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烧圈


文/温遥等
<<新周刊>>第462期

    当北大考古研究生刘拓在伊拉克被误抓时,一个在中国蛰伏已久的“考古发烧圈”浮出水面。“考古发烧圈”中,活跃着近百位“考古发烧友”。他们不是职业考古人,却有着惊人的热情和广博的学识,长年痴迷于行走古迹、丈量过去与未来。他们中有医生、金融分析师、建筑师、设计师,有音乐家、大学老师,也有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他们多为80后,因为一个偶然,爱上了“考古”,彼此相吸。

    刘昂和刘拓是铁哥们,是野性而淳朴的探险派。青年指挥家张少,像迷恋阿巴多一样着迷于去古迹印证历史文献原典,是“拿着一勺油行走沙漠”的文献派。脱下西装的唐大麟,是颇有“考古领队”风范的数据派。而追随过林徽因步伐的亚芳,和她的“同道前辈” 朱俊、瞿练等人,算是圈内最痴迷的古建派。巧合的是,采写“考古发烧圈”的两位作者也是同道之人。温瑶,一位致力于地理志写作的古迹爱好者。李后笑,一位考古专业毕业的广告狂人。

    保罗·巴恩曾在《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中说:“往昔的伟大人物渐已逝去,但是一支略微有些怪癖的、富有献身精神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大军正在地球上勤奋地工作,试图去理解往昔的意义。”我们采访的这群“考古发烧友”,或许正是这支大军中可爱的一员。而“怪癖”一说,无非是他们精神世界深处那张抵挡喧嚣的面具。


文献派

张少 太多秘密藏在文献里

文/温瑶 图—李伟/新周刊
张少
33岁,指挥家、钢琴家

访古年限
15年
访古地数量
约200处
最难忘的访古地
居庸关云台
2016年最想去的访古地
西藏西部

    2016年,张少将满33岁。这位密苏里大学的音乐博士,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起床,就会操心自己能赚多少钱”的年纪。“务虚者”的天性,让他明白,物质生活当然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出让精神份额的地步。

    青年音乐家张少拎着两袋刚买的蔬果从嘈杂的菜市场向家的方向走去,路过新街口时,他的双腿自然地将他带入一间旧书店。这是北京冬日下午六点,一场浓重的雾霾,做着被大风吹去前的顽强抵抗,一小时后,道路彻底变得昏暗不清,张少捧着一本《草原霸主》、一本《突厥与回纥史》以及几本《文物》杂志,穿越大雾,走进他的“魔法小屋”。

    张少位于邮电大学附近的家,一个不大的两居室,堆了满满当当不少于三万册图书。从门厅到书房、卧室、阳台,甚至床底、床头,他的宝贝,整齐有序。衣橱委屈地占领一角,那些溢出的衣物,只能被简单地挂在简易衣帽架上。

    这些书,从历史文献原典、文物画册、音乐文献,到民族史、民族志,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他脱鞋进家,把书往书房书桌上一放,随即进入厨房。这时,他的脑子里正有一支交响乐队在演奏。女友的几声招呼,他都没听见。

    “我在琢磨这个音乐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自打19岁起,他心中就不时有着难以跟人分享的纯净的喜悦和一种破解了密码一样的兴奋。这种激情给予的自信,让他显得极度与众不同。

    《红楼梦》一样伟大的阿巴多让张少找到音乐的眼睛。

    对阿巴多的热爱始于1991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一年,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刚满8岁的少年,被电视里正处于事业巅峰的指挥家贵族般的体态吸引。那次是《蓝色多瑙河》,干净、美妙。“天哪,太美了。”张少连同那间小屋,像被音符清洗过一般。很多年后,他才找到阿巴多《蓝色多瑙河》与众不同的原因:“阿巴多做出了一个重音。仅仅一个重音,就像眼睛一样,改变了整首曲子的结构,使音乐显得很立体,很精彩。”

    很多种子早已埋下。200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文献研究方向二年级学生张少,偶然在一间音像店里发现了1989年阿巴多指挥的《沃采克》。他捧回家,闭眼聆听。“感到一惊,睁眼是一种被洗脑的感觉。”《沃采克》是一出歌剧,毕希纳的剧本,贝尔格作曲。艰深且先锋的维也纳派代表作,大部分人敬而远之。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面前一扇门被缓缓推开了。

    第二遍,第三遍,反反复复,越多听一遍,越觉得这个音乐不得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找到总谱。这部歌剧的总谱很珍贵,当时国内只有两本,一本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一本在上海。他央求在音乐学院做教授的父亲从图书馆借出来影印。他将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全部发泄到研究曲谱上,日日夜夜,背对春光。

    他用最严谨守正的方法,尝试重新构建整个音乐,试图跟它诞生之初贝尔格的大脑融合。直到有一天那个藏在海底的架构浮出水面——第三幕的第二场和第三场之间一个间奏曲,有一个很长的音,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待到力量蓄积到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时,突然一下,干干脆脆地戛然而止。 “这就是伟大啊,有着《红楼梦》一样精密的结构,处处有伏笔,但又极其自然、合理。没有一个音是多余的,每个音在整部作品里都能找到存在的意义。从那之后,贝多芬不再是概念里遥不可及的贝多芬,而是可以理解、可以亲近的。”

    他就在乐曲中反复碰撞,有时狂喜,有时潸然泪下,有时宁静肃穆如一尊雕塑,有时又因独特的共鸣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他的专业水平很快被导师认可,在硕士期间,即为指挥系本科学生教授总谱读法课程,为期三月。

    那上头有一个字,他凑近一看吓一跳,这个梵文字母念om。“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佛教印记呢?”

    2002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同样向张少展现了日后生活的雏形。这一年,他随几位北大考古系的朋友到河北涞源阁院寺游玩。一进寺,即敏感注意到这座寺庙的不同之处。它很特别,文殊殿正面三扇全是门,没有墙,墙在侧面和后面,门不是一般的门,上头都是一个窗格紧接着一个窗格,正面占满视野的门,其中有一扇不起眼的格子窗户是辽代原物,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窗子上头都是很小很小的梵文字母,透雕过去的,那上头有一个字,他凑近一看吓一跳,这个梵文字母念om。“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佛教印记呢?”

    他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当时国内已有两位学者提出过阁院寺文殊大殿的特殊之处,但如何解释,均无一个满意答案。张少往返此地十余次,勘察过地貌及其余建筑之后,将目标锁定到佛教密宗,在文献里披荆斩棘,终于找到了解释此现象的有力证据。“哦,原来这种梵文并非一般的梵文,而是具有灭罪度亡功能的陀罗尼,来自《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被佛教密宗认为威力神效,能够发挥拯济功能。”而陀罗尼实现法力的途径,文献记载为“尘沾影覆”:“凡人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甚至只要书写着此陀罗尼的经幢的影子映到身上,乃至于幢上的灰尘偶然飘落人身上,则此人亦得以除净一切罪业恶道。”

    文殊大殿面朝南方,起初,正面三面门想必应是如唯一留存下来的那扇窗户一样,刻满陀罗尼,当正午的阳光透过门窗打入大殿,神秘咒语陀罗尼将铺满佛前祈请者的后背,度一切苦厄,化一切灾祸,这种宗教隐秘的瞬间,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事故”。

    寺内还藏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院子里有一口大钟,上面铸了这个寺院的名字,叫“阁子寺”,这个阁子,在《营造法式》里叫“格子”,如果“阁子”是辽人的手误,那么这个匪夷所思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辽代时,这个寺院就是以格子著名的,文殊殿的秘密,在于门窗上透雕的陀罗尼。
张少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以前看过无数次的辽代画册突然有了新的发现,那些陀罗尼同样出现在墓葬里、塔里……那种熟悉的兴奋又来了,正如当年破解了《沃采克》一段长音时那样的兴奋。讲解着这段故事的张少,脸上又露出刚才进门时那样的微笑。

    无论在指挥领域,抑或考古领域,须像拿着一勺油在沙漠行走的人——既不能迷失方向,又要确保勺里的油完好无损。

    张少的发现不拘于一时一地的某一现象,却非常难得地拥有宏观的视野和极度细致的观察力。北海的白塔,下面有一小山,这是一般人玩赏的终点,却是张少的起点。他把目光投向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和旁边那条卢沟河,跳过那些狮子,落在“卢沟河”三个字上。

    卢沟河,《汉书》叫“卢水”,《辽史》称“胪朐河”,清代直接称“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历史终于露出了它的蛛丝马迹:蒙古人最早起源的圣地——肯特山地区——西南方向有克鲁伦河,在河水拐弯的西南角,向东北方向,有一个小山包,这个小山包旁边有一小湖,如果从高处俯瞰,卢沟河的东北方向,就是北海的白塔、小山,以及那个湖。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当我们歇斯底里时,我们就像找不到档案的人,怀疑它到了很多地方,“我们想到处发掘,就像发了烧一样。档案,是要给认定的原址盖一个庇护,考古是对认定的源头产生了怀疑才开始做的事”。

    张少并没有想过以自己考古的发现,在源头上占据一个位置,以此确立自己在某个领域的权威。他心里有更广阔的陆地和大海;同时,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出职业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要求他,无论在指挥领域,抑或考古领域,须像拿着一勺油在沙漠行走的人——既不能迷失方向,又要确保勺里的油完好无损,涉猎尽可能多的领域,阅读尽可能多的文献,解决尽可能准确、有价值的问题。

    他的偶像阿巴多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一位祖父辈的亲人,在帕莱莫大学里教书,他教授人类学和其他课程,每隔五年,他都会研究一种新的文化和语言。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要接触尽可能多的文化,这将是一个宝贵经历。”

    在考古这件事上,他们又一次殊途同归。而阿巴多通过自己的音乐素养早就悟到的纪律性,张少通过业余考古工作的帮助,同样深刻地领悟到了。

    2016年,张少将满33岁。这位密苏里大学的音乐博士,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起床,就会操心自己能赚多少钱”的年纪。他没有过多的惊慌,被家人心疼地责怪的时候,他就沉默。

    史铁生《务虚笔记》,在开头写道:“我们曾经是否相遇过呢?好吧,你说没有,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曾察觉。” 但整部小说,均是时光幔帐之后,一个有心人持久的回望。有那么几个瞬间,张少的样子都让人想起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前辈,或者说,他也是一位“务虚者”。

    “务虚者”的天性,是保存内心纯净的激情,时时擦拭,日日翻新,他很明白,物质生活当然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出让精神份额的地步。他仍然保持着不快不慢的演出节奏,但写作计划明显多了起来。


数据派

唐大麟 一个怀古青年的访古地图

文/李后笑 图—李伟/新周刊

唐大麟
29岁,央企职工

访古年限
12年
访古地数量
超1000处
最难忘的访古地
罗马、新疆、金沙江流域
2016年最想去的访古地
蒙古国哈勒和林遗址
(成吉思汗的足迹)


在访古圈,唐大麟被戏称为数据派。自幼喜欢诗词歌赋的唐大麟发现,自己其实是身处一个“自古就怀古”的文化传统之中。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中国三分之二世界文化遗产,近千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使人难再得。”酒过三巡,一曲《佳人歌》吟罢,唐大麟有些恍惚起来。这是北京CBD一家号称西北盛宴的餐厅,墨绿色的帷幕、厚重的羊毛地毯和白色桌布上的手抓肉,都带着浓郁的西域风情。唐大麟又一次端起酒杯,忆起当初。

当初,咸阳塬上帝王谷。阡陌纵横青黄相接,历朝历代的封土冢连绵不绝,如融化的金字塔。夕阳西下,绝代佳人早已香消玉殒,墓茔上开满无名小花。少年唐大麟跌跌撞撞,手脚并用地登上李夫人墓,拍打着膝盖上的黄土,遥望八百里秦川。但见炊烟氤氲,渭河苍茫,一边是“文治煌煌,武功赫赫”的汉武帝茂陵,一边是苍松翠柏的卫青、霍去病陪葬墓。一种沧海桑田的历史感、山川形胜的地理感与脚下的时空交错,令他如醉如痴。

怀春的年纪,唐大麟怀了古。一个比眼前的现实更为迷人的世界,为他拉开了帷幕。

那年,唐大麟十七岁,第一次出门远行。

那次出行,起意于中学历史课堂,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的故事,激荡了少年的心。他和伙伴私下相约,前往距离几十公里外的茂陵。两人换乘公交车、三轮车,一路打听,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探索。
怀春的年纪,唐大麟怀了古。一个比眼前的现实更为迷人的世界,为他拉开了帷幕。他注意到,他生长的地方西安,正好处于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的交界处。他背着书包走过的路,可能走过一位汉代或唐代的书生;
他踢球的地方,可能发生过改变历史的惊天阴谋……渺小个人的一点得失,放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实在是沧海一粟,小得不能再小。多少名将风流终成枯骨,多少仁人志士难得不朽。一颗夜明珠,可能是超越时空的,但也是乏味的。那到底什么是不朽?唐大麟心中充满疑问。
怀古,像怀着一个秘密。他急切想要做些什么,又不知从何开始。

如果某一天,他像一位古代乡绅那样出版了一本《中庸集解》,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天下浪子不独一人。自幼喜欢诗词歌赋的唐大麟很快发现,自己其实是身处一个“自古就怀古”的文化传统之中。仅就怀古诗而言,各个时期的怀古诗层层累积,本身就如相互叠压打破的考古地层,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厘清其线索,体会其深意。

怀古诗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时代。西周灭亡后,平王东迁。周士大夫行至宗周故地,见宗庙宫室已成废墟,长满黍禾,彷徨不忍离去,而发黍离之悲,亡国之痛。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悼亡的基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怀古的模式也在那时固定下来。正如元人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

后代怀古诗因循于此,凡古都故国、离乱之世、陵墓故居,以及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无不成为怀古诗词的发生地。任何了解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可以轻易罗列一个从孔子到屈原,从李白到苏东坡的怀古者名单。

另有一条路径,指向金石学。如果说怀古诗的前提是古迹,咏史的前提是文献,金石学的前提则是古物。金石学的金,指的是传世青铜器上的文字;石,指的是碑帖和勒石上的文字。因此,金石学的背后其实是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历史,金石学就是为“补经正史”而存在。

现存的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是欧阳修所编,宋代从事金石学研究的大多是士大夫和宫廷贵族,没有相当的财力和地位,庶民几乎连一窥究竟的机会都没有。近代考古学发端之后,中国学者普遍将金石学当作中国考古学的渊源。至今称雄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派”也还是不免带有“补经正史”的烙印。

然而没有一条路,将唐大麟引向“考古学”。中国的考古体系是:院校—研究所—博物馆。这个体系严密把控着所有地上地下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外人只可以通过对外开放的文博单位参观。数量有限,忙于本职工作的考古学家,也极少有能力对公众普及自己的研究成果。

唐大麟说:“从来没想到去学考古。我也不搞收藏,不爱看盗墓书、探秘书。我只是喜欢读书,喜欢去书中读到的那些地方看一看,感受一下。”

好在,爱看书的孩子大多不会变坏,怀古少年的人生之路走得格外平稳。中学毕业后,唐大麟顺利考取了北京一所录取分数很高的大学,并罕见地争取到了留在北京的名额——他留在一家中央直属企业工作,在适当的年纪顺利地成了家。

在中国地表面貌变化最大的近十年之间,唐大麟不慌不忙地在心里为自己定好了位:一个有传统士大夫理想,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哲学、以历代先贤为人生榜样的读书人。

为此,他甚至很少涉猎相关的艺术史和边疆史,他也不看西方哲学与学术书,坚持认为古人的智慧,已经足以应对整个人生。他宁愿反复背诵阅读“四书五经”,认真批注、做笔记。如果某一天,他像一位古代乡绅那样出版了一本《中庸集解》,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他小心翼翼地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着缝隙,积累起自己的“访古大数据地图”。

2015年冬天,鄱阳湖枯水位逼近历史极低点,江西省落星墩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景观,丰水期需要渡船才能前往的观景台,如今步行就可以到达。

唐大麟从手机上读到这条消息,立刻心动并且行动起来。他忘不了,落星墩被王安石称为“万里长江一酒杯”,黄庭坚、朱熹皆有题咏。

元旦小长假只有三天,唐大麟即刻着手规划行程:买高铁票、租车,查找沿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路线,计算时间精确到分钟。几乎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都经过精密的测算和规划。
江西之行,为唐大麟的博客“大唐行者”,又增加了十几处“国保名录”。

在访古圈,唐大麟被戏称为数据派。并非他喜欢如此,而是不得不如此。他小心翼翼地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着缝隙,积累起自己的大数据。他也必须寻找契机,全家出游。吸引他妻子的,可能是当地的小吃,也可能是《芈月传》里的秦东陵。

其实早在学生时代,唐大麟就近水楼台,遍访了号称帝王谷的汉十一陵与唐十八陵。这让他获得了网络访古圈的入场券。十年来,唐大麟的足迹遍及中国三分之二世界文化遗产,近千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内,达到这个数字的人,恐怕不超过20人。”而这些都是来自唐大麟节假日的“零星积累”。

小时候,唐大麟的书桌前就挂着两幅地图,一幅世界地图,一幅中国地图。从他十七岁第一次出门远行茂陵开始,地图在他眼中就已经被拉伸到广阔无垠的思维空间,十多年来纷至沓来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在他脑海里不断刷新,并相互连接,成为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大数据地图。

“这幅图,会跟我一辈子。”唐大麟放下酒杯说。


古建派

亚芳 骑在六椽柎上偷时间

文/温瑶 图—李伟/新周刊

亚芳
38岁,品牌咨询顾问

访古年限
15年
访古地数量
约600处
最难忘的访古地
山西平顺地区
2016年最想去的访古地
印度


“2006年之前的大部分行程,都是我一个人走的。”

中午12点整,“六椽柎”(京城较早的一个古建爱好博客圈,由建筑师朱俊和金融分析师瞿炼于2007年发起)
元老之一亚芳穿一件冲锋衣,素颜出现在设计前卫的罗兰湖餐厅。没有早一分,也没有晚一秒。

她算是误入古建圈,但时间证明,这些古老的地面建筑正是她心底真正寻找的东西。她也不知如何解释那次偶然。如果不是正巧在嘉里中心附近的公司上班,如果不是午饭时间看到了中心书架上摆的《中国古建二十讲》,至少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对古建发生强烈的兴趣。开篇标题“墙倒屋不塌”五个字,至今仍是她精神上的里程碑。

她拖着满是泥水的鞋子走到案几旁,心里一酸,哭了。那时她并不知道,这间旧居几年前曾是某位大娘的鸡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是梁思成的学生,从他的笔下带出来李庄的线索,让2006年将满30岁的亚芳看得目眩神迷。2007年,她公务出差到四川,有大把的周末时间待在重庆、成都两地,寻找李庄的念头就非常轻松地跑出来了。“万一它还保存着1946年的样子呢?”她暗暗心想。

出发那天前夜刚下过一场大雨,除了地处宜宾,李庄交通如何,她一无所知。到达之后才知道,自己做了多么大胆的一个决定。“那是深山,真的是深山,没有车,没有小蹦儿,大部分时候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路上又泥泞得让人烦躁,没有地图,没有GPS,手里只有从《西南建筑图说》里复印出来的几张关于李庄的记录,该去哪里找呢?”

她当然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螺旋殿,但如果到史书所载的当年所在地栗峰山庄,就不那么容易了。“‘自县治西南六十里李庄镇溯长江西上,约五里,折西南,登板栗坳。’等等,板栗坳?这字到底念‘袄’还是‘傲’呢?念起来好奇怪,‘其他小山环抱,自乾嘉年来,为张氏聚居之所……桂花坳’,不管了,找人问吧。”她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水里跋涉,山下一位正采花生的大哥感应到了她绝望的求助:“哦,那个地方哟,一直走就行了噻。”她拼命摇头,大哥干脆说:“好喽,我引你去噻。”她破涕为笑。当罗尔纲一家人拍过照片的牌坊头闯入视线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终于到了。

再远一些就是上坝月亮田,梁思成、林徽因的营造学社所在地。亚芳打开一直攥在手里的资料图,屋子的布局完全一样,仍然靠在窗边的陈旧的书桌,昏暗的光线透过窗子照进来,再晚一点就是他们点起菜油灯的时候了。她拖着满是泥水的鞋子走到案几旁边,心里一酸,哭了。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间旧居几年前曾是某位大娘的鸡舍;就算栗峰山庄气势威严的明清建筑,战时中国最权威的图书馆所在地“田边上”,也因院子里长满没腿的野草而显得捉襟见肘。这哪里像放置过中国最大书案的治学之所,倒正像美国学者费正清的描述:“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当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
自那次之后,亚芳就成了梁林的忠实粉丝。

亚芳突然想起林徽因留下的旧照,那时候,她穿着旗袍,猫腰站在同一个地方。她不由得暗自揣度,难道是穿着裤子爬上去,然后又换上旗袍的吗?

就在亚芳走进李庄深山的时候,她远在美国的访古圈好友朱俊、瞿练也因一次偶然的发现激动不已。“难以置信,我手上正拿着梁、林在宾大就读时的学籍卡!虽然卡片有点残破,纸色也已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辨。信息栏里用英文工整地写着梁思成(Liang Shih-Cheng),生于1902年4月15日,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家庭住址中国天津,父亲梁启超(Liang Chi-Chao)。”

亚芳了解到,朱俊每次到费城都会去宾大考古和人类博物馆,那里有满满一屋子中国宝物:昭陵二骏、易县的三彩罗汉、广胜寺的壁画……广胜寺!朱俊的目光停留在这三个字上。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于是火速回到图书馆中,翻阅梁林二人的山西考察之旅。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夏天,梁林二人应费正清、费慰梅夫妇邀请,在山西做过一次考察。广胜寺为最后一站。这次考察的具体路线、考察结果及沿途状况,全部原原本本记录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里,题目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朱俊、瞿练二人立刻规划出一条重访梁林晋汾考察的线路,不久后的一个长假里,就和亚芳等共四人,一起上路了。目标明确,第一站就是广胜寺。

下寺失去壁画的两座佛殿里,墙上刷着刺眼的白灰,抬头望见巨大斜梁:这种与大昂类似的斜梁结构曾让梁思成兴奋不已。他们当然爬上飞虹塔顶,那是梁思成夫妇与费正清夫妇在广胜寺颇为惊心动魄的冒险。费慰梅记载:“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够吓人的。可是这个建筑如此精确,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怎样跨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

当亚芳他们从墙上的小口子观赏到高处的景观时,他们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看到的必然不是同样的景色。他们看到的是碧绿的原野、清冽的山泉,如今,视野可及之处却是冒着浓烟的工厂,以及积攒着黑色工业灰尘的肮脏街道。林徽因记述里的星辰北斗似乎也随着他们的离去,黯然消逝了。

亚芳突然想起林徽因留下的旧照,那时候,林穿着旗袍,猫腰站在同一个地方,姿态优雅,看不出攀爬过后的狼狈,她不由得暗自揣度,难道是穿着裤子爬上去,然后又换上旗袍的吗?

“我们一旦上路是根本没有性别分别的。艳遇?那是什么?我没听说过。”

亚芳、朱俊他们的路线是一路北上,纪略里至少一半儿的建筑,不是塌了、毁了,便是被拆了。实际寺曾是梁林考察路上借宿的地方,当他们按记载寻到赵庄,老乡指着村口对面山岩的崖壁,目力所及是一片废墟,只有几孔废弃的窑洞和几堆碎砖烂瓦,但黄土里仍然半掩着残碑和彩色的琉璃。又有一寺,当地的老乡指向一片农田:“你们要找的寺庙,就在这田里。”

山西古建遗留很多,且大多年代久远,当亚芳第一次登上佛光寺的台阶时,多年积累的情绪突然爆发,她又哭了。佛光寺,相当于古建爱好者心中的珠峰。寻宝之路无异于一次次艰难的跋涉。“依我看来,访古之路要坚持下来,需要三个标准,一是时间,二是经济,三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三者缺一不可。”身在美国的朱俊通过微信加入了这场谈话,那时候,美国当地时间已是深夜。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哪怕是工作间隙紧紧张张的一个小时,只要谈起与古建相关的话题,“六椽栿”的人一个个天真烂漫,而出发的日子则是他们最激动的:“我们一旦上路是根本没有性别分别的。艳遇?那是什么?我没听说过。一旦出发,那个气场就全变了,我们被一个共同目标牵着往一个方向走,除了兴奋,别的想法一概全无。”

“没想过放弃吗?”“从来没有。”“为什么?”“就好像你不可能放弃自己。”

十多年来,亚芳在朋友的陪伴下,晋东南去过不下五次,出入古庙无数,大多数濒临倒塌,破烂不堪,但这样一堆时光的灰尘,却如一座宝库毫无倦意地吸引着他们。

“你看它们生命力多么旺盛!墙倒屋不塌,古建是有灵魂的。我们就是这样偷时间的。看古建这件事儿会把你带到尤其缓慢的时空里。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噪音,不考虑明天,这是前后相续的时间里,一个被遗漏的神奇空间。我有时必须用它来对抗芜杂的生活。”

两个小时后,用完晚餐的亚芳,又迅速回到嘈杂的生活中。


冒险派

刘昂 唱着昆曲去探险

文/李后笑 图—李伟/新周刊

刘昂
33岁,高校教师

访古年限
15年
访古地数量
超1000处
最难忘的访古地
古埃及神庙、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遗迹
2016年最想去的访古地
阿里古格王城遗迹

在访古圈子里,刘昂与刘拓被称为“用生命去旅行的师兄弟”。他们有过数不清的历险、数不清的困顿。但比起冒险和痛苦,刘昂更乐于享受发现和喜悦。

加了刘昂微信,翻他的朋友圈,貌似一个狂野版史航,人还在云南。再往前翻,滇缅之行也透着狂野,那叫一个马不停蹄,千里奔袭,不像拉网式调查,倒像地毯式轰炸。这路子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考古勘察相反,看不出目的,也看不到结果,是真摇滚。

刘昂身上那种校园子弟气质,是即使走在光滑明亮的商场里,也如走在校园主干道的林荫路上。

巴巴地等到刘昂“移驾回京”,本以为他要坐在团山背回来的蒲团上歇歇脚、翻翻书、码码字,不想次日便被召见。可见也是心里藏不住事的,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前听说他不怎么喝酒,爱吃肉,大块头。见面果然爱吃肉,饿了可以毫不含糊接过对面盘子里的半个牛肉三明治吃。人又透明,有校园子弟特有的气质。
如果把全国的校园子弟排个座次,刘昂恐怕要坐在前排。他们家祖孙三代,都为北京同一所大学工作。他爷爷干脆参与了这所院校的创建。印象中,那个校园隐在北京海淀区南部的一个苏式宾馆后面,至今还保留着一片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低矮建筑,宿舍楼之间的庭院里栽满花草和蔬菜,偶尔还有家禽出没。

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盛行探索小说,其中有一个短篇,讲一个校园子弟的故事。那个女孩从父母所在大学的附属幼儿园、附小、附中,一路上到研究生。她几乎从未出过校园,每天来来回回走同一条林荫道,满院全都是认识她的人。有一次她和男朋友吵了架,想不开就把自己关在化学实验室喝了硫酸。可惜校园子弟的故事,毕竟不如大院子弟那么精彩。这篇小说也没有太流传开。

刘昂身上那种校园气质,是即使走在光滑明亮的商场里,也如走在校园主干道的林荫路上——随时准备向对面来人说“老师好……老师再见”。想必他一个人走在中亚草原上,也是那一副德行吧。

“专业的不一定比业余的好。唱得好的,研究得深的,都是业余的。”

刘昂的网名“昂昂千里”,出处是屈原的《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大意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差不多,很励志。新出的上官婉儿墓志里有一段话:“落落万寻之树,方振国风;昂昂千里之驹,始光人望。”刘昂忙用来当了微博签名。

上面这两段话,都指向一个俗称:千里马。

刘昂的千里之行,始于西洋音乐。那是千里马和伯乐都常有的80年代。五岁时,刘昂歪着脖子拉小提琴,十二岁长成大个子,一边学巴松,一边“昂昂”学声乐。独唱、独奏、室内乐、协奏曲、交响……三十多场音乐会的掌声,都没把刘昂留在古典音乐界。他和第一批伯乐再见了。

“我爷爷喜欢京戏,家里总放梅兰芳的唱片,旧知识分子嘛。”刘昂说。

刘昂爷爷的家里是河南大军阀,爷爷反叛旧家庭出来,到当时的帝都南京读中央大学,听戏的习惯从南京一
直跟到了北京。十五岁,刘昂拜师学唱京剧,正好赶上了昆曲复兴的好时候。这一次,刘昂没有让伯乐们失望,他努力地唱曲、打谱、填词、校订,并四处录音讲学,很快成为北京昆曲研习社、北大京昆社的骨干之一,著名的青年曲家。

但他还是把昆曲当成了爱好,并且这个爱好,还只是其中一个爱好,一个比较出名的爱好。
“专业的不一定比业余的好。唱得好的,研究得深的,都是业余的。”
说到底,刘昂也不肯提“票友”这个词,但他可算是将“票友不下海”的精神贯彻到底了,即使他们“一说昆曲都知道我”,他也不愿意把它当成一份工作。

刘昂的父亲是理工科出身,爱玩、爱逛,到哪儿都喜欢带着儿子。当时家里有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名胜辞典》,那上面的辞条,父子俩去一个划掉一个。父亲年纪大了,逛不动了,刘昂就带父亲去,尤其是国外。

从小去的地方多了,家中所藏的文史典籍开始发挥威力。刘昂遍览家中藏书,并轻而易举考取了北大古文献专业,从本科上到研究生,不肯再往上念博士了。因为,那意味着真正进入一个狭窄的专业。
在北大,刘昂参加了文物爱好者协会,开始频频上考古系蹭课、听讲座。他的兴趣点渐渐集中在宿白先生所

开创的佛教考古领域。那是一个由经卷、石窟寺、壁画和金银器组成的世界,也是林梅村、齐东方这样的学术明星辈出的领域,以刘昂的古文献功底,转过去倒也顺理成章。

这是刘昂离考古最近的一次机会,但问及“想没想过学考古”,他的回答仍然是:“没想过,从来没想过。”

毕业之后,刘昂去过一家出版社,不久回到了从小长大的那个理工科大学教通用选修课。大学语文、对外汉语这些课程,与他北大的古文献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似乎已经习惯于不从事任何所谓“专业”了。而不专业,让刘昂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以他在学校新近开设的两门通选课“中国昆曲艺术”、“中西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考古”来看,两大“爱好”也渐渐渗透进了工作。

在访古圈子里,刘昂与刘拓被称为“用生命去旅行的师兄弟”。他们有过数不清的历险、数不清的困顿和数不清的快乐。

像很多北大毕业生一样,刘昂有事没事还经常回学校“办事儿”,蹭课,听讲座。就是在那段时间,刘昂认识了比他小七八岁的小师弟,考古系研究生刘拓——那个“从伊拉克被释归来的北大考古研究生”。刘拓在西安书院门长大,家门口就是碑林博物馆和城墙、书画一条街。天性好古,也去过很多地方,两人一见如故。

中国考古学严格按照时代划分,本科生都学,研究生以上只修其中一个时代。刘拓是从古生物专业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旧石器时代与古脊椎和古动物研究离得比较近,而与历史时期考古较远,说起来不一定比刘昂有多大专业优势,也是旁听。

撇开专业的藩篱,两人反而更加趣味相投,开始频频相约出游。从近处的博物馆、野长城,到远处的中亚的各种斯坦,天南海北不下十多次。

“刘拓比较执着,想去的地方不管多远都得去,进不去,翻墙也得去。”刘昂说。

有这么一个小师弟同游,刘昂的访古之路多了很多快乐,也多了勇气。一次两人路过阿富汗使馆,在没有预约的前提下硬闯进去,要求一个旅游签证。与传闻不同的是,阿使馆工作人员不仅很快为他们办好签证,还招待他们一顿茶点,介绍了去旅游的注意事项。

在访古圈子里,刘昂与刘拓被称为“用生命去旅行的师兄弟”。他们有过数不清的历险、数不清的困顿。刘拓在伊拉克被捕的那次,刘昂觉得自己“勇气不够”,就没去。但他也不后悔。

“人生很短,世界很大,想走的地方还很多。”虽然刘昂足迹已遍及中国和欧亚大部分国家,但七大洲、四大洋,还有不少他未涉足的区域。他也从不介意在旅途中,与素不相识的同道者相伴而行。随和的刘昂,还从来没有因此遇到过不快。

比起冒险和痛苦,刘昂更乐于享受发现和喜悦,在他经常招约同行者的豆瓣,记录晋东南访古的日记里,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话:

“村里看庙大娘把钥匙扔给我们说翻过这座山就是庙,顺着石头路爬啊爬,看着两边层层麦黍赤土爬到山顶,喘息未定,忽地一瞥,但见远处山坳中端坐一古寺,大殿壮美的出檐、旁边小殿前古拙的奇松……幽幽古风扑面而来,美之摄魄勾魂者,每在于其与景合与境合。我们一边惊叹,一边跑向这座深山乡野的中宋构(一说金构),走得愈近愈兴奋,这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访古的快乐。”
昂昂唱曲,千里访古。昂昂千里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