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进化更接近世界的本质


文/杨杨
<<新周刊>>第464期




    “高晓松说过,多看自己两倍的人,是妄人;多看自己一倍到正常的人,是正常人;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没有——最后一句我加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特别容易把一些概念对立起来,但事实上,这些概念本身并不对立,它们只是一个链条上连续性的不同阶段。

     比如,我们常说“老年人”和“年轻人”,好像他们的思维不一样,其实这不过是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并不因为身体状态不同而不同,更多是因为经验、学习状态不同而产生的不同。

    “技术”和“文化”也是一样,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从本质上看,“人的感觉”和所谓“大数据”都是信息量。人的感觉是什么?是人脑中1000多亿神经突触之间的base在一个个数据基础上的信息交融,这些数据大到让你无法计算,我们只能概括为“人的感觉”。

     与“人脑”相比,“人类”能产生的数据量还太小,所以,我们现在通过人类在某一方面产生的数据量去做推论和分析,还不足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自古以来,我们还是更相信人脑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暂时无法被具象和统计,就会随经验沉淀成一些感受。人类就是这样,口口相传,通过文字和语言一代一代地把经验积累下来,才成了今天这样。这是我的技术观,其实也是我的科学观。


我是一个新达尔文主义者。


     我们现在做互联网视频节目,会用一些基础的技术,可以看到在哪个时间点上有多少观众流出,然后根据这些反馈对节目进行修订——这个思路是对的,但也有问题:如果是剧情片,剧情是发展的,你怎么能确定这一刻的数据对你的下一刻有帮助?如果是环节性的节目,每一个环节又因为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而不完全相同。毕竟,人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所以,来自技术的反馈肯定有参考价值,但如果过于强调这一价值,那就更像一个噱头。

    而且我觉得,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的经验,看一眼,基本就知道什么地方好笑什么地方不好笑。我们自己也是观众,而且是经验更加丰富的观众,如果一个节目看下来,还要依赖数据才能看清楚哪里是高潮点,那也甭干了。

    我有智慧追求,但我没有智力优越感——因为我生活中遇到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常常感到智力自卑——但有智慧追求总是一件好事,就像王小波写过的:“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红楼梦》是一部好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在不同年龄、不同心境下,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都能有所得。青春期时,看不懂人情世故,看不懂每个人言语里含的机锋。后来进入行政体系,就会发现,有的人说话很有技巧,既委婉表达又透着客气,还存留了自己的软中带硬、绵里藏针,就会觉得,这也是智慧啊,就像书里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读多了,每次看都会发现新的东西:原来这里还有一道沟回,真正是“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

    我是一个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进化”更接近世界的本质。新达尔文主义有很多里程碑式著作帮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比如《自私的基因》、《神秘的舞蹈》,都从特别聪明的角度分析世界。

    这样归结起来,有点像开书单,又好像我的阅读经历里只有这些。事实上,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书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本书叫《重画世界》,作者提到一个观点:世界是因果偶和的世界,凡事肯定有因有果,但是,偶然性或者说“因果前提下的偶然”,可能才是决定性因素。


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


    18岁的时候,我去了国外读书。今天回想起来,其实是跟下一代的人很难解释清楚的一种被动:今天的年轻人说“我要学这个”,我们当年,上世纪80年代,主动选择的余地没有这么大,不过是找到一种上学的路径——有这几类专业能读,你选哪一种。当时我选了计算机专业,以今天来看还是非常浅的,跟现在的技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我来说,不过是受了一些逻辑思维的训练。
 
    那时候发展路径其实很窄,不知道在国内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在国外能干什么。

     20多岁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适合说话。当时看到胡瓜主持的《金曲龙虎榜》,他反应特别快,而且不邪,是一种很健康的喜剧形态,我相信这个人内心是充满阳光的。我就想,哎呀,说话可以如此有趣,就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反应和他差不多,所以,后来当别人认为我能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愿意尝试。我其实是从访谈节目开始的,主持的第一个节目是湖南台的《有话好说》;到了央视的《挑战主持人》,开始积累控制现场的经验。
 
     当时基本都是被动选择的。《有话好说》被停掉,我回了北京,有朋友刚好在做贵州台的游戏节目《世纪攻略》,关正文老师在节目里设置了非常复杂的游戏规则,让我在办公室模拟这个游戏,把复杂的规则给别人讲明白了——他觉得我脑子够清楚。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节目。与此同时,他向《挑战主持人》的导演金越推荐了我,金导演很信任关老师的推荐。我当时还很胖,又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节目,金导演说,你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你就信我的。就这么一路做下来了。

    “被打压多还是鼓励多”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的经历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选择性记忆”让不同的人记住不同部分,有的人会过多记住那些自信的时刻,我们称之为“妄人”。高晓松说过,多看自己两倍的人,是妄人;多看自己一倍到正常的人,是正常人;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没有——最后一句我加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信奉一句话——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所以我认为,所有人讨论和认知的马东,至少跟我内心是有些距离的。我不太愿意看过多的这种评价,因为当你发现这种距离的时候,人都会有种拧劲儿,觉得凭什么,你们误解我——但是,误解是世界的真相,所以,就让那个误会的存在自然存在,也让我这个存在自然存在。

     很多东西,年轻时想不到——我没法跟你表达,因为你想不到。现在可能会顾忌更多,因为是带领一个团队工作,要把团队变成有机的力量和组合,所以妥协会更多;但可能“坚持”也因此变得更多。很难讲。

     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复杂的,都不可能用单一的颜色描述。我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那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过程即奖励,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总结、概括自己,或者用文字的固化形式去描述自己,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我可能还会持续地变。


马东答问

    问:《奇葩说》里很多辩论话题既日常又尖锐,是怎么定下来的?

    答:我把关很少。基本都是节目组定,编导也会拿去和另外两位导师沟通,我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要做这个,要不要换一种提法,如此而已,不会超出主持人的范围。

    有时会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调整。我们做过一期“要不要救贾玲”,其实就是典型的“电车难题”,对这个问题的具象化是康永哥的意见。他提到一个电影里,一群人讨论到底要不要为了救一些人而炸死另外一些人,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伦理问题。


采访手记

    米未办公室里有两只猫。马东没听过那个“猫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标配”的段子,他只是觉得,这样小朋友会更愿意来办公室,比提供早餐好用。会客室里最醒目的是一幅字,是马东的父亲马季先生写的:“土厚易植,人厚易交。”

    做访谈节目出身,有阅历,重逻辑——和马东说话要小心。他对语言敏感又谨慎,过于随意的表达可能会被他指出。比如,说到第一次录制节目的经历,他说不是“滑铁卢”而是“棒槌”:“‘滑铁卢’的意思是说你以前做得挺牛B的,结果折了那一下,那叫‘滑铁卢’。那是我第一次录像,就应该是个‘棒槌’,我要上来就不是棒槌,那我就是天才了,但我不是,都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很正常。没做好,那就慢慢学着做呗。”