课后总是给学生做很多批示,于坚课后总是与年轻人互动,指导他们写诗,写散文。虽然西南联大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存在过,并与这座城市发生了深层次的关系。“西南联大教会了这座城市如何诗意地生活。”于坚说。



“尚义街六号”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昆明新地标。



    和于坚聊天,不自觉地就聊到了诗歌,聊到他的成名作《尚义街六号》。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带眼睛的脑袋”。

    1986年,于坚写出这首《尚义街六号》。全诗从头到尾坚决执行口语化,不带一丝象征与隐喻,但诗中却悖论式地富于暗示,诸如“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那是智慧的年代/许多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本名著”等句子深入人心,描摹出一段关于“昆明青年”的野蛮回忆,也让他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开路先锋。若干年后,无数当年中了此诗“剧毒”的文学青年,曾陆续前来昆明寻找那个于坚笔下众人鸡飞蛋打、吵吵嚷嚷的“尚义街六号”。那么,三十年后,尚义街六号是否安在?

    问于坚时,他回答得干净利落:“早没了。”

    尚义街的确没了。如今,在昆明盘龙区北京路与尚义街交界处,“尚义街六号”的门牌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建筑工地。工地入口处,左右各竖立着两块五米高的宣传牌,左边写着“这里堪称台北的101大楼”,右边写着“这里堪称迪拜的哈利法塔”,中间“绝对高度 未来昆明新地标”的横幅分外惹眼。据了解,两年后,此处将是昆明城的新地标,只不过把从前的“尚义街六号”改了个名儿。

    这座即将改头换面的城市,这个未来焕然一新的故乡,令于坚感叹“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那座童年成长的四合院旧址,那堵掉色后露出彩色龙尾巴的白墙,还有儿时露天走廊里花瓶状栏杆中的一个小洞,这些陈景旧物,该如何向后人描绘?写下来,是没有错的,但那些如今不存在的东西,还有多少年轻人会相信?

    在《昆明记》中,他提到了歌德。歌德59岁回到故乡法兰克福时,“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的城堡遗址、巴托罗缪教堂周围的商店街,甚至是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都在,造就了伟大的歌德”。对歌德的这种羡慕,最令于坚痛心。

    “我是在自己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于坚说。他认为流放是一种命运,在如今的社会已具有全球性。“流放的背后,有很多支配因素,比如欲望、对未来的好奇等,变为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的种种动力。每个人其实是被抛进这种流放中,不管你在不在故乡,你都被流放。”大江健三郎讨论过“流放”,他指出,即使你住在祖辈住过的房子里,一台电视机就能把你流放了。看着电视里的生活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的生活世界,你会动心,那一刻你就被流放了。

    “我的流放,是一种失去故乡的无力感。”如今的于坚,似乎越来越能感受到尤利西斯被流放时的感受,以及波德莱尔作为“城市游荡者”超然于巴黎城外的那种哀叹和隐忧。



被流放的昆明,还能孕育出一头诗歌豹子吗?



    大山大水格局被颠覆、历史文脉严重割裂、摊大饼建城等现代都市综合征开始入侵昆明,不光是昆明人集体被流放,这座缓慢的城市,这座生活天堂,也在不经意间被大动筋脉,打散重来。

    如今的昆明,气候依然爽朗,节奏依旧缓慢,但这座从来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绝缘,“只盛产挑夫、木匠、打更者和小老太太”的城市,却在长着水泥舌头、霓虹灯眼睛的现代化巨兽面前逐步沦陷,逐渐被“流放”。

    被流放的昆明,偶尔也会被从城市大干快上的进步中“叫醒”。2013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向昆明城市规划开炮,怒斥“城市规划不合理”,提议反思“大拆大建对历史文化是否尊重”。而这条新闻经媒体报道后,也只是在网络上掀起短暂跟帖热潮。在偶尔的短暂反思后,昆明“又跟在‘进步’这个女神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了”,于坚在《昆明记》中叹道。

    “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昆明的街道和小巷里漫无目标地步行,那步行的美妙时光,在金碧路上的某一棵梧桐树或武成路的某一盏街灯下,我变成了一头诗歌的豹子。”

    现在的金碧路已不再是梧桐相伴的金色街道,武成路被越改越宽,还有了更红更专的新名字——“人民中路”。过去的记忆都被封存在老昆明的旧匣中。被流放的昆明,还能孕育出一头诗歌豹子吗?

    “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而今,尚义街六号已不复存在。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还会参观昆明,这座被流放的天堂吗?

    “从前,有个地方叫昆明……”于坚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