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0后与一部纪录片《我的陪都》

吴龙飞 让历史自己说话


文/赵渌汀 图—阿灿/新周刊
<<新周刊>>第451期



 一个90后大学生,带领近20名同学,花3年时间遍访27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拍出一部纪录片《我的陪都》,他说:“历史终归还是得去真实还原。”



    吴龙飞8月的行程很紧。

    8月23日,他带领摄制团队和重庆大轰炸的几位幸存者,从重庆飞到广州录节目。两天后,团队和老人们返回重庆。原计划于9月18日上映的纪录片《我的陪都》,被临时安排到9月3日提前上映。作为导演,他不得不从广州直飞北京,为片子的上映做最后的准备。

    “现在看来这事儿是真做成了。”吴龙飞这样评价自己三年来专注的“事业”。大三学生、独立导演、90后、陪都、重庆大轰炸,五个关键词碰撞出一部记录重庆抗战时期无差别轰炸的历史纪录片:《我的陪都》。这部耗时三年,以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口述历史为主,辅以街头模型和影像资料的纪录片,让身兼“学生”、“采访者”和“导演”三重身份的吴龙飞感慨颇多,“历史终归还是得去真实还原”。



他总是喜欢在标准答案旁边,悄悄地留下自己独立思考后的注脚。



    这个对于历史总有个人见解的安徽男生,对历史课本上“好的叫意义,坏的叫影响”的规律有点不屑。“其实很多书上写的我都不信,真的,不独立去调查我不会相信一些归纳性的话语。”

    小学五年级时,他从姐姐的初中历史课本上看到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介绍,“记忆极其深刻”,但无奈书中诉述篇幅较少,于是他转而自行买书研究。

    吴龙飞称,他在大学前“把能看的抗战书”全看了一遍,家里的那间书房全部摆放了史料书籍。对抗日题材电影和电视剧,他态度谨慎,“太浮夸”的不看,“太离谱的”不信。

    高考后,他被录取到重庆师范大学。一到重庆,姐姐课本里出现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记忆就在他脑海里浮现。

    分完宿舍,他直接去了渝中区较场口重庆大轰炸纪念旧址。一到那他就惊了:旧址周围遍布的是高楼大厦,与那些百米内疏密有致的现代化购物中心相比,大轰炸遗址默默躲在偏僻一隅,“没多少人在意它”。

    “我后来用航拍机在较场口一带从高空定位俯拍,根本看不到大轰炸遗址。”吴龙飞摇头,“空间太小了,当地好像根本就不重视这段历史。”



吴龙飞不止一次提到,老人们临走时的眼神令他心酸,他形容那种目光“有点遗憾,但更多是期许”。



    2013年年初,重庆师范大学,一堂宣讲会。

    “青春梦想,热血升空”是口号,“真实记录重庆大轰炸”是主题,大一学生吴龙飞是主讲。对于大轰炸,学生们知之甚少,主讲人引述资料,手脚并用,台下热血涌动,应者云集。

    大一下学期开始,吴龙飞利用校园宣讲会的契机,定期在学校里为还原大轰炸历史演讲。“像地下党一样去宣讲,像地下党一样去壮大团队。”吴龙飞笑道。重庆师大2005年起就有一项影像创作促进计划,这个计划也在帮助吴龙飞组队拍片。“同学都很支持,大家都不了解那段历史,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好梳理历史。”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曾断言:“目前90%以上的大学生肯定不知道这段历史。”与南京大屠杀相比,1938年至1944年间发生在重庆的日军无差别轰炸,国人确实了解不多。

    1937年,松沪会战战事吃紧时,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首次提出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陪都”。谁料想,日军在一年后开始对“依山而建,城在山中”的重庆展开无差别轰炸。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日军制造了“五三五四大轰炸”(1939年5月3日、4日对重庆城区进行的轰炸,造成近四千人死亡,三千余人受伤),以及震惊中外的较场口隧道惨案(六五隧道惨案)。五年间,空袭重庆218次,伤亡人数数以万计。

    对于这段尘封的历史,吴龙飞的呈现方式是口述历史。通过校园宣讲,他召集了一个近20人的学生团队,其中走访记者两名、摄影两名(包括他本人)、场记两名、出镜记者三名、剪辑包装五名。分为走访、采访、锁定人物并摄制三个阶段,通过大轰炸时期幸存者的口述、场景模型的呈现,对五年大轰炸进行客观还原。

    “最开始是顺藤摸瓜。”吴龙飞说。他们来到重庆8个区县的敬老院,通过与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聊天,挖掘那个时期的时代回忆。“我们发现20%的老人多少对大轰炸有些记忆。”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找到了27名幸存者,80岁的王西福是其中之一。虽然出生在上海,但王西福在幼年时便随富庶家庭迁至陪都重庆,父母在1939年的“五三大轰炸”中遇难,3岁的王西福成为流浪儿,被人称为“重庆三毛”。

    听着幸存者的讲述,吴龙飞团队真正感受到那个年代“一颗炸弹改变一个人”的悲怆记忆。在走访阶段完成后,团队确定了二十余名幸存者的故事,开始着手逐一采访。但难题接着来了。

    “采访过程中,有些女生接受不了老人描述的那些惨痛画面。”由于当时轰炸情况惨烈,老人口中“胳膊挂在树上、肠子横流街道”的还原,让团队中的女同学接受不了,“有些当场失控,有些一看资料图就哭了”。吴龙飞不得不找心理专家对团队进行辅导和开解。

    同时,多名老人的离世,让吴龙飞本想沉下心来拍摄的纪录片,不得不“提速”。“我去看望过几位老人,临终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忘不了他们的眼神。”吴龙飞不止一次地提到,老人们临走时的眼神令他心酸,他形容那种目光“有点遗憾,但更多是期许”。他决心拍好这部纪录片,“至少得对得起那些老人”。



“这是我们和历史的对话。”



    重庆师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室,2012届的学生正上着课。有一个位置空着。课前半小时,一个学生以“外出拍片”的名义请假,老师二话不说,“批准,好好干”。

    这使得吴龙飞能够在学业和拍片之间自由行走,有更多的时间去走访和锁定采访目标。但外界对他的疑问首先竟然来自不少大轰炸的幸存者及后代。

    “有幸存者家人直接问我们动机是什么。”吴龙飞说。不少幸存者认为,我已经老了,不愿意回忆那些噩梦了,随后其家人的一句“你们走吧,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将这个90后采访团队拒之门外。

    除去部分亲历者的冷眼,吴龙飞团队还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信任危机。

    他第一次提出需要独立拍摄《我的陪都》纪录片,是在大一下学期。“跟老师说了,老师表面同意,其实也当我是闹着玩儿的。”他把想法跟家里说,经商的父母非常支持,但对于能持续多久还存在疑问,但还是给予了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团队在三年过程中始终自费进行拍摄,团队内的不少成员表示,很多资金都是自己节省或用做家教的钱贡献出来的。截至目前,拍摄共花费60万元。

    吴龙飞与崔永元曾就口述历史问题交流过,并称他与崔永元、萨苏等人是“交心的朋友”,这些学者名人会对影片提出独立意见。拍摄接近尾声时,老师眼中“玩玩而已”的吴龙飞,已经得到李大淮、内田行知等历史专家指导,这时校方才顿觉“这个90后玩大了”。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陪都》?”

    “这是我们和历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