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族史中抵达最真实的人性

《客从何处来》第二季


文/宋彦
<<新周刊>>第459期



拍一个明星,前期筹划长达13个月,采访百来号人,都是为了最终那十几二十天的拍摄。作为一档“理解人的节目”,《客从何处来》的拍摄最大程度地呈现了真实,透过喜悦、痛苦和矛盾冲突,抵达最真实的人性。



    2014年,《客从何处来》在央视播出,这档明星“寻根”节目是真人秀,也是纪录片,收视情况虽不能与《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卫视王牌节目抗衡,但它凭着当下电视节目少有的人文情怀,在业内外赢得了好口碑。

    第一季《客从何处来》播出后,导演郑波和制片人金辉带着整组人开了整整一个月总结会。从嘉宾选择到拍摄剪辑,再到道具使用,每个编导都写了几千字的总结报告。报告被装订成册,成了节目组不得外传的“红宝书”。
总导演郑波说,早在几年前看BBC《寻根之旅》时就有了做这样一档节目的想法,但当时时机并不成熟。“BBC的片子是个模式化的东西。欧美国家依托它们的教会系统,有非常扎实的历史档案保存。它们也能与‘家谱网’这样的商业机构合作,这在国内也是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不愿意公开谈家里的事,在表达和开放程度上差了很多。”郑波说。

    直到他看到《寻根之旅:丽莎·库卓》——《老友记》里的菲比饰演者那一集,才觉得这节目可以试着做一做。“很个人化的东西,没那么依托家谱、历史,她个人的感受和主动性在‘寻根之旅’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段时间也正好看了冯小刚的《1942》,我对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很感兴趣,就打算拍一集试试。”

    就这样,先从好哥们阿丘下手,先后找来了易中天、曾宝仪、陈冲、马未都,耗时一年,完成了《客从何处来》第一季的拍摄和制作。

    回头看第一季的节目,郑波和制片人金辉都觉得,大家做得太谨慎了。故事更多地依赖于史料,对故事中的人关注不够,编导们在创作上也不那么自由。

    “第二季在创作思路上有很大的调整。”郑波说,他们这个团队是当年做《社会记录》和《看见》的团队,拍了那么多年纪录片,最擅长的是和人打交道,“在理解人上有那么点优势”。

    所以,第二季节目把关注点放在了“人”上。关注故事里的人,也观察听故事的人。最典型的是谢娜的两期节目。从个人表达和家族故事的复杂性上看,谢娜的故事都没那么出彩,在拍摄过程中,编导几乎没为她安排在第一季中频频出现的专家学者,而是让她的家人引领她,慢慢走进家族的故事。她的喜悦、失落和痛苦也是“寻根之旅”的一部分,她对家族历史的解读和历史本身一样有吸引力。

    在钮承泽寻找外太公孔繁锦那段历史时,外太公与天水城的关系很重要,但钮承泽本人对于外太公为什么没有炸掉天水城的解读显得更有意义。“去了解祖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我们会在拍摄中放大人物的选择和困惑,把这些呈献给嘉宾看,让他去感受,去解读。这是节目要抵达的人性层面。”金辉说。

    按郑波的说法,第一季《客从何处来》纯属近亲繁殖,邀请的嘉宾都是好朋友,或是朋友介绍来的。第二季开始,节目组有了底气,邀请嘉宾也变得顺利了。“这次就想找一些更年轻的、更有影响力的明星,丰富一下片子的受众。”金辉说,但无论怎样选,“真诚”都是第一位的,“这个节目不仅没有钱可赚,还要把你的家庭背景翻个底朝天,如果明星本身对这件事不感兴趣,硬件条件再合适也不会选。”

    整体思路的调整的确改变了节目的基调。萧敬腾那期节目,没有复杂的故事,甚至和整个大时代也关系松散,但节目捕捉到的祖孙情却足够动人。这样的故事如果放在第一季,或许根本不够资格拍摄,但在第二季,它就是一个值得被讲述的小人物的故事。

   “节目里,老萧说了句点睛的话,要是没这句话我心里也打鼓呢。”金辉说,“老萧在节目中讲到,他以为他们家没故事,但后来想一想,人人家里都有故事。这是特别棒的历史观,甚至是这个节目的价值所在。”


“大时代是一个坐标系,个人历史与时代交叉对比,两种视角,两种历史,必须都要心里有数。”



    “时间是这档节目最大的成本。”作为制片人,金辉把控着节目的预算和制作周期。从人员投入上来说,《客从何处来》的制作规模并不大,整个片子也没有太复杂的拍摄和后期技术,但节目分集预算基本与《舌尖上的中国》相差无几,很大一部分投入都花费在超长的调研和前期准备上。

    和嘉宾接洽后,节目组会向对方要到一个“主事”的家庭成员的联系方式,至此,拍摄前的一切就与嘉宾没有任何关系了。节目组围绕着对方整个家庭展开地毯式的调查和研究,敲定最后要拍摄的故事线。一切都搞定后,嘉宾才再次介入。

    对于明星们而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钮承泽篇”的编导王映潼是最早接到第二季任务的。从2014年9月份确定嘉宾,2015年6月拍摄,再到最后的剪辑、播出,这13个月来,钮承泽一家成了王映潼睁开眼就要惦记的人,对于钮家家族的了解,王映潼胜过所有钮家内部成员。

    在做第一季节目时,郑波和编导们还试图从历史学家那里得到更多帮助,但尝试后才发现,这种方法很不现实。“研究方法不同,他们注重史料研究,有了史料再开始做课题。而我们是给你一个人,让你帮忙了解关于他的一切,名门望族还好,普通家庭就是大海捞针。”郑波说。

    所以,大多时候,编导们还是要靠着曾经新闻调查的功底,一点点摸清一个家族的脉络。“金士杰篇”的分集导演谢琳就曾被查资料折磨得苦不堪言。金士杰的父亲曾任国民党空军,当年有本叫《中国空军》的杂志,里面有大量与空军有关的信息。谢琳从国家图书馆借来三四十本杂志,繁体字,几十年前枯燥的行业杂志,一看就是三个月。

    “简直看炸了,中间找我哭过三次。那没辙,必须看。”郑波说,大时代是一个坐标系,个人历史与时代交叉对比,两种视角,两种历史,必须都要心里有数。

    查资料的无力感王映潼也遭遇过。中国的档案管理是很不规范的,有些档案能前后转手数十次。编导们只能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找下去。找了一大圈,最后也没能拿到想要的资料,这种事也常常发生。

   在找钮承泽父亲的资料时,王映潼得知,钮父当年所在的大同中学的一部分学生档案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听到这个消息,她兴奋极了,赶紧跑去档案馆,翻遍所有学籍卡和报名表,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钮承泽父亲的名字。“找了两遍都没有,我不甘心,怕错过了,又让助手来找了一次,还是没有。”经过很多次类似情况,王映潼已经可以平淡地看待这些劳而无获了。

    金士杰父亲所在训练基地的影像是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借来的,钮承泽外太公孔繁锦支持地方医疗的资料是从德国明斯特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节目里的很多资料都是这样费尽周折才找到的。

    查资料和访谈几乎同时进行。在做第一季“易中天篇”时,王映潼前后采访了100多位与易中天有关的人。她大致算一下,这一季做钮承泽,也采访了百八十号人。
   
    长期的交流和沟通让编导们和嘉宾的整个家族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钮承泽有一部分家人生活在北京,王映潼偶尔还会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在台湾采访时,钮承泽的母亲会做好饭等着王映潼去吃,两人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亲如母女。

    谢琳尤其喜欢金士杰的父亲。老人百岁了,听力不太好,谢琳就长期驻扎在金家附近,每天去和老爷子聊一两个小时。老爷子年纪虽大,但头脑清晰,还很有小孩子脾气。

    节目中每个人的采访都是一段口述史,对老人们的采访急不得,只能今天问一点,明天再问一点。“很多记忆是需要被唤起的,和老人们聊一次,回去整理资料,再回来聊,确定更多细节,要一点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记忆力。”谢琳说。

    从最初的关于嘉宾家庭背景的几条线索,到后来越查越多的几百条线索,编导们要一边深入,一边取舍。“砍线头是我和金辉每天在做的事,我们的经验和判断更好一些,能帮他们去掉一些不用再跟进的线索。”郑波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王映潼有三四个月时间是在出差。“书面调查和研究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必须到现场去获得更多信息。”王映潼说,在调查孔繁锦的经历时,她在天水住了十多天,采访了很多人,听了许多传说,也核实了很多真实经历。
   
    孔繁锦重返天水包下的那片树林就是在实地走访中查到的。先找到林子所在的那片自然保护区,再圈定林场,最后通过村子里老人的描述确认林子的位置。找到这片林子,就是找到了孔繁锦重返天水的物证,这条线索对节目的完整性有很重要的意义。


《客从何处来》要最大程度地呈现真实,要透过喜悦、痛苦和矛盾冲突,抵达最真实的人性。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最终那十几二十天的拍摄。把《客从何处来》定义为“理解人的节目”,拍摄就要最大程度地呈现真实,要透过喜悦、痛苦和矛盾冲突,抵达最真实的人性。

    王映潼还记得,在出发前一晚,她把所有道具和史料各准备三份,依次摆在地上,反复检查,生怕落下什么。“拍摄是一次性的,如果忘了什么,这个逻辑可能就不成立了,绝对不能出错。”她说,当时,想到接下来的连续20天拍摄,心里就一阵打鼓。

    拍摄果然没那么顺利。钮承泽的坏脾气圈内皆知,连他自己都毫不避讳地承认这一点。第一天晚上的采访,王映潼就感受到了对方施加给自己的压迫感。

    “一上来他就把我给他的信扔回来了,说他不要看这些。”钮承泽是个太聪明的人,他很怕自己与父亲的关系被消费、被娱乐。他以为大家想看他痛苦、看他懊恼、看他流泪,他偏不让这目的达成。

    王映潼也觉得委屈。那些钮承泽父亲的家书被钮承泽三叔视为珍宝,不能拿出屋子,不可以影印。她趴在地上用手机一张张拍照,花费大半天时间,拍完了五百多张照片。回去后,又整理、誊抄,钮承泽父亲那些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她读了都要落泪,钮承泽却拒绝看哪怕一眼。

    在刚开始拍摄的几天里,钮承泽的紧张感和对团队的不信任让大家干起活来蹑手蹑脚。“他的一两次拒绝会让我们退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给拍摄打了折扣,有些该抓住的东西也不敢拍了。”王映潼说,好在随着彼此信任的加深,他们也带着钮承泽一点点接近家族的真相,彼此之间的紧张感才慢慢缓解,拍摄也越来越顺利了。

    节目制作完成后,王映潼也冷静下来思考这次让她有挫败感的拍摄经历。“拍片子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和采访对象有过这样的隔阂,这是为什么呢?”事后想想,王映潼觉得,自己的得失心还是太重,一年一部片子,成败都在这20天,她自己太紧张了。“我一紧张,对方就也会紧张。他处在那样的位置,对我们能查到什么,是好是坏都不了解。为了节目的真实性,我们不可能和他对台本,他当然会焦虑,我当时要体谅这些才对。”

    或许正因为有钮承泽的真情流露,有这些从抗拒到理解再到认真感受的情感变化,“钮承泽上、下篇”成了第二季《客从何处来》最受好评的两期。王映潼对观众的喜欢也感到意外。

   拍摄结束后,郑波也在总结。他觉得,“钮承泽上、下篇”是最符合他们“理解人”这一原则的。这次,他们几乎放弃了第一季时严谨的脚本设置,找回了他们更擅长的现场记录方式。在带领萧敬腾寻找爷爷的坟地时,按照脚本设计,他们应该去已经被面粉厂占据的老坟场祭奠爷爷。但他们在拍摄现场得知,爷爷的尸骨和那些无人认领的残骸一起,被保存在一座庙里。信息来得很突然,但节目组当场决定带着萧敬腾走进了老庙。萧敬腾面对残骸时复杂的心情,小心翼翼抓起一把土存进罐子的一举一动,成了整个片子最精彩的部分。

    谢琳坚持用一段长长的沉默作为“金士杰篇”的开始,她希望给片子一个坦诚的基调。“节目做宣传时,我坚决反对在文章中提到哪怕一句‘金老师演技好’这样的话,我希望大家忘记他的演技,相信节目中看到的真实的他。”谢琳说。

   如果说,第一季时,主创团队还搞不清这节目是真人秀还是纪录片,第二季时,大家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客从何处来》就是纪录片,明星在节目里只是普通人,真实是一切的基础。

   这档节目是这个做硬新闻的团队的转型之作,目前看来还算成功。“你也知道我们以前是做什么的,让我们去做明星真人秀,我们做不来。拍纪录片是个手艺活,我们侥幸有这门手艺。《客从何处来》还不算偏离老本行,也是我们真心想做的东西,那就把它做好吧。”郑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