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穿制服的女孩》到《卡罗尔》

“酷儿”其实是一种精神


文/宋彦
<<新周刊>>第460期



和男同性恋相比,女同性之爱不仅要对抗来自性取向的压力,还要同时面对“性别平等”的问题。很多时候,女同电影都是女性主义和女权斗争的一种极端展现。直到近几年,女同电影才开始倾向于“平常心”:它们开始像主流的爱情电影一样,借两个女人的情感和生活,讨论永恒的爱情主题。



    以少数群体为题材的电影一直符合各大电影节的审美趣味。2015年,由凯特·布兰切特和鲁尼·玛拉主演的同性题材电影《卡罗尔》已经拿下戛纳影后和四项纽约影评人协会大奖,在马上要揭晓的奥斯卡金像奖上也是大热门。

    电影改编自美国传奇女作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著作《盐的代价》。在此之前,她的另一部小说《天才雷普利》曾被改编为经典影片《火车怪客》。

    《盐的代价》发表于电影所呈现的上世纪50年代,当时,即便是我行我素的派翠西亚也不敢在同性议题上张扬。小说以化名的形式发表,在文学爱好者之间广泛流传。很多年后,派翠西亚才终于承认,自己就是这部“地下小说”的作者。

    小说和电影讲述了一个并不太复杂的故事。美国中产阶级有夫之妇卡罗尔与年轻的女店员特芮丝邂逅、相爱,在那个同性恋被视为禁忌甚至罪恶的年代,她们的爱情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卡罗尔甚至可能为此付出失去女儿和全部财产的代价。经历了各种抗争和变故,卡罗尔重获自由,特芮丝也一点点接近自己要成为摄影师的梦想。两个女人再度相逢,爱依然未变。

    导演托德·海因斯在美国独立电影圈口碑很好,出生于60年代的他深受“酷儿理论”的影响,在得知凯特将出演女主角后,欣然接下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没有把这部电影当成需要卖弄性感的女同类型片来处理,世间的爱恋都一样,卡罗尔和特芮丝的情感珍贵在“爱”,而非“同性”。


从这几年的女同电影得到认可能够看出,同性题材不再是影视剧的禁忌,这与整个社会对同性恋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有关。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男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好像已经突破了禁忌,时常出现在大银幕上。而女同性题材电影一直是小众中的小众。直到最近几年,女同电影有开始走俏的趋势,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得奖。

    2015年还有另外两部值得关注的女同电影。像2010年的奥斯卡入围影片《孩子们都很好》一样,《珍妮的婚礼》讲的也是一个“老夫老妻”的故事。一开场,两位主角就是共同生活了五年的同性情侣,她们瞒着亲人在自己的生活圈出柜。当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她们渴望得到家人的祝福,一系列争取理解和宽容的喜剧戏码就上演了。

    另一部《被拒人生》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的是同性恋人申请养老金,争取公正的社会权益的故事。电影编剧是罗恩·内斯万尼尔,他也是另一部同性维权电影《费城故事》的编剧,两部电影传递着相同的价值观。

    2014年,《阿黛尔的生活》是文艺青年的必看电影。蓝色是同性之爱的隐喻,蓝色头发的艾玛和高中女生阿黛尔相恋,两人相伴走过青春期。与异性恋情侣的恋爱模式一致,一段热烈的相爱后,她们分手,告别,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这部电影是女同电影的突破尺度之作,其中有几段赤裸裸的性爱场面,最长的一段超过十分钟。

    从近几年的女同电影得到认可能够看出,同性题材不再是影视剧的禁忌,这与整个社会对同性恋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有关。在卡罗尔生活的上世纪50年代初,同性恋鲜有“出柜”者,同性题材的艺术也是毒瘤。虽然,世界首部女同电影《穿制服的女孩》诞生于1931年,但在此后的二十年里,这一题材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几乎没有像样的作品流出。

    直到1954年,英国的“沃芬顿报告”指出,同性恋行为属于道德领域,而非法律领域。公众对于同性恋的看法才慢慢改观。但和男同性恋相比,女同性之爱不仅要对抗来自性取向的压力,还要同时面对“性别平等”的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同性题材的影片不仅在为同性之爱呐喊,更是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很多时候,女同电影并非深挖同性之爱,它不过是女性主义和女权斗争的一种极端展现。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女同性恋电影中几乎都有一个或多个完全负面的男性形象,他们暴力、猥琐、一无是处。电影中的女同性恋者大多不是天生的同性取向,而是因为男人们的存在,身心受到摧残,与此同时,来自同性的关怀和理解让她们感到安全和温暖,因而渐渐走向了同性之恋。

    1985的《爱的甘露》是其中的典型。备受婚姻困扰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薇薇安,为结束15年的婚姻来到美国西部,住在一个女性农场,农场专门接待受到婚姻摧残而准备离婚的女人。在为离婚而愤怒、沮丧时,薇薇安遇到了农场主的继女凯。一方在精英式的教育中成长,如今备受婚姻折磨;一方野蛮生长,自由自在。两人渐渐滋生爱慕之情。

    无论是同性之爱还是异性恋,受压抑的一方总会被另一个更自由的灵魂打动。就像Jack在泰坦尼克号上打动了Rose,这是一种普世的情感。在另一部电影《惊世狂花》里,黑道大哥的女人薇拉爱上了水管工邻居高琪,两人为挣脱男性的束缚,开始了一场斗智斗勇的私奔之旅,电影讲的也是共同寻找自由的故事。

    千禧年之前,绝大部分女同电影都是抗争主题,带有强烈的女权色彩。《卡罗尔》导演口中的“酷儿理论”虽然在90年代已经开始作用于电影领域,但对于女同性题材来说,这一理论的精髓,在进入千禧年之后才得以更开放地呈现。

    “酷儿”(Queer)原本是对同性恋的戏谑称呼,但在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等哲学家的论证下,“酷儿”成为一种理论,它推崇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平等性,是一种反抗精神和标新立异的代名词。

    “酷儿理论”之下的同性电影更关注同性之爱本身,情感更细腻,女同电影不再局限于对男权的抗争,而是更关注女性间唯美的爱情,像《南希的情史》、《啦啦队长》,甚至谜一样的《穆赫兰道》都是这类电影的经典之作。

    异性恋能遇到的一夜情、出轨、七年之痒,同性关系中依然无法避免。最近几年的女同电影越来越不像女同电影,更像以一颗平常心,借两个女人的情感和生活,讨论永恒的爱情主题。

    《罗马的房子》讲了两个女孩一夜情的故事,《孩子们都很好》是女同性伴侣的中年危机,《阿黛尔的生活》里有爱,也有背叛。异性恋的各种遭遇,似乎正在以同性之爱的方式在电影中被重新诠释。


在华语电影中,大陆的同性电影依然以男同为主,台湾对女同的关注更多。


    在华语电影中,同性题材的集中出现也在上世纪90年代。以第六代导演为首,大陆曾出现过一批质量上乘的同性恋电影。和西方早期同性电影受到抵触和压制不同,《蓝宇》、《东宫西宫》、《霸王别姬》、《春风沉醉的夜晚》等同性电影都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收获颇丰,一度是华语电影中得奖率最高的电影类型。

    大陆的同性电影依然以男同为主,相比而言,台湾对女同的关注更多。张之亮导演的《自梳》是90年代最经典的女同电影之一。电影讲了两个女人逃离男权的压迫,在乱世之下相依为命,五十年后再重逢的爱情故事。刘嘉玲和杨采妮在最好的年纪出演了这部影片,她们是目前为止,最经典的女性银幕情侣。

    台湾的同性题材类型常常与青春片混搭,男女主角尚未或刚刚进入成人世界,对性和爱还处于探索阶段。以青春片形式出现的同性电影有着小清新、唯美的面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好的观众缘。

    女性导演周美玲的《刺青》是这类影片中的经典。两个女孩在刺青店里相识,故事有着台湾青春片一贯的逻辑和节奏,美好中夹杂着青春疼痛。

    青春片鼻祖《蓝色大门》里也有女同情节。女主角孟克柔爱上自己的闺蜜,在男生的追求和自我情感的倾斜中,渐渐看清了自己的性取向。

    在华语世界里,同性题材至今也不能被过分刻画和宣扬,很多同性电影都会从传统中寻找同性爱恋的历史依据,以丰富电影内涵。《自梳》便是如此。很多时候,戏曲和青楼会成为华语同性电影的重要背景,《雪花秘扇》、《霸王别姬》、《孤恋花》都有类似的元素。

    政策所限,最近几年,国内的同性题材电影反而不如90年代出彩,男女同性恋者大多是电影中的边缘角色,有些“伪娘”、“男人婆”更是成了电影的笑点担当。对这一题材正面、严肃探讨的电影少之又少。
在同性电影上,我们不进反退,与国际接轨看起来更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