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条暴政


文/邓娟
<<新周刊>>第462期
 


当“肥胖”这桩污名横扫世界,“减肥”也成为纵贯古今的战争。胖瘦的审美标准先被封建君王垄断,又被后现代城市和商业劫持,人类减肥史,是一场外表专制下的“苗条暴政”。




    “我太胖了,我要吃泻药、喝咖啡。我抽烟的时候再也不同时吃别的了。”尽管声称“内心里住着一位绅士”,在减肥问题上的纠结仍然出卖了玛琳·黛德丽的女人本质。这个上世纪在好莱坞和嘉宝平分秋色的德裔女星,拥有纤腰和一双大长腿,掀起了1920年代的“吸烟装”和性感丝袜潮流。可她还是对身材吹毛求疵,逼自己每天只食用蔬菜汤、农夫奶酪和面包。

    减肥是难得令女人同仇敌忾的战争。隔了一百年,黛德丽的哀叹仍然应景,尤其在这“节后胖三斤”魔咒还未消除、“春天不减肥,夏天徒悲伤”警铃已然作响的当下。

    事实上,所有哭着喊着的减肥宣言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撒娇,真正为胖所困的人都在打落牙齿往里吞,就像每所小学每个班级里那个忍气吞声的胖子。

    一切不健康的减肥都是耍流氓。“肥胖”这桩污名是荼毒古今中外的最大谎言,胖瘦的审美标准,先被封建时代的君王意志垄断,又被后现代的城市和商业劫持,让女人及男人都无可幸免地暴露在不礼貌的监视之中。

    “看脸”“看身材”的外表专制一日不除,人类终难摆脱学者金·彻宁形容的“苗条暴政”。


胖子的美好时代稍纵即逝,连统治者也不能无节制发胖。


    漫长的人类史上,忍饥挨饿的时间远比营养过剩漫长,然而胖子的美好时代只是稍纵即逝。

    隆起的腹部、肥大的臀,辽宁红山遗址出土的女体塑像,被它的发现者冠名“东方维纳斯”,考古学家们就喜欢把所有远古女性人像通通叫这个名字。辽宁版和土耳其版、奥地利版“维纳斯”,都与古希腊版的优雅、修长大相径庭,而是矮、胖、黑、丑,袒露着石器时代的生存和生殖需求,那时谈审美意识还为时尚早。

    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未解决温饱,古埃及人就已经把胖和有病划等号,把肥胖的病人画在墙壁上。意识到胖子比瘦子容易猝死,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建议人们裸体奔走、睡硬板床、饭前锻炼、吃饭时也不停晃动身体——这大概是早期最详细的减肥措施,相比起来,在近乎同时代的中国,发生在楚宫的那场浩大的瘦腰运动,办法不过一个饿字而已。

    到了中世纪,对于经历了饥荒和鼠疫的欧洲人来说,用身体囤积脂肪意味着莫大的安全感,“丰满有助于生育”、“婴儿越胖越健康”是当时主流的养生和育儿观。大腹便便成为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直观体现,因为只有上层阶级才能够放纵饮食。当时人们渴望富态而不是骨感,不过,重度肥胖者依然会被称为“怪胎”。

    所谓胖子的黄金时代,也就到此为止了。13世纪末“合理的腹部”开始成为法国审美的标准之一,没过多久,连最高统治者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发胖了。

    加拿大作家托马斯·B.科斯坦以14世纪为背景的《三个爱德华》一书,记叙了比利时一带某个小国君主雷纳德三世的生平,这位以身宽体胖闻名的国王,被弟弟爱德华发动政变并夺位,囚禁在一个门窗可供正常人通行的房间,但雷纳德因为赘肉减不下来,并且继续对送来的美食来者不拒,越吃越胖,10年都没有走出房间——这则故事常见于心灵鸡汤读物和中学生阅读理解题,用以提炼的中心是“囚禁一个人的是心中的欲望”。

    15世纪,民间对英王爱德华四世之死的解读是“沉迷享乐,从不担心体形肥胖,毫无节制大吃大喝,终于在盛年中风而亡”。

    18世纪,肥胖的贵族也开始自省。路易十四的帕拉丁夫人在私信中懊恼自己的失宠是因为“从轻盈变得肥胖”,“沦落到丑陋之人的行列”。


封建帝王对瘦的偏好,通过最高规格的文艺活动向民间传达。



    同处中世纪的唐朝,一直是如今胖姑娘们最想穿越回去的理想国,但这个传说中“以胖为美”的桃花源,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

    杨贵妃代言的胖美人形象,是被后世文人加工的骗局。正史中并没有关于杨玉环体形的具象记录。诗人里最有发言权的李白,三首《清平调》,也是旁敲侧击地拿“云想衣裳花想容”和“可怜飞燕倚新妆”比拟。矮人面前莫说短,如果贵妃真胖,还把她比作赵飞燕,这不是作诗,这是作死。

    号称“诗史”的杜甫就老老实实地描述:肌理细腻骨肉匀。与杨玉环去世只隔16年的白居易写《长恨歌》,也是芙蓉面、杨柳腰的形象。

    唐朝的社会风气对肥胖相对宽容,但绝不等于纵容。杜牧见到陪酒女肥硕,写了首《嘲妓》,调侃她穿衣服浪费布料,还好心劝慰:你别担心嫁不掉,人胖就要多读书——这毒舌和戳痛处的技能,可以打满分。而诗僧贯休有一句“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对肥胖的好恶力透纸背,连出家人对胖子都如此恶意满满。

    “忘掉 10 号甚至 6 号吧,在好莱坞 2 号就是胖子,人人都想变成 0 号!”——美国娱乐台主持人琼里维斯形容好莱坞的以瘦为美。0号相当于中国服装的加小码。

    得到公认的美人杨玉环当然不可能是死胖子。李隆基选女人的品位,根据靠谱文献记载,他派京兆尹给太子李亨选五个侍妾,要求以“细长白”为标准,可以推测,杨玉环即便肌肤微丰,身材也还是高挑修长。

    可到了五代和宋元文人那里,丰满就被渲染成肥胖,又从胖派生出妖魔化。《开元天宝遗事》、《说郛》等小说、笔记甚至把杨玉环涂脂抹粉、染指甲的爱美行为写成留粉汗、长红爪的妖精。

    要说酸秀才们和前朝美人什么仇什么怨,也不过“红颜祸水”就能概括。相比这些背后的闲言碎嘴,在一个时代的胖瘦审美观上掌握话语权的,还是帝王意志。

    帝王对瘦的偏好,总是通过文艺活动中规格最高的宫廷舞会向下层阶级灌输。自汉宫飞燕后,身体轻盈到能跳掌上舞几乎成为传奇美女的标配,梁武帝的歌舞团里掌握这门绝技的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南朝一尺约25.8cm)。全民的理想身材是瘦,瘦到病态也没关系,削肩、贫乳,还要一双小脚。南唐李后主的窅娘步步生莲华,缠足之风从宫廷传向民间。

    胖瘦不再是生物学层面的概念,个体的观感被剥离了,被封建统治者垄断的审美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1980年代,美国学者金·彻宁提出“苗条暴政”并分析:男性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对自己的性别感到骄傲,女性却被引导讨厌自己的身体,渴望被矫正和塑造,这样一来男权统治便得到了巩固。

    其实“暴政”之下,男性也未必幸免。楚王好细腰,饿死的不光是宫女,男臣为了得到赏识重用也修炼小蛮腰,肥胖者还有丢官乃至丢命的风险,于是全国士人纷纷节食。但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古代的减肥方式都乏善可陈。


冒着失败甚至死亡的风险接受整形手术,没有比这更可怕的规训了。


    “看着眼前这位陌生人,他拥有某种特征的证据会油然而生,这种特征使他区别于他可能成为的其他类型的人,使他变成不太令人欢迎的一类——此人要么邪恶透顶,要么十分危险,要么极其虚弱。于是他在我们心中沦落了:一个健全平凡者由此沾上污点、受到轻视。”

    这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对“污名化”这个新概念的定义。诋毁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外貌进行攻击,而最直观的外貌特征就是胖。

    现代社会对胖子的冷酷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君主对审美观的主宰消失了,商品资本却施加了更强大的压迫。

    服装等工业迈入标准化大生产,“为了使这种复制的相同产品被所有人接受,就需要建构共同的审美观、价值观,经过现实的反复验证而让它变得理所当然”。

    时装业用超模树立了一个个苗条样板,通过传媒将“瘦就是美、就是时髦”的概念进行传播。1945年发明的比基尼对身材要求苛刻到了极限。影视剧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肥胖是滑稽的,只有窈窕淑女才拥有爱情。

    既然瘦意味着美和成功,丑陋和失败也就被强加在肥胖身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玻璃镜、摄像头和公共领域中陌生人的相互打量,让身体总是暴露在监控之下,时时刺激着胖子的耻感。戈夫曼在《缺陷》写道,一个本可以轻松融入社会关系的人,因为具有某种缺陷的特征并被他人注意到,从而也就剥夺了他的其他特征被注意的权利——换言之,在现代人际交往中,胖可能从一开始就在他人的印象中被“判死刑”,掩盖其他优点。

    肥胖有时还被粗暴地和懒惰、自控能力弱等负面评价联系,从私人问题变成公共健康议题,甚至意味着社会责任缺失。两个英国人写的《富态:腰围改变中国》提出,肥胖人数的增多已经深深影响中国,困扰着社会发展。

    赘肉无处遁形,减肥市场空间无限。20世纪以来,低卡路里食谱、开灯睡觉以燃烧脂肪、醋餐等减肥方法迭出,减肥药诞生于1910年代,烟草商也以吸烟有益于减肥为卖点推广产品,其间还出现吞食绦虫、“吃肉减肥”等稀奇古怪的花样。越来越多减肥食品和器械被推广,有人推出了团体减肥项目。

    大招终于来了,被称为“20世纪后期医疗伟大贡献之一”的减肥手术出现,先驱者威廉·斯科特医生说:“当某个
   
    肥胖病人在胖人圈中堪称‘巨大’,应该加一个术语‘病态’来强调这种荒诞的脂肪堆积造成的严重健康损害甚至短寿的威胁。不幸被分入这一范畴的人,精神、社交和经济方面都惨遭折磨。”

    基于解决健康问题的减肥手术,在极端纤瘦的潮流里不可避免地被滥用,打着医疗旗号的整形美容机构向人们展示:身材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严格的加工和设计。女性主义学者批评说,整形的实质仍是对身体权的剥夺,只不过这种“审视”被医学科技所掩盖。

    令人深思的是,即使冒着失败和死亡的风险,许多躺在手术刀下的人,都是自愿的——从古至今的“苗条暴政”里,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规训了。

    “厌食症不仅仅是指医学上的,今天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在厌食症中找到自己。”——1983年苏西·奥尔巴赫指出女性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到减肥中去,母亲的角色一方面是苗条文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苗条文化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