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国、万种食物、一条贫困线

摄影师赵峰和他镜头中的社会议题


文/宋彦
<<新周刊>>第461期



“有钱在哪里都舒服,但在哪里做穷人更好一些?”这个疑问很多人都有,但很少有人真正去研究。摄影师赵峰和他的经济学家妻子,用食物展现了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看得见的“贫困线”。



    赵峰有个好习惯,每隔几个月就会给工作伙伴和朋友发一封邮件,分享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新作品。每封邮件单独发送,中英文对照,体贴周到。

    两个月前,我收到的是他的“2015年年终回顾”。赵峰说,这一年,他走过了17个国家,在意大利爬了多洛米蒂山脉,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字牌上拍摄,在新加坡航拍了游乐场,在巴黎、香港、台湾、吉隆坡、新加坡和北京办了展览……最后他还附上了一分钟视频,为2015年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一年,我在这些邮件里关注着赵峰的动态,看到他那组最受关注的作品《贫困线》在世界各地展览,也看着他持续地跟进一个又一个新项目。

    最近一次在现场看他的作品,是在2015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赵峰的《贫困线》在参展之列。但因为这次展览以“陌生的亚洲”为主题,范围局限在亚洲,只展出了赵峰在十四个亚洲国家拍摄的“贫困线”。

    每个国家都以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开头,以报纸为背景,花哨的纸张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多数廉价,偶有奢侈食材,上百张作品占满了一整面墙,让人印象深刻。


华人赵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大”。“第一印象很重要,但第一印象往往是错的。”


    《贫困线》是赵峰和太太林惠仪开始于2010年的摄影项目。当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两年,赵峰边做商业摄影边尝试个人创作,在《贫困线》之前拍摄过几个项目。

    2008年,他结束了在美国为期一年的工作,回到新加坡。作为在马来西亚出生、新加坡长大的华人,赵峰内心“寻根”的愿望越发强烈。“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商量了一下,结了婚,简单收拾东西,就来北京了。”

    那是赵峰第二次来北京。在新加坡念书时,他曾是学校的登山队队员,兼负团队的摄影工作,登山队来北京拉练,他也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印象就是“大”,他形容“蛮震撼的”。

    2008年来的感觉更不一样。那时奥运会刚刚结束,整个北京城焕然一新,“一个车站就和新加坡最大的楼一样大”。

    当时,赵峰在新加坡摄影圈已经小有名气,但对北京一无所知,北京对他也一无所知。没有应酬,没有展览邀约,也没有圈子,他只能闷头做作品,靠着为数不多的一两个朋友,慢慢向摄影圈探出触角。

    “当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第一印象很重要,但第一印象往往是错的。”赵峰说,一个新人来到北京,他一定对那些标志性的东西更感兴趣,比如王府井、南锣鼓巷、冰糖葫芦,觉得什么都有趣,什么都能拍一拍。但拍出来的不过是给外国人看的东西,给中国人看就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抓住一个点,慢慢地挖掘,挖出一个观点和观看方式。”在这样的自省下,他做出了第一个系列作品《帝王复兴》。

    “我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多多少少对‘皇室’、‘皇族’有些不一样的情感。北京再现代化也有帝王的痕迹。”赵峰说,中国经历了沉积,如今又崛起,在他这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场复兴。他用现代与帝王遗迹相结合的影像展现这场“复兴”,从北京拍到郑州、西安,走过十多个城市,拍下五十多张系列作品。

    之后,他又把目光收回来,把镜头对准了胡同里的街坊邻居,为他们拍摄肖像。这组风格鲜明的习作被《华尔街日报》的图片编辑看中,对方让他用拍邻居的风格去拍摄中国名人。张欣、王健林、洪晃……几十个名人拍下来,他也在摄影圈慢慢打开了局面。


“有钱在哪里都舒服,但在哪里做穷人更好一些?”这个疑问很多人都有,但很少有人去研究。

 
    对于拍摄名人这样的创作捷径,赵峰还是不满足。在纽约做摄影助理那一年,他建立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摄影观, 这种思维至今影响着他。

    在纽约,他白天做助理,晚上上课。纽约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摄影艺术中心,那里有最好的摄影艺术家和最棒的摄影展。“我在美国遇到的摄影师都有长远的拍摄计划。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些人拍一条街道,一拍就是二十年,他不再仅仅是摄影师,同时也是这条街道的历史学家。有些人一辈子只做过几组作品,但时间线拉得很长很长。”

    赵峰在寻找那个可以让他“一直拍下去”的创意。

    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从美国到中国,因为工作和登山运动的机会,他游历了很多国家,成了一个“见识过一些世面的人”。赵峰看到了花花世界,也以一个摄影师的敏感,观察每个城市的阴暗面。

    “在纽约,抬起头和低下头看到的是两个世界。那里和想象中一样繁华,却也有想象不到的不堪。”在时代广场,赵峰见到了远比亚洲城市更多的流浪汉,老旧的地铁角落里总有股尿骚味,后来他知道,那些是夜宿地铁的流浪汉留下的。

    在日本,繁华的商业街白天光鲜亮丽,晚上却是另一番景象。流浪汉们带着全部家当露宿街头,天一亮,赶紧收起行囊,给白领和成功人士腾出一个体面的世界。

    在印度,孩子们衣不蔽体,沿街乞讨,有着好姓氏的印度贵族穿着油亮的皮鞋从他们身边经过,互不干扰。

    “有钱在哪里都舒服,但在哪里做穷人更好一些?”赵峰的疑问很多人都有,但很少有人真的研究过。

    这个疑问让他越来越关注穷人的生活。“第一个想法肯定是跑去拍穷人,去美国,去纽约,去印度,去加尔各答……用纪实摄影的方式呈现,再附上一段穷人的故事。但我很快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属于互联网的时代,做过摄影记者的赵峰察觉到,新闻摄影已经开始失效:“在互联网上,一张猫的照片可能比一个悲惨的纪实摄影作品更有吸引力。你把一张惨兮兮的照片给人看,人家可能会动容,你po一百张给人看,大家就麻木了。”

    那要怎么做?赵峰质问自己,同时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太太林惠仪。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习惯,总会和外行的太太聊自己的创作。“我是很感性的人,她是经济学出身,喜欢用数字和逻辑思考。和摄影师朋友聊很容易一拍即合,和她聊总会碰撞出新的火花。”

    在头脑风暴中,太太给他科普了“贫困线”的概念。至此,纠结了两年的“如何表达贫困”的问题解决了。


想展示一种穷人生活和选择食物的可能性,而不是他们应该吃什么最省钱。


    “贫困线”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赵峰试着把数字置换成食物,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

    他们计划先用严谨的经济学原理算出一个城市的“贫困线”,再在限定的金钱指标下买来尽可能多的不同食物。“拍摄的第一个城市当然是北京。”太太在多方比较、权衡下,选择了中国政府划定的贫困线指标“人均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平均到每一天就是3.28元。

    赵峰和太太分头行动,到周边市场和超市买食物,3.28元的标准太低,最终,他们想尽方法,凑到了包括馒头、速食面、饼干、黄瓜在内的近七十种食物。

    “拍摄手法是去技术化的,把各种食材分别放在当日的报纸上,显出体积感,最多打盏灯。”赵峰还记得,在北京拍摄“中国贫困线”时,正值中国私家车需求量快速增长的时候,官方计划在汽车销售领域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汽车大国。“所以你看,报纸上都是汽车广告,报纸不仅是照片的背景,也能体现时代背景。这个做法就一直延续下去了。在每个国家拍作品前,我会先去买两份当地的报纸。”

    第二站是日本。日本的“贫困线”比中国高很多,但因为当地物价高,能买到的食物反而比中国少了。“按照我们当时划定的贫困线,日本有15%的人口是贫困人口。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毕了业没有工作,或者收入非常不稳定。这个数据让我对‘贫穷’有了新的认识。”

    在创作上,赵峰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因为手头的商业摄影工作,他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每次出差前,他都做好计划,出门一次不仅要做赚钱养家的商业活,还要顺带着把自己的“私活”也赶出来。“《贫困线》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做出来的,我很节省的。”赵峰说。

    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核算起“贫困线”来难度很大。赵峰的其中一个拍摄地是迪拜,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是阿拉伯语。他们不得不请一个阿拉伯语翻译,翻译好了再由太太计算出该地区的“贫困线”。而在文莱,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关于当地“贫困线”的相关资料,赵峰就到当地的经济部门买了书,邮寄给太太,太太算好后再把标准数值告诉在文莱等候拍摄的赵峰。

    在拍摄作品的过程中,赵峰结识了很多当地人。他常常要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去市场买食材,分辨出哪些是当地食物,以防花大价钱买了进口货。

    有些食物赵峰至今印象深刻:“格鲁吉亚的面包不是我们理解的面包,它长得像一个羊腿,又有点像球拍。德国和法国的奶酪差别很大,法国人随性,奶酪的洞比较大,德国人严谨,奶酪上的洞又小又均匀。”

    拍摄了二十几个国家、几百种食物,有些是生活必须,有些对穷人来说显得奢侈。赵峰不止一次面对过这样的质疑。“我只想展示一种穷人生活和选择食物的可能性,而不是他们应该吃些什么更合理。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不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物质追求,穷人也一样。”赵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穷过,但在很穷的那些日子里也吃过鸡鸭鱼肉,也有过看起来奢侈的玩具,“只是吃的频率比较少,玩具不太多”。

    后来在世界各地的展览也证实了赵峰的判断。有穷人和流浪汉来看展览,他们一一指认照片里的食物,好像每一样都吃过,“只是有些上个星期吃过,有些一年前吃过”。


“贫困线”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他一边拍摄新作品,一边重新拍摄旧题材。


    在北京拍完第一组作品,赵峰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给朋友看。“他们都非常不喜欢。”赵峰说,大家质疑“贫困线”的标准,质疑食物选择、拍摄手法,“没有人看好这个作品”。

    激烈的反对反而让赵峰觉得,这作品“有意思”。追捧也好,骂也好,总比没有声音好。

    连续拍摄两年后,2012年,赵峰和太太林惠仪的《贫困线》在北京三影堂第一次展出。反响比想象中热烈,不仅有艺术圈和摄影圈的人关注,经济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个作品。

    “这是一组不同人有不同反馈的作品。”赵峰记得,在展览之前,他把作品送到印刷厂,印了几天之后,印刷师傅从家里带了一个鸡蛋来。“他想看看,他的鸡蛋和《贫困线》里的鸡蛋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没有情感的作品,展现一个深刻的社会议题,可以快乐,可以悲伤,这是赵峰对《贫困线》和未来其他作品的规划。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的“贫困线”会发生变化。2012年时,他们就在一边拍摄新作品,一边重新计算和拍摄已经完成过的作品。“这个作品不会停,一边拍新的,一边更新旧的。”赵峰找到了属于他的“可以一直拍下去”的创意。

    2016年伊始,赵峰就开始了新的系列作品《平等》的创作。其中一部分已经在法国展出。这组作品和《贫困线》有着相似的方法论,都是在创作之前以资料搜集和分析作为基础,用去技术化的手法进行摄影创作。
同样的,在《平等》里,赵峰也不想去批判什么,他只想呈现“平等”的可能性,不同人对物质、生活方式的迥异追求。

    在赵峰的作品里,理性比控诉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