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的布景,江西人的生意,美国人的视角

在一座天桥抵达非洲


文/赵渌汀
<<新周刊>>第463期




    在美国摄影师丹尼尔·特劳布(Daniel Traub)的镜头里,吴永福正在寻找“猎物”。

    傻瓜相机挂在胸前,喷墨打印机放在身边,吴永福在小北路天桥上来回走动,偶尔吹个口哨拦下过路的非洲人。他手里攥着一张速印图,上面有他过去几个月里为非洲人拍摄的“天桥靓照”。他以为这样就能让那些身着“达西基”(dashikis,花哨而宽松的衬衫或套衫)和“卡夫坦”(kaftans,长袍)的黑肤色国际友人心动。
穿行在天桥上的非洲人向他微笑、点头,有的搞怪地吐出舌头做出鬼脸,但一个上午过去了,没人愿意让他拍照,并为此付出10元一张的“留影费”。

    吴永福回头向丹尼尔苦笑。丹尼尔摁下暂停键,向吴永福做了个“Fighting”的手势,然后盖上镜头盖。
丹尼尔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来小北路天桥了。自2005年起,每年夏天他都会从费城飞到广州,扛上相机就往这里奔。地处越秀区的小北路天桥,也许是广州这座城市里辨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里每天往来最多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裹着头巾身着大褂的非洲人、印度人和中东人。

    丹尼尔希望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在广州的外国人。但他后来发现,镜头里不时会有几个中国面庞“乱入”。这些人总会见缝插针地拦住外国人,希望他们拍照留念,一张10元,背景自选。这个群体让丹尼尔更感兴趣。他索性改变了拍摄策略:吴永福们用相机为非洲人拍照的过程,被丹尼尔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透过相机镜头,丹尼尔看到了中外文化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异国故事,以及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边缘徘徊的底层群体。


“小北在广州的非洲人分布版图里占据中心位置。”


    第一次来到小北路,丹尼尔觉得有点“分裂”,但足够有趣。“支离破碎的旧街区与繁华现代的摩天楼遥相呼应,觉得这个地方分裂而又神秘。”穿过细窄狭长的童心路,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四层高架桥。登上二层的人行天桥后,丹尼尔第一次感受到广州带给他的视听震撼:天桥贯穿起淘金和小北街区,天秀大厦和新华大厦分居天桥两侧,透过繁茂的树丛,广东电视中心在正前方出现。而高架桥的三、四层,车辆或停滞或飞驰。有时听见猛踩油门的一声巨响,丹尼尔会下意识捂住耳朵。

     丹尼尔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他是美籍华裔,母亲是贵州人,父亲是美国人。他从小就受母亲影响,在费城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他酷爱摄影,研究生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这个东方超级大国在发展历程中的社会变革。1998年起,他来到北京、上海等城市,通过拍摄大都市的城市边缘,展现城市与乡村、富裕与繁华间的中间地带。2005年,他被小北路天桥上的异国元素震撼。“小北一带竟然有这么多外国人,尤其是肤色明显、穿戴夸张的非洲人,这在其他城市闻所未闻。”

    非洲人与广州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那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在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商的非洲人大规模转移到广州。他们从背包客做起,在服装批发市场里一通“扫货”后将货物打包运回非洲。

    “小北在广州的非洲人分布版图里占据中心位置。”丹尼尔说。从小北到广州传统服装批发市场——白马市场,地铁只需一站,步行则15分钟左右可到。非洲人的住处集中在宝汉直街、天秀大厦、花果山、麓景路、下塘西路等地,于是小北过街天桥成为他们去往市场的必经之路。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李志刚表示,小北区域如今已经让非洲人的生活具有“社区感”,这在广州其他非洲人聚集地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说说你在广州的故事和在小北行走的感觉。”


    “外地人的你坐火车来到广州,如果蒙上你的眼直接把你带到小北,睁眼之后你很可能觉得自己抵达的是非洲。”

     查阅《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后可知,广州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广州市公安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在穗的非洲人约有1.6万,来自非洲54个国家。根据广州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些非洲人中超过八成自认“中产”,九成以上在小北、淘金一带从事服装贸易批发生意,六成人认为来广州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物美价廉”。

    这让丹尼尔充满好奇,“像记者一样随机找人采访”。丹尼尔希望通过和往来于这座天桥的外国人尤其是非洲人交谈,描摹出一幅在穗非洲人的群像。“有个叫Sa Bim Ma的利比里亚人,看到我在拍照很兴奋,和我聊完在广州的生意后,也凑到镜头前看。”丹尼尔回忆道。虽然一些非洲人的英语表达并不流利,但丹尼尔坚持让受访者自由表达。“有人说‘我只会说法语,你可能听不懂’。我说:‘那你说吧。我先给你拍张照再录,然后你说说在广州的故事,在小北行走的感觉。’”

    2015年,丹尼尔把在小北路天桥十年拍下的照片,做成了一本名为《小北路》(Little North Road)的画册。从宝汉直街登峰社区街边吆喝的个体商铺,到天桥上桥口步履匆匆的上班白领,再到一个个身着奇装异服的非洲人、中东人和阿拉伯人,这本类似“解码小北路”的画册呈现了“巧克力城”的本来面貌。“不过我的镜头里并不只有异国故事。”丹尼尔说。


“东南西北中,发财来广州,原来给外国人拍照也能赚钱。”


     吴永福的出现让丹尼尔的拍摄进入另一个维度。这个三十出头的江西人2009年起开始在小北天桥上为外国人拍照,价格视顾客而定。“那些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我就收20元/次;戴头巾披长袍的就10元,做人还是不能太贪。”

    吴永福2003年来广州打工,“在一铝厂做门窗加工,没干长就跑了”。2006年,他在闲逛时发现天河北的中信广场附近常常聚集大批外国人,于是买了个单反相机,天天在中信广场给外国人拍照。但生意并不如意。

    2009年,久闻“小北非洲城”大名的他来到小北天桥,望着往来不断的黑色移动大军,他放心地点点头,开始和妻子每天在天桥上驻守:他拍照,妻子守着喷墨机打印。生意渐渐兴隆,妻子把湖南老家的妹妹喊来一起做事。妹夫曾宪芳正为生计着急,听闻在小北拍照卖能赚钱,二话不说也来到广州。

    “说实话我对摄影并不感兴趣。”曾宪芳直言不讳。在小北天桥上,他曾搬起板凳,翘起二郎腿看着吴永福招揽顾客,并对此不屑一顾。但每当结算月收入时,吴永福到手的8000元令他暗羡。于是他默默地关注吴永福如何与非洲人打交道。“后来发现非洲人其实特别爱显摆。他们都是独自在外,你给他拍照,他们确实愿意把自己光鲜的一面展示给别人。”曾宪芳开始跟着吴永福学习摄影,怎样取景,如何打光,怎么表述才能让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来拍照。“比如独行的非洲妇女一般都有小孩在非洲,你跟他说‘photo send to baby’时,她会心痛,也更会心动。”
 
    吴永福和曾宪芳的拍摄经历被丹尼尔一一记录。他不愿意错过这些天桥摄影师为外国人拍下的每一个瞬间,尽管在吴永福们看来,拍照只是他们解决温饱的手段。他央求吴永福们不要将拍过的照片删除,然后递给吴永福一个500G的移动硬盘。丹尼尔说:“我告诉他们我的(出书)计划,我承诺在书中用他们的照片,并和他们共同署名出版。他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吴永福和曾宪芳并不指望能出书立传。在他们看来,能在大城市广州立足已实属难得,“东南西北中,发财来广州,原来给外国人拍照也能赚钱”。他们延续了外地来穗流动人口的共性:干完就撤。2011年,与妻子、家人闹翻的吴永福决定离婚,如今他已回老家陪伴家人;2014年,曾宪芳的身影消失于小北天桥,“想带老婆回家开个人摄影馆,先做做看”。

    2016年年后,小北天桥上再次出现一个身影。骆如萍(化名)在天桥两端健步如飞地推销着拍照业务,她的丈夫端坐在天桥中央,不疾不徐地守着台喷墨打印机。“您认识曾宪芳吗?”“怎么不认识,我就是他介绍来这儿的。”骆如萍抖了抖手中拎着的速印照片,“他是我妹夫。”


“城市不再是高高在上,城市也可以和地面如此靠近。”


    “小北天桥天天都在那里,就像国际交流融合的一座天梯,在广州城市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界定着这座城市的开放尺度。”在《小北路》的序言中,丹尼尔道出了拍摄小北天桥的十年感悟。

    这并不是丹尼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非洲人。2005年,他去了趟卢旺达和肯尼亚,通过拍摄当地的社会风土人情来完成一个影像计划。“我妈妈是搞艺术的,当时她在卢旺达为屠杀事件设计纪念碑。是她告诉我,人一定要对底层社会疾苦保持悲悯。”

    1998年研究生毕业后,丹尼尔从美国来到中国,出于对中国社会的兴趣,他开始遍访每座城市的边缘空间,扛起相机记录下富裕与贫困的一尺界限。1998年至2005年,他在北京城乡间完成“简体字”(Simplified Characters)摄影项目,以街头即景的形式呈现出帝都的AB两面;接着他来到上海,专拍外来民工和他们的棚户区生活。2005年,在广州目睹小北路的“巧克力王国”后,他立刻动了拍摄图片+视频的念头。“我去过广州很多地方,珠江新城、天河商圈,有着很高大、很繁华的楼宇。但是由外国人到来所带来的问题、困境却被人忽视。”与CBD里林立的高楼相比,丹尼尔更愿意去“城中村孤岛”冼村、“巧克力王国”小北这样的地方。
    “这些城市边缘的存在让我突然觉得,城市不再是高高在上,城市也可以和地面如此靠近。”

    更令他动情的是城市边缘的底层群体。“我惊叹于吴永福和曾宪芳们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流动人口,但他们却在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城市边缘区域做着了不起的事情。”在去过吴永福和曾宪芳曾经的处所,位于童心路小巷的牵手楼平板房后,丹尼尔觉得自己对小北和广州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所有人都愿意在小蛮腰和海心沙面前合影留念,但有多少人肯在小北天桥下的牵手楼旁边拍个照?所有人都在讨论珠江新城里又盖了几栋楼,但没人去了解吴永福、曾宪芳他们的异乡故事。”

    2012年的某天夜里,丹尼尔在小北天桥上点了根烟,站了许久。镜头里依然是曾宪芳忙碌地招揽顾客,但得到的多半是摇头和白眼。“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所有人都被拽着向前走。我觉得我们需要时不时回头关注一下那些掉队的人。”说完他盖上镜头盖,对同样望着他的曾宪芳微笑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