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殉道者大同大张:“45岁是我的忌日”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463期




    “真理的诱惑使我天真了35年。” “人类为什么不能返回童年?我们被当作物质而走到今天,我们又要成为精神而走回过去。”2015年12月30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大同大张”展览上,这位已故艺术家的生前手稿,连同画作、装置等进行展示。

    大同大张本名张盛泉,生于1955年,山西大同人。由于身高1.9米,人们称之“大张”,后来他在艺术圈索性以“大同大张”为名。2000年1月1日,“追求真理大半生”的他,选择在千禧年之交自杀辞世,终年45岁。
15年后,大同大张冥诞60周年之际,在“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的支持下,他“迟到的”首次个展终于得以实现。“我一直在寻找80年代自由精神的源点,找那些最先觉醒的人。我所认定的,大张是第一人。”展览的学术主持、艺术家温普林说,“中国当代艺术30年中,大同大张是一座非常罕见的精神坐标。当然,他也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 策展人臧红花则表示:“大同大张是个智者,今天发生的一切他早就了如指掌。”
大张生前写道:“艺术应是不得不为的事。是艺术家心理暗伤报复性的发泄,完全是个人的事。也是不考虑后果的事,如果后人对你进行公正的评价,多半也是出于偶然。”
 

“我承认我是个很老派的人,出生在那个年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也许天生后脑勺就长有反骨,那在血液深处的变异,动不动就会叫嚣发作……”


    照片上的大同大张让人过目不忘。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直到辞世,终身只穿绿军装上衣和蓝色劳动布裤子,冬日穿三接头黑皮鞋配军大衣,夏季则穿黑色懒汉鞋,剪去前端露出脚趾。在一份他写于1995年的“艺术方案”中,大张这样描述自己:我现在40岁,身高1.9米,宽肩,瘦削,鹰钩鼻,基督脸,能说纯熟的重庆话和普通话,男中音,音色纯正,如洪钟一般,有很强的煽动能力,才智、阅历都不差。

    当年那个方案名为“变性手术”,即每个人都有选择性别的自由,性别不单是一个生理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他写道:“手术后我将打扮成一个欧亚混血女,身披黑斗篷,在全国各地穿行,去造访每一个有异端想法的艺术家,不管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们讲我的非凡经历,并让他们看每一个手术部位……我要用我超过神的爱去激励年轻人去实现他们天才的怪念头。”

    这只是大同大张无数个“艺术方案”中的一个,这些未必实施的方案,无论多天马行空,都指向一处精神内核:他认定艺术是超越时空、超越性别、超越生死的。在大张死后,他那些鲜活的艺术理念与哲学思辨,才为更多后人所知所悟。

    1970年,大张曾在中缅边境边防部队服役三年,在铀矿附近阴冷潮湿的山洞中受到过辐射,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等终身顽疾。1974年复员后,他开始了自我教育的历程,自学声乐、钻研文史哲,1980年调回大同又自学绘画、研究艺术史。1983年他结婚,但四年后随即离婚,写下:婚姻是连对方的灵魂也要咀嚼吞下的一种屠杀。

    温普林认为:“那一代人共有的英雄主义、悲剧意识在大同大张身上非常突出。”大张在当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承认我是个很老派的人,出生在那个年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也许天生后脑勺就长有反骨,那在血液深处的变异,动不动就会叫嚣发作……与新生代不同,我们对人及其生活总保持一定距离,更愿意表现一种道不明的蠢动与诗意,像一根挺立在大粪上的旱葱,对人性的关怀似乎还伴随着一种恶作剧。”

    受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潮美术的影响,1987年,“不安于现状”的大张在大同发起五个人的现代艺术团体“WR小组”,“WR”为“五人”的拼音缩写。另外两位核心成员是朱雁光和任小颖。朱雁光曾回忆1983年初识大张时,问他是画什么的,大张回答“我研究艺术史”。朱雁光很不以为然,心想:这个大个子没什么画可以拿出来展示,就玩玄乎的吓人。但他后来感触到,研究艺术史并非大同大张的一句空谈,他从一开始就把握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几乎没走任何弯路,就直奔现代艺术的核心——精神的反叛。

    大张在1980年调入大同建设银行,具体工作是工程预算,算是稳定的好工作。但做职业艺术家一直是他的理想,他曾写道:“在今天国内大部分人仍在追求所谓的新语言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搞反语言了。”当时他们在云岗石窟一带的展览叫“与纽约隔洋相望”。

    弟弟张小泉后来在大张的遗物中,发现大量他创作于那段时期的画作和笔记,在一些自裁的竖形“银行票据交换清算表”背面有速写的线条勾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任何艺术品都必须提出一个按自己的方式重建世界的问题”、“艺术家必须永远是极强大的逆流”。


大张一直在精神上与自己较量,他的艺术哲学是:与其走向精致,不如走向野蛮。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让WR小组迈出了重要一步。1988年年末,大张在大同从电视上看到了温普林拍摄的纪录片《大地震——包扎长城》,振奋不已,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北京”,WR小组“完全可以和世界对话”。1989年年初,大张又在美术报上看到中国美术馆将举办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消息,WR小组“顿时惊呆了”,决定进京,“我们不能没有态度”!

    在大张的态度里,他的艺术哲学是:与其走向精致,不如走向野蛮。

    于是,那一年的2月5日,中国美术馆突然出现了一高两矮三个蒙面的“白衣人”,惊起了一片哗然。这是大同大张和朱雁光、任小颖的行为艺术,他们效仿古人披麻戴孝的样子,要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吊丧,“现代艺术走进殿堂,供人朝拜,就走向了死亡”。朱雁光回忆:“当时,那闪光灯不是‘咔咔’的,而是‘哗哗’的,我有一种总统感!”这个行动留在了艺术史上——它和“大生意”、“洗脚”、“等待”以及肖鲁用枪声做的“对话”等共七件行为作品,被温普林记录拍摄成《七宗罪》。

    大张像是又为自己做了一次精神洗礼。WR小组也开始认真考虑“是留在大同还是去北京发展”。否定艺术展览方式的大张,极度渴望一种艺术的较量——一种只能产生于真正的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心理较量。1992年和1993年,WR小组两次前往北京举办展览。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画廊,规模不小,来人却寥寥无几,第二年选择在圆明园外的阿芒拿画廊,可现场被关闭。大张愤然题下大字:WR展览因故取消。如今,这张旧日的“手写大字报”和大张过往的艺术经历,都被展示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

    大张一直在精神上与自己较量,就像他写在书桌墙上的“我一生都在寻找敌人” 、“艺术是故意的,毫无真诚可言”。 1993年后,WR小组近乎解散,大张开始了他的“艺术精神实验”。他放下绘画,开始自行编辑刊印《邮寄艺术》——将自己的艺术想法设计成方案,每期邮寄给全国主要城市重要的批评家、艺术家人群,其中包括圆明园、东村、宋庄。1994年,他把“邮寄艺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装置、行为的草图,他称为“东西”,另一部分主要是诗歌、艺术笔记和艺术方案,冠以“右兵卫”之名。后来,收集整理这些前卫艺术档案的温普林说:“数量大得惊人,大张就像一架燃烧的思想机器疯狂运转着。”

    产生于个人头脑中的东西就那么可信吗?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自己的?大张为此曾写下《坦白宣言》:“从1997年7月1日开始,我所有作品、草图或任何想法,别人都可以实施,或按自己的想法任意修改(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谁最先做出来署名权就归谁。”

    去世15年后,大张“头脑中的东西”首次进入博物馆,像穿越时空的“二次邮寄”。其中,《恐惧数学》、《追问秤杆之重》、《杀无赦》等四件作品,完全按照他当年的方案实施成为装置作品,署名:大同大张。


我们要不要称自己是一个“自明者”?诸位,有谁真正见过森林?真正的觉悟者是一匹老马,闭上眼走就是了。


    思考之外,大同大张其实从未停止行动。在“邮寄艺术”同时,他也在“行为艺术”着。1996年前后,大张在大同一个煤场的空地实施了一系列行为艺术,包括《太阳雷区》、《史前生灵在北京下蛋》、《给鸡蛋注射胚胎液》等。他还在大同火葬场旁边的一个河滩上,用泥沙挖出一条船的形状,并将一只死兔子置于船中,命名作品为《返回莱茵河——捎回博伊斯的兔子》。那年,正是德国艺术家博伊斯逝世十周年。
也是那一年,大同大张一生中最重要的观念作品《渡》诞生了。1996年8月,美国策展人贝特西·达蒙与戴光郁等人合作,在拉萨实施名为“水的保卫者”的艺术活动。戴光郁提议邀请了大同大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受邀参加大同之外的艺术活动。

     在拉萨大桥上游的河边,按照大张原定《渡》的计划,他将背一只羊过河,然后杀之并埋葬。“背羊过河即为渡,有普度众生之意。杀羊即为超度,有轮回之意。在这个艺术的层面,人和羊平起平坐,杀羊无异于杀死我自己!”大张属羊,他对自己的属相格外在意,甚至对“羊的基因”——软弱、无辜、生性胆小——表达过厌恶。然而,作品《渡》却因为北京艺术家宋冬的强行介入,而未能最终实施。大张要杀羊,宋冬要护羊,现场僵持三个小时后,大张把藏刀往空中一扔,刀落河中,他大吼一声:“作品失败!” 羊被放生了,像脱缰的野马,劈河而逃。

    温普林分析这件作品:“大同大张的本意,是关乎彼岸、得救、牺牲,跟乌托邦的幻想有关,忽悠你度过苦海到达彼岸,但未必就是美丽新天国。”当年目睹了全过程的戴光郁则认为:“大张的艺术里有一种死亡美学,它包含了宗教精神、道德、政治跟人之间的关系。大张明明知道佛教最忌杀生害命,他却决定有‘杀生’之嫌的《渡》必须在西藏实施,其良苦用心不难窥见。”

    这场关于《渡》的沸腾式讨论消退之后,大张在大同他的“垃圾宫殿”(他的书斋)中“安静地振奋”了一段时间。他写下:作为在精神与哲学成人的第一步,就是自我封闭起来,再者就是把手伸进虚无,在那里抓住一个存在。他的书架上,快被他翻烂的两本书是《海子诗全集》和《美国自白派诗选》。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大张写道:“我认为海子等人非常了不起——死于绝望的也是壮烈的!至少他们敢于正视它并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去企图超越,何等壮哉!说到现在——我们似乎接近了中国式的,不!也应该是人类的精神苦难!——这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如何在凡人中生活。”

    大张确实自命不凡。他曾与WR小组成员多次提到过艺术史中的魔咒:“天才死于37岁,拉斐尔、卡拉瓦乔、梵高、莫迪里阿尼……”那时大张刚过37岁,他对兄弟们说:“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是赚了的!”“45岁是我的忌日。”他也在1977年写下:“我们要不要称自己是一个‘自明者’?说起来真可笑,自明个甚?诸位,有谁真正见过森林。真正的觉悟者是一匹老马,闭上眼走就是了。”

    1998年年末,大同大张的朋友朱雁光、任小颖、片山、戴光郁、刘成英、宋冬、岛子等人都收到了一张他寄来的照片:大张面部变形了,眉宇间拧成一个大疙瘩,嘴上有很多白沫子(后来知道是牙膏沫),一只手直指前方。上面题记:我看见了死亡。

    一年后,艺术家片山发传呼给大同大张,告之在千禧年到来之前,要把自己封在大沙漠的黑匣子中独自闭关七天七夜,希望请大同大张做他的守夜人。大张拒绝了,他回复说:人类跟我没关系了。

    2000年1月1日,大同大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遗物笔记中,有这样的话——死很平常,但死亡却很庄严。人类就是在死亡中看到生命意义的。海子选择在复活节那天自杀,大张选择在千禧年第一天自杀。他曾写下:要走,就得悄悄地走,走得像抹掉大地上的影子一样,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