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 我从不相信不劳而获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461期
 



15年,800多位采访对象,820场访谈,跨越了从政治、商业、科技到文化、艺术、体育各个领域,杨澜在《杨澜访谈录》里,靠一场场问与答,一帧一帧地触摸并记录着这个时代。


    1996年3月18日,《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At 27,a Talk Star Sets Out to Transform Chinese TV .(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旁边,是占据了几乎四分之一版面的杨澜的照片。那时,她要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准备回国。

    记者马克·兰德勒德当年这样写道:“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1993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离28岁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返回中国,打造一档周播《杨澜视线》,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报道中还用了polished manner(优雅的举止)、telegenic look (上镜的容貌)和razor-sharp grasp of (犀利的掌控力),等等,这样的词来描述杨澜。那张照片上,没人看出她正怀身孕。当时,杨澜的回应也登在报纸上:“I’m only getting started.” (我才刚刚开始。)

    1996年成了杨澜人生里特别的一年:她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她第一次给自己画了个圆。

    20年过去了,杨澜仍然留着那份报纸,就像存着一叠时间。20年来,无论在纽约还是北京,很少有人再冲着她半举右臂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活跃了25年的《奥普拉脱口秀》,也在2011年说再见,转向新轨道。当年的《杨澜视线》早已发展成《杨澜访谈录》,并在2016年迎来它的16周岁——和她的第二个孩子一样大。
 
    今天的杨澜已经远远大于当年那个杨澜,就像她的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里所写的那样:你,是她的爱人、家庭、朋友、观众、事业、视野……也是她人生的半径。
Yang Lan One on One是《杨澜访谈录》的英文名。左边的one,是杨澜和她的团队,右边的one,指那800多个one。

    《奥普拉脱口秀》停播时,上过奥普拉节目的人几乎都到了,有美国专栏作家开玩笑:“上帝会来吗?”《杨澜访谈录》15周年的“Touch触摸”展览现场,有人也发出类似感叹:“还有什么人杨澜没采过?”
15年,800多位采访对象,820场访谈,跨越了从政治、商业、科技到文化、艺术、体育各个领域,杨澜在这档访谈节目里,靠一场场问与答,一帧一帧地触摸并记录着这个时代。

    杨澜仍记得,1997年年初,结束了52期《杨澜视线》的她,与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外加兼职策划曹景行,“三个半人”创立了一档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做满100期后,2001年,她又携团队正式推出了《杨澜访谈录》(以下简称《杨访》),开始义无反顾地触摸时代,叩问世界。

    北京东三环,阳光媒体集团的二层,杨澜的办公室里,有一面靠墙的八开门的组合壁柜。打开,密密匝匝摞满的,是近一人高的A4纸手稿。这是她做《杨访》查阅的资料和手记。“就这么一柜子一柜子存着,这只是一年的量,一年一清,这些入了库,才能放新的。”她在镜头前的30—45分钟,10—15个问题,可能需要这柜子里一尺高的阅读去支撑。
 
    手稿中的一部分,也被搬去了展览现场,白纸黑字地陈列在那。不少人第一次见识到,光鲜的主持人和节目背后,竟是如此真实、具体又庞杂到惊人的辛劳。“我相信劳动。”杨澜在我问她怕不怕吃苦时,确实用到了“劳动”这个词,而没有用“梦想”、“使命”那些大词。她说,她从来不信不劳而获。820次访谈,每个人不下10万字的资料查阅,15年下来,就是超过8000万字的阅读,相当于800本书。

    杨澜说,她是采访的“功课主义者”,下苦功夫就为一点:不说外行话。

    这一点,也是她的老搭档蒋昌健在时,两人定下的规矩。蒋曾是《杨访》最早的总策划,这两个在大学时代便被视为一南一北最聪明的头脑,曾一起把这档节目做到了极致。如今,《杨访》的幕后团队已更新到第七代,杨澜还是杨澜。

    她总在往前赶,埋头做事,停不下来。据说,《杨访》为拍摄飞行过的距离超过了2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50圈。人们在追问意义时,杨澜觉得,去做就是意义。说一千遍节目的宗旨“记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不如一些具体的“小事”。比如,李光耀去世时,新加坡电视台会特意来向杨澜寻求素材。因为此前《杨访》做过他的两次专访,记录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难得的心路历程。几乎接近于《杨访》第一期采访王光美,那已是一种“文化孤本”。

    Yang Lan One on One是《杨访》的英文名字,拆开看,左边的one,是杨澜和她的团队;右边的one,既指那800多个one,也指一个时代。2016年,这档节目,会以全新的形式在YouTube上全英文播出,向西方介绍中国。也许,这个47岁的主持人,又一次“将改变中国电视”。


    25岁时她第一次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冲出别人为她画的圆,去到陌生的高处,要重新丈量半径。

    电影《真相》(根据美国新闻节目《60分钟》的实情改编)在国内上映时,杨澜仍记得她当年去美国留学时也要“寻找真相”。

    1994年她刚到哥大读书时,曾跑去图书馆翻找关于“主持人理论”的书。“我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主持人。”那时她在国内已当了4年《正大综艺》主持人,主持过央视春晚,拿下了首届“金话筒”,还以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赴蒙特卡罗参与了北京第一次申奥。可她仍感到困惑,她要放下一切,把自己归零,从头再来。

    “离开央视时,我觉得,好像自己知名度挺高,但一看脚底下,没有一块砖头是自己垒起来的,都是一个平台给你的。我就有了危机感,心慌。不像现在,虽然就这么一座两层小楼,却是我自己搭起来的,心里踏实。当年不行,就想走,要去看世界。” 杨澜在她的阳光媒体集团,回忆25岁时的自己——第一次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冲出别人为她画的圆,去到陌生的高处,要重新丈量半径。

     在美国,直到她遇到了唐·休伊特(《60分钟》制片人)、丹·拉瑟(《60分钟》金牌主播)、克朗·凯特(CBS《晚间新闻》主播)、拉里·金(CNN主播)这些老牌主持人、新闻人,见识了他们做媒体、做电视的姿态,她才笃定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当时《杨澜视线》采访克朗·凯特时,他已经80岁了。杨澜问:“在主持人和记者两个称谓中,你希望别人怎么称呼你?”“记者,当然是记者。”当年,克朗·凯特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退休申请时,有媒体描述,“就好比把乔治·华盛顿的头像从1美元钞票上撤下来一样”。——这样一位传媒界大咖,晚年就用两个字回顾自己的“人生圆心”:记者。


   这些早期经历让杨澜确定,她要做一名有见解的“记者式主持”,做一名跨文化的沟通者。



    15年来,《杨访》仅就中美关系的发展,就采访过5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以及美国三任总统——卡特、布什和克林顿。“一般人们看到外语嘉宾,哪怕是国家元首,收视率都会掉一半。”但杨澜清楚,要坚持做些“哪怕不赚钱但有价值”的电视作品。

    “我不知道严肃的新闻原则和讲好一个故事有没有矛盾,我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一定是可以结合的,关键在你能不能讲一个好故事。”唐·休伊特当年曾对杨澜说,“你是为电视而生的,你应当珍惜。”

    于是,克林顿答应上《杨访》时,所有人都紧张于如何问莱温斯基的事。杨澜沉浸功课,终于从“克林顿图书馆”入手,让克林顿自己讲了一个好故事:“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但我最后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杨澜觉得,采访其实像一次探险,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杨澜问:“除了赛车和写作还有什么对你影响大?”韩寒:“天下女人。”

    杨澜办公室里,那些“手稿柜”对面的落地窗前,摆着她的一些奖杯、旅行的照片、儿子和女儿的涂鸦、卡特夫妇的签名感谢信……角落里还有一张四个女人的杂志合影——杨澜、张欣、张兰、俞渝,微笑绽放在《新闻周刊》上——这是虎妈蔡美儿2012年3月为《新闻周刊》撰写的女性专题,描述中国四位女性商业领袖。杨澜被形容成“脱口秀大亨”、“一位奥黛丽·赫本和奥普拉的混合体”。

    这张照片,加上得知背后的作者,扑面给人一种“天下女人”感。她们全是女人中的女人:独立、自信、强大、美丽。就像杨澜的偶像是外婆,虽然带着旧时代的“解放脚”,却一路挣逃,冲进新世界,最终在上海创立家庭作坊。这些精神都是杨澜的圆心,她从2005年开始制作一档女性谈话节目《天下女人》,逐渐发展成一个包括原创视频节目、出版、教育培训、论坛与会员俱乐部的女性社区。

    “‘天下女人’的英文名称是‘Her Village’,意为‘她的村庄’。这来源于我受到的圣雄甘地的启发,他曾说过,无论世界有多大,它只是一个村庄;无论村庄有多小,它也是一个世界。”一次杨澜采访韩寒,问道:“除了赛车和写作还有什么对你影响大?”韩寒说:“天下女人。”——这似乎是对彼此最精彩的一个精神解读。

    杨澜的名片上,正式身份是:阳光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跟她聊天,你常会忘了这个身份,她的兴奋点总在一个个节目、一期期访谈上,甚至嘉宾的服装颜色、录影的灯光道具。熟悉她的人说,她进了演播室,是最专业的主播、制作人,出了演播室,就必须是“主席”、管理者。公司上下没有人喊她杨老板,都叫她杨小姐,或杨澜姐。

    “必须得对大家负责,公司里几百号人呢。人生的圆心真是不断去找的,不仅是用成功去找,更重要的是用失败去找。” 杨澜说起当年做阳光卫视,又不得已把它出售时,“等于是卖过一个孩子吧。那感觉太刻骨铭心了。我差不多花了三年时间,才重新把信心找回来”。聚光灯下,多数人只看见她优雅到无懈可击的一面。一些困境,只能自己熬过去。

    她记得一些低谷时,先生吴征给她说过一句话:“你要往上飞,不要往下看。”今年,是他们结婚20周年。
作为女企业家的杨澜,必须要去和电视台谈判,和广告公司谈判,“早些年,还真得要去和别人拼酒呢”。真喝吗?“那得喝呀。你得表现自己的大气吧。其实也没人逼我喝,但某些时刻,那种豪气需要用酒精来表达,连对女人也一样。你是一个企业的主导,不能悲悲切切好像很柔弱似的,有时候必须得有一种豪气,哥们儿咱必须得干一杯。”



27岁被《纽约时报》描述时用到的形容词,依然贴切适用于47岁的杨澜。




    “Touch触摸”展览布展时,造型师老黑在给一座蜡像补妆。

    这是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借来”的杨澜的蜡像,老黑是给杨澜化了15年妆的造型师。他几乎见证了15年来,杨澜主持的每一场访谈和出席的各大场合。“杨澜姐就是心理大师,就没有她不能提问的人。而且在她身上,我相信天才,但我更相信勤奋,你们见过天才这么拼的吗?”

    杨澜会是最了解杨澜的人吗?她访谈了800多个人,面对自己的蜡像,让她问自己三个问题。她说:“第一个问她:你有后悔的吗?或者说你想重新回到20岁吗?答案是:不想,一点都不想。20岁时是多么的惶恐和焦虑,今天的我看到的世界更大。第二个:你是不是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答案:so far so good,但是还要更好。第三个:你是不是累了?我会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27岁被《纽约时报》描述时用到的形容词,依然贴切适用于47岁的杨澜。20年来,她上镜服装的腰围尺寸都没有太大变化,平板支撑能撑6分钟。她说,从职业生涯来看,再做15年应该没问题——就像她价值观梯队里的唐·休伊特、克朗·凯特、拉里·金那样,退休时都超过60岁。

    当年她那句话,也能送给今天的自己:I’m only getting started. 她想开始的一切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开始还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